三是晋北地区。这里自古以来是塞外，从秦汉至明清，一直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作为中原华夏族的晋与北方游牧民族毗邻接壤、交往频繁的地域，他们之间或是通过征战侵伐，或是友好往来的形式，在政治、经济、思想观念及民俗风情方面进行着长期不断的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因此奠定了三晋文化的基本格局，即中原农耕文化同北方游牧文化的二位一体，从而，使山西晋北的民间舞蹈呈现出粗犷豪放，凝重古朴的风格。《踢鼓秧歌》代表了晋北舞蹈的特色。该舞在表演形式上，既继承了汉族的传统，又保留了蒙族风格，将胡汉两种文化糅合在一起。在表演中，踢的力度，拧的狠劲，具有草原生活粗犷、强悍的风格，而走的沉稳，扭的自如，又体现出农耕生活稳定、延续的特点，是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融合形成的三晋舞蹈文化。
山西民间舞蹈虽有南、北、中之分，但有共同的总体特质。在其表现形态上，有本质上相同的艺术特征：
（一）民族生命与生存的情感宣泄。山西位于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十年九旱”给三晋人民造成恶劣的生存环境，在被水制约和与水抗争的生存活动中，他们的民族心理指向能呼风唤雨、吉祥如意的神灵身上，因而，大多数民间舞蹈都不同程度地参加了当地的庙会和祭祀活动，在这些沉重而神秘的礼仪中，人民以集体的力量向大自然做出顽强的抗争，以表达人对生命、生存所作的巨大努力，使“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思想在这里得到悲壮的体现。特别是在山西的鼓类舞蹈里，充满了近似原生态的生命体验，那发扬蹈厉的舞姿，震天动地的锣鼓声，汇成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完美地展示了山西人民雄浑壮观、崇高的整体力量。
（二）集词、乐、舞于一身的综合能力。在山西民间舞蹈中，无论是载歌载舞的，还是歌舞相间的，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集词、乐、舞于一身。词的演唱，具有触景生情、即兴赋词、出口成章的特点。流传至今的歌词，大多是在每次的演唱中，被观众认可，经过淘汰、筛选出来的艺术精品，继承了《唐风》、《魏风》“情发于声，讽喻时政，咏叹劳作”的现实主义精神，也体现出文学对舞蹈的熏陶。音乐与舞蹈的配合，主要有两种：其一是乐器作为演员手中的道具，边击乐，边变换出各种动作；其二是乐器配合舞蹈起伴奏作用。如“锣鼓点”与动作是丝丝入扣的配合，“唢呐曲牌”与舞蹈是形神意合的烘托配合，“弦乐曲谱”与舞蹈是相辅相成的伴奏配合。
（三）武术与舞蹈融为一体的崇勇尚武之风。山西素有“表里山河”之称，历来是军事要地，这里的人崇勇尚武之风久而沿袭。所以，徒手拳术，刀枪剑戟，自卫防身之习颇为盛行。清代，仅朔县就有“武房”120个，武举40多人。“武房”与“舞房”结合，舞蹈与武术相融会，形成了既有舞蹈韵味，又有武术气势的山西民间舞蹈。这些舞蹈集中地体现在“武技类”中，如《火流星》、《剑舞》、《刀舞》、《节节高》、《霸王鞭》、《高跷》等。
（四）戏剧与舞蹈结合的表现情节功能。山西享有“中国戏剧摇篮”之誉。在金元时期，晋南平阳的戏剧活动就颇为盛行，金院本、元杂剧演出遍及城乡，至明、清两代，又是梆子、乱弹等地方戏曲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地。受此影响，在山西民间舞蹈中，吸收了戏曲人物形象来造型，设置了各种角色、行当的动作和姿态，为舞蹈表现情节奠定了基础，从而构成了舞蹈表现情节的艺术功能。
在三晋文化氛围中孕育，在三晋文化土壤中成长，山西民间舞蹈周身奔涌着晋文化的血液。正由于它所具有的三晋地域文化特征，明显地区别于其它民族、民间的舞蹈形式，成为中华民族舞蹈百花园中一株别具一格的奇葩。
山西民间舞蹈的艺术特色
山西民间舞蹈是一门历史悠久、规模宏大的古老艺术，它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舞蹈体系，具有自己鲜明的艺术传统，具有自己独特的美学规范和性格特征。
民间舞蹈产生于人民群众之中，民众是自己艺术的创造者。人们在劳动、传授生产技能，或祛病强身，或欢庆、娱乐、自我宣泄时，情之所至，不觉手舞足蹈，经过一代，甚至几代人的不断加工、丰富，使之逐步完善，并流传下来。每一个民间舞蹈，都是凝聚着千百万人心血的艺术成果。虽然，它不署个人的名字，但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人民、土地、生活，赋予它一种本质的、内在的、独特的气质和力量。自然环境、现实的物质生活，历史文化、传统观念、审美理想、思维习惯，这些多成分、多层次的有机复合构成了山西民间舞蹈的总体特征。
山西民间舞蹈是用节奏的人体动作为媒介的表演艺术，舞蹈的形态、动作、姿态、造型构成了它独特的艺术特征。
（一）“扭”的动律。“扭”是山西民间舞蹈最基本的特色。通常，人们把民间舞蹈俗称为“扭秧歌”。一个“扭”字，形象地概括出了它的动律特点和形象特征。在扭时，舞者充分利用腰、膝、胯的运动，配合臂、肩等的变化，形成了以腰为轴，灵活多变的扭动，显示出三晋人粗犷豪放的性格。有的民间艺人在扭时，情不自禁地摇起头来，轻摇、轻晃、微微地颤，这种动态传神地体现了三晋人民乐观向上、悠悠自得的精神面貌。而女性在扭时，略带羞涩，头略偏，含蓄地微笑的神态，则传达出她们的温柔、纯真、内美的女性特征。在这里，每一步的走，身体的扭，头的摇摆，一招一式，一静一动，都有着独具的神态。
（二）“线”的流动。田垅、河流、山间小道、成行的庄稼，是农民心目中“线”的自然生态美，将这些田园风光融入艺术风格，山西民间舞蹈表现出流动的艺术运动线。山西民间舞蹈的图案精致优美、队形丰富多变，约有几百种，表现题材广阔，有民间祭祀，人情风物，古代军事阵图，飞禽走兽，自然景观……这些图案是由舞队移动场地，变化位置而形成的流动线条构成的。庞大的舞队，在领舞者的带领下，从头至尾流畅通顺，浑然一体，层次清晰地变幻出各种样式的图案。其中，灯队的那闪烁明亮的流动线又别有风味。舞者持灯而舞，在运动过程中，线条的盘旋、往复、曲折，使直线和曲线有机地结合起来，而线条的疏密，聚散，交错移动的结果，构成了点线相接，清晰明亮的一组组活动画面，呈现出扑朔迷离的美。舞龙，也体现出线的流动，在龙头的引领下，众人统一于一种节奏中，龙头、龙身、龙尾协调一致，左右翻腾，上下起伏。在流畅、有序的线的律动中，舞出一条活灵活现、翻江倒海、象征着民族精神力量和磅礴气势的巨龙。
（三）“情”的神韵。舞蹈艺术本身就是一种表达感情的艺术。以情动人，以情感人。“情”是山西民间舞蹈生存的根基。民间舞是群众自己的创造，是情感发展到极致时的身体表现，也可以说民间舞蹈是为了发泄“情”而产生的。“自娱性”、“即兴性”在山西民间舞中，就是“心声”的流露。舞之于心，动之以情。情感作为舞蹈创造的内驱力，孕育了舞蹈动作。根据情感的起伏、闪现，即兴创造出舞蹈动律的神韵和意境。这种神韵既包含外部动作、造型、手眼身法步的表现，更主要的是内心情感、内在气质通过外部动作、造型得以展示。“以情带动，动中有情”，使山西民间舞蹈不尚雕琢而在真挚中见性情，不事文饰却在朴素中显光彩。从而，使舞者的表演不仅在形象上焕发出美的光彩，而且在意蕴上呈现出对美的崇尚，使动律涌动着生命激情，富于强烈的艺术生命力和感人的艺术魅力，达到情景交融，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
（四）“丑”的美化。在山西民间舞蹈中，塑造了许许多多的美好人物形象，然而，在舞队中，常常还要设置一个或数个面目丑陋的人物。如“傻女子”、“愣小子”、“赖老婆”、“丑汉”等，他们的扮相以丑、怪为主，手拿笤帚、笊篱、拨浪鼓、白菜根等，动作和场位都非常自由，可与围观者随意戏逗，甚至将水泼在人们身上，将草撒在人们头上，而观者不仅不恼，反而以此为乐，以此为荣。这种以民族性格中的劣根性为代表的丑角，与民族精神中蓬勃向上的众美形成鲜明对比，在美丑同行，美丑同步中，在观者幽默、讽喻的嘲笑中，鞭挞着生活的丑恶，让丑自我否定，自惭形秽，由此引起观者内心的警醒与艺术自觉，唤起丑角内心的良知与向昨日告别的决心，从而，使人们在心理上获得一种升华，一种美的渴望与追求。
（五）“道具”的妙用。运用器具作舞是山西民间舞蹈的一大特色。从大到10余人共舞的龙灯，小到1人套在手指上摇动的虎撑，山西民间舞蹈普遍地运用形制多样，品种繁多的道具。有时，这些器具只拿在手中，无多大动作，主要用来表示所扮角色的身份。如“伞头”、“货郎”等。有的器具用来夸张艺术形象，如高跷是腿的延伸，面具是脸部表情的夸张，绸是手的延伸，而牛、虎、狮等则是艺术形象的夸张。有的是用来增强艺术效果的，如各式工艺制作精巧的彩灯，依照生活原型制作的车、船、轿等。道具与表演者巧妙结合，创造出非凡的艺术魅力，如《跑竹马》、《跑驴》、《老背少》、《二鬼摔跤》、《背棍》、《抬阁》等，舞蹈中的道具，大大增强了表演的艺术效果。有的道具是用来作舞的，如手绢，扇子、红绸、鼓、灯等，表达了舞者的情感，增强了舞蹈的表现力。巧妙地运用道具，给山西民间舞蹈画龙点睛，使其锦上添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