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是我竟没得罪什么人，被我动员做了绝育或流产的妇女过后见了我都很亲热，又说又笑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为什么呢？这一方面大概跟我只是做思想动员工作而不行使权力有关，最后决定绝不绝育或者罚不罚款的权力在大队的最高领导，我只是一个执行任务的工作人员。在做思想工作时，我的态度也不生硬，能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和妇女说心里话，不打官腔也不阐述过多的大道理，把他们送到医院做了绝育或流产后尽量把她们的生活安排好，有时还亲自在医院护理她们，所以那些做了绝育或流产后的妇女对我都不反感。
这另一方面吗？可能就跟我小有名气有关吧，这名气可能从学小靳庄就开始起作用了，以后又有了《人民文学》的锦上添花以及由此引起的连锁反应，让辽南地区好多人都知道了梁素这个名字。
谁也不能否认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有势力眼，要不怎么会有那些“远敬衣裳近敬财”、“三十年前看父敬子，三十年后看子敬父”的经验之谈呢？如果我还是当年生产队和果树队那个倒霉的梁素，我去动员育龄夫妇要计划生育，要一对夫妻一对孩，胎次间隔要四五年，谁会听呢？而到了1980年，一对夫妻干脆变成一个孩，不管男孩还是女孩，不结扎就得上环。工作尽管难做，大部分育龄妇女还是报了名只要一胎。我负责的大队，历年来都是县计划生育的先进单位，很少有超生现象，如果我还是以前的梁素，有人买这个帐吗？
我呢？在荣誉光环的笼罩下，几年来也确实为全大队的父老乡亲做了些好事，首先，整个大队的小孩都由我接到这个世界来，自打我有了点小名气，谁家孩子要出世更是非我接生不行，（除非我外出开会不在家）好象他们的孩子经过我的手来到这个世界，就像当今的歌迷得到他们崇拜的歌星签字一样荣耀。
另外，妇女们羞于启齿的病都跟我说，大姑娘未婚先孕也来找我解决，我那大队甚至外大队育龄妇女的产前检查和产后护理，还有一些只有妇女才知道的乱七八糟的病从我当了保健员后基本不用再跑十几里路去公社医院询问和治疗了，大部分我都能检查处理，发现严重的妇女疾病，就亲自送她们去医院……公社医院和县医院我都熟门熟路，大夫我也熟悉，由我护送去医院对那些很少出门更很少去医院的妇女，省去了她们许多的麻烦，所以我帮了谁，谁都感激不尽。全大队从老人到小孩，从男的到女的，似乎没有谁说过我的坏话。
在荣誉光环的笼罩下，我做起好事来似乎也得心应手，从我当上大队妇女主任后，几年中我说好了几家婆婆媳妇闹不和的，说好了几对要闹离婚的夫妻，更有趣的是不少人还来找我询问怎么打官司，找我给写诉讼状。一个外公社的女孩坐汽车跑了几十里，来向我述说她的未婚夫在部队提了干，现在想不要她了，怎么办……可怜的姑娘满怀希望地瞅着我，似乎我说句话或者出个什么点子就能把她重新送回未婚夫的怀抱。
另外，从报纸介绍我那天起，我还得经常处理外地的读者来信，应付那些谋名而来的文学爱好者，给他们看稿改稿……
我发现我在无形中充当起了父亲当年当堂长时的角色，而且乱七八糟的事情比他老人家的还要多。
在我们那地方，农村对妇女不重视的最大体现是称呼，土生土长的女孩子，即使是毕业回乡的中学生，在没出阁时，家里人和村里人还都直呼其乳名，很少有人呼名唤姓的，如果有谁正儿八经的呼唤女孩上学用的大名，大家听了还觉得滑稽可笑。一旦女孩出了嫁，得了，连乳名也消失了，在娘家，女孩在父母和兄嫂面前从此就变成了“老某家”，就是说如果嫁的丈夫姓张，女孩就成了“老张家”；如果嫁的丈夫姓李，女孩就成了“老李家”……多少年叫下来，不管是村里人还是娘家人，连自己家姑娘当初叫什么名字都忘记了，只记得“张氏”“李氏”。
而在丈夫那边，不管是公婆还是村里人，谁也无需知道新娘子姓甚名谁，一律变成了谁谁的媳妇。如丈夫叫“二狗子”，女孩从此就成了“二狗子媳妇”，丈夫叫“狗剩儿”，女孩从此就成了“狗剩儿媳妇”，不管愿不愿意，你都得接受。至于丈夫，除了在恋爱期间和结婚登记时关心一下女方的姓名，结了婚后就变成了简单的“哎”“喂”或者“俺家的”，等有了孩子，就转正为“小×他娘”。
我和余福江结婚后也有过那么一个阶段，余福江小时候叫“小江子”，我去了他家后，一夜间就由“梁素”变成了村里人口中的“小江子媳妇”，叫得我心里直发毛，但又无法改变这个事实，只能浑身冰凉的答应着。不知从什么时候，我突然发现我从“小江子媳妇”又恢复成往日的“梁素”了。而且全大队的男女老少都这么叫。我背着药箱去村里，连那些还没有上学，还穿着开裆裤在街上玩耍的小孩看见我，都会说：大队梁素来了，来给你妈戴环。另一个立刻就说：不，是叫你妈去结扎。
一个简单的称呼上的改变，足可以看出我的人生变迁。
在我接到三哥的电报，在大队交代工作的那几天，一些妇女看到我都说：我们真舍不得你走啊！全大队就这么一个好人你却走了。
我是个好人吗？是的，我确实不坏，一是我的心特软，从小我就见不得那些爱恶作剧的顽童伤害小猫小狗，一旦让我看到他们把一只无辜的小生命活活折磨死而我又无力挽救，我会几天都快活不起来，会难过好些日子。二是我对弱小者特别照顾，这大概因为我曾经也是个弱小者。我有个五保户邻居，两口子都是残疾人，孩子小，贫穷得一无所有，为此我没少照顾他们，我把我的旧衣服旧鞋子都给了他们还不算，还把二哥家的东西也都给他们划拉来，钱上也没少帮扶。屯中那些无权无钱的贫困户找我看病打针我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
但在以前谁说过好心眼的我是好人？
在学校，我被看成是政治思想不健康，跟不上革命潮流的落后分子；在生产队，我受到一群比我小的多的小妇女劳动力的孤立，几乎呆不下去；在果树队，尽管我天天夹着尾巴，小心谨慎得像个失去主人庇护的无家可归的小狗，但还是因为评标兵的风波，因为和郭云红的矛盾，因为余福江而成了“事儿多”。
还有人说我待人宽容大度，不像一些妇女小肚鸡肠，斤斤计较。我宽容大度吗？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我还是从前的我。
宽容是需要条件的，国家总统宽容他的臣民可以被世人传为美谈，甚至可以上历史；县妇联主任不和一般村妇斤斤计较是大度，是美德，能为她的职务再贴一层金；反过来，一个穷途末路的人就很难对踩了他脚的人还报之以微笑，一个叫花子也很难宽容别人抢他碗里好不容易才讨得的食物，即使宽容了别人也会骂他是尿泥、软蛋、窝囊废，是天生受欺负的命。
我现在之所以能宽容了，是因为我现在具备了宽容的条件。
以前我憎恨过好多人，憎恨拿四类分子不当人待的姓高的工作组，憎恨过一面唱政治高调一面又拼命为自己投机钻营的两个班干部，抱怨不给我办转学手续的校长和主任；下学后我恨过压制我工分的生产队妇女和扣我工分的老丁，恨过郭云红，恨过马涛和焦玉敏，恨青年点的知青，恨那些在城里挨了整下到乡间却又换了一副极左面孔去整别人的“五七战士”……以前的我是那样多疑，那样过敏，那样时刻惧怕别人会算计自己；那时我曾想过，他年如果有了机会，对那些曾经歧视、欺压和伤害过我的人，我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然而，当我摆脱了阶级斗争的压力，当上了大队干部，上了报纸电视，开始受人尊重崇敬之后，我觉得以前的想法多么可笑，那都是多么不值一提的事，现在的我才不应该为他们去损害自己的形象，我得重新塑造自己。我变得坚定，我变得自信，我变得会以热情和笑脸对待那些曾经歧视过我压制过我的人。
看来，一个人一旦有了点声誉有了点地位，想做个好人，想做个宽容大度的人，就像国家领导人上报纸上电视一样，太容易了；同样，一个卑微低贱的人想要摆平什么，想得到别人的认可，就跟贫穷的山沟里的百姓想坐飞机轮船一样，太难了。在阶级斗争最尖锐的时候，不要说那些有身份有名望的人，就是一般的贫下中农在公众场合敢跟我说句话，我都感激啼零……而现在变了，现在变得是我跟农村中那些经常不受人重视的懦弱者说句话让他们感激啼零了……有一次，我以民师主任的身份去一个小队检查小队办文化室情况，检查完后，我见文化室门口围了几个看热闹的男女劳动力，就随便打听这个屯谁家有半大猪卖，我想买一头半大猪养着过春节。
一听我要买猪，立刻就有一个中年汉子告诉我谁谁家有，并自告奋勇要领我去。在去买猪的路上，这个中年汉子碰见谁就跟谁说：我领梁素去买猪，嘿！是大队的梁素……我清楚地看见在他一劲强调是领我买猪的时候，脸上呈现的那种亢奋、得意，好像他无意中傍上一个大人物，这个大人物又使他身价倍增；又好象一个被人欺负惯了的农村穷孩子，突然间家里来了一位令周围人都羡慕敬畏的有钱有势的亲戚，这个穷孩子立刻觉得自己气粗了，人前人后可以挺起腰杆了。
我在家乡的声望日益上升，还有种责任田的一份功劳，接连两年责任田大丰收给我带来了殊荣，带来了光彩，为我脸上贴了不少金，证明我莳弄庄稼也不比别人逊色，尽管我家缺少人力畜力，耕作和收获时要比人强马壮的人家艰难，但所种作物的长势却超过那些人强马壮户。
通过承包责任田，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大锅饭”的弊端。承包责任田的第一年，我种了两亩花生，全部用地膜覆盖。花生地膜覆盖在当时是项新事物，但也是项很吃力很费工夫的农活。一般种花生只需用犁杖豁上沟点上种滤上粪再抹好垄就大功告成。用地膜覆盖就复杂多了，用地膜覆盖得先打垄装粪做好床子，用木磙子把床子轧得平平展展，然后铺上地膜。铺地膜得好几个人同时劳作：得一个人背喷雾器在前边往做好的床子上喷洒除草剂，后边一个人往床子上放地膜，两个人再在床子两边培土把地膜压牢。如果紧赶紧地干，两亩地的地膜铺下来，不管是喷洒农药的还是放膜培土的，都累得不能动了。
地膜铺好后接着是下种，下种同样不轻松，得一个人先在地膜上用棍子扎上一寸多深的洞，便于浇水下种。辽南每年春季都干旱，为保证花生苗出得齐，就得从老远的井里挑来水，把一个一个小洞都浇上水，然后往一个一个小洞里插种，插时一律花生尖朝下，这样插虽然费事费力，但苗出得快，效果好。
土地没承包时，虽然上级一再号召并推广花生地膜覆盖，因太费事生产队也不过种那么三五亩应付应付，因为长得并不像宣传说得那样好，没有引起农民重视。
现在，我一下子就种了两亩，而且我抢了个早，在余福江他哥不会先给我们打垄做床子的情况下，我求了一个尚未解体的生产队，那个队派人和犁杖来给我打垄做好花生床，我自己拉木磙子把床子轧平展。覆盖地膜时余福江请了一天假，我又在村里找了两个人算把地膜覆上。
种花生时余福江没请下假，住在县城的二哥二嫂知道后就回来帮我种，二哥和二嫂一早就从县城赶来了。那天天气挺热，春末夏初的太阳光射到人的脸上颇有力度。花生地在百米高的山包上，几个人带着工具叮叮咣咣来到了已提前扣好地膜的花生地里，大家连气也顾不上喘就忙活开了，二哥和我轮流到半山腰一口井筒深深的井里挑水，轮流在薄膜上扎洞浇水，二嫂负责插种，十岁的女儿冬冬也请了假，她专门负责培土。小小人儿蹲在地垄沟里，被热辣辣的大太阳晒得一脑门子汗，两只小手却不停地捧起一把把土盖到浇过水插了种的小洞洞里，而且干得飞快，顶个大人了。还别说，像这种蹲在窄窄的地垄沟里培土，让小孩干还真合适，他们腰活腿软，干起来比大人轻松。
时代真是变了，曾几何时，大家还泡在生产队半死不活地磨洋工，混日子。如今却一下子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空前的劳动热情和冲天干劲，尤其像女儿这样幼小的孩子都能人尽其才人尽其用，都能发挥出成人的作用，怎不叫人心里感慨万千。
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农村才有前途，农民才有前途！
还在土地全部承包到户的前一年，我那小队的水稻田因集体管理不善已先行承包到各家各户了，我每次到我承包的水田地干活时，都要经过一块还是小队集体管理的稻田，我发现那块已插完秧的稻田还空着能插两垄秧苗的地块。显然，那个小队在畦埂没整修前已插上了秧，后来专管修理稻田畦埂的人把原来踏宽了的畦埂修窄了，那块稻田就出现了空白。凑巧的是那块已插完秧的畦子里还剩有几坨秧苗，泡在行株的中间没有拿走，拿来插到两垄空白地里正合适。如果那块地已承包到户，那几坨秧苗早就被户主轻而易举地插到空白地里让它们健康成长了，多插一垄稻秧，秋天至少能多收十几斤稻子啊。
然而，我看到的却是直到秋天，那块空白地还在闲着，那几坨秧苗因为泡在水里时间过长，已慢慢烂掉。每天每天，都有人从那块水田地头经过，我想，凡经过那块水田地头的人都见过那两垄空白地和那几坨委委屈屈聚集在一起的秧苗，可谁也不予理睬，本小队修畦埂的人不理睬，到稻田里干活的本队社员不理睬，而经过那块地头的外队人（其中就包括一个我）就更不予理睬了，因为这项虽然不用几分钟就可以干完的活不在自己所属的劳动范围内，干了也没有谁多给工分，有时还赚个出力不讨好。反过来，相隔不远的凡是分到个人家管理的稻田，那简直是见缝插针，用一些人的话说，连屁眼都插上了秧。
多少年后我看到一则讽刺前苏联高度集中的集体经济弊端的笑话，说的是一行人在植树造林，前边一些人挖坑，后边一些人又把坑培上，上边下来检查的领导见了很奇怪，问这树还没栽上怎么就把坑培了？挖坑和培坑的人回答：因为放树苗的人没来。
中国高度集中的集体经济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走集体化道路那些年，因为生产队的活计老是积压成堆，特别到大田除草时，眼看着荒草淹没禾苗，时不等人，可社员懒洋洋地就是提不起劲，年富力强的壮劳动力干活时骨头像散了架，有气无力，而那些本来能助一臂之力的业余劳动力（包括家庭妇女、还没有正式成为生产队劳动力的半桩小子半桩闺女、尚能干活的老人）干脆躲在家里不出来。没有办法，生产队就靠蒸馒头或者发花生米作为物质刺激，搞早战（早战一人发二到三两馒头）午战（午战一人发三到五两花生米），想方设法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让更多的人出来干活。可各种“战”尽管搞了无数，东西也没少发，收效还是甚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