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之前，我在报纸上看过中国一个著名诗人写的批判邓小平的诗，里面有一句是“拳头砸向邓小平”，当时我的身上曾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一个著名的诗人，总该有点见解有点傲骨吧，怎么也能人云亦云随梆唱影呢？我也无数次在心里骂过一些人，骂他们不辨是非，戴着以人血染红的顶子还能心安理得……现在，我理解了他们，这是人的弱性，在或形势或权欲或利益或名声的驱使下，或者什么都不为，唯为政治气候所迫，多少人会违背自己的心愿，明明干着心里不愿干的事却干得挺起劲，明明在说着言不由衷的空话假话套话却又说得天花乱坠……
而我，过去没说没做不是不想说不想做，是想说想做人家不用。一旦有人赏识你，起用你，还是愿意竭力表现，竭力逢迎，竭力唯政治气候的马首是瞻。
如今，那些往事已成为历史，但是，曾经经历和参与了那段历史的人都应该扪心自问：在那人妖颠倒了的非常年月，自己都说了什么，都做了什么？这对历史的反思和对未来社会的发展，也许会起一点警醒作用。
只有一点值得欣慰，当时农村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机，人们不仅物质生活贫困，精神文化生活更是贫困，在我出头组织妇女活动时，一些很少走出家门的家庭妇女在精神上得到了从没有过的愉悦和满足。她们欢天喜地地参加秧歌队，在喇叭的伴奏下三步一蹦扭得可起劲了；演《三句半》，演表演唱，她们更是争先恐后地要求加入……俺这些老嫂子啊，心里好喜欢哪啊，夸一夸俺队里的小青年啊，这些小青年啊，下乡把家安马列书最爱读心红意志坚……
看着那些已人到中年，儿子闺女好几个家务一大堆的妇女们又扭又唱相当卖力地表演节目，望着台下看表演的人们一张张兴奋的面孔，我心里还是很感动，农村需要文艺活动，人们需要精神愉悦，不管这些活动出于什么目的，人们也愿意接受。
凡在公共场合演出过节目的家庭妇女，精神面貌顿时大变，内向的变得开朗了，开朗的越发变得能说会道，信心十足。一个默默无闻的三个孩子的妈妈，在1976年的秋天找到了我，要求参加家庭妇女宣传队，只求参加，不计报酬。我答应了她，正巧这时一个演表演唱《夸夸俺队的小青年》的妇女生了病，我就让她顶替。那个妇女以空前的热情参加了排练，正兴致勃勃准备到治山工地表演时，“四人帮”垮台了，一切宣传活动和那些毫无意义，只为应付农业学大寨而在山坡上乱挖一气的所谓治山就此停止，那个妇女因此失去了马上就要登台的机会，而且一辈子也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我想，如果有人对“四人帮”迅速垮台心存遗憾，感到失落，那个妇女恐怕就是其中的一个。
粉碎“四人帮”后，我的工作又加码了，大队妇女主任结婚走了，公社妇联建议大队让我接任妇女主任工作，不要再添其他人，大队乐得少一个人的开销，就势把妇女主任的头衔扣到我的头上。县里抓业余教育，每个大队要配备一名民师主任，公社管抓业余教育的负责人指名要我当大队的民师主任，负责大队的业余教育。从此，我集妇女工作、计划生育工作、妇幼保健工作、业余教育工作于一身，成了大队的多面手。
大队妇女主任的工作并不繁忙，更多的时候就是管管计划生育，有专管计划生育的大嫂队长负责具体事项，妇女主任其实轻松得很。但妇女主任有一项权利，掌握着一个大队人口的生死簿，大队谁家死了人妇女主任得登记，以便年末统计人口增长率。谁家生了孩子想报户口必须得通过妇女主任的关口，如果是计划外生育，想报户口就得费一番周折。民师主任也并不以抓业余教育为主，即使抓也是走形式，更多的时候是帮《地方志》普查地名来历，检查各小队政治夜校（后来改叫农村文化室）开办情况，宣传刑事诉讼法。所以尽管我是本公社唯一一个身兼数职的女干部，工作也不是忙得不可开交。
人，确实没有知足的时候，想当年，我为能去了果树队就激动高兴得心跳，为去不成果树队而一夜无眠。结婚后当了四方台（锅台）的主任，能安安静静到生产队干活都成了我最大的心愿，因为那也算为社会做了贡献，也算体现了我一点存在价值，没有白来世上一场。
如今，我集多种工作于一身，全大队各个村落都遍布了我的脚印，去公社如走平道，县政府的某些机关像政协、计生办、县妇联我也常去打交道。我的工作让那些常年困在家里的农村妇女羡慕死了，她们说：看看人家梁素，再看看咱，人家走南闯北，挣了钱还见了世面，咱成天只能炕梢走到炕头，门里走到门外，都快憋死了。
在那些快憋死的家庭妇女们都羡慕我时，我自己却不满足了，我的思想境界毕竟还不崇高，不想把以后的全部时间全部精力耗费在这些乱七八糟，只见忙活不见成效的琐碎事物上。我希望干点更适合我干的，能促使我学习的工作。
我一门心思想跳槽，想换个理想工作，不久，机会来了。
1977年秋，国家恢复高考，准许老三届学生报名，不考外语。我一听，浑身的热血立即涌到了脑门上，立刻想到我应该冒充老三届学生参加这次考试。没上大学，是我一辈子的遗憾，想不到上天又赐给我这一次机会。我相信自己除了数学弱点，其他科目复习复习问题不大。我跟余福江商量，余福江很支持。余福江在教育圈子里消息灵通，他先替我在公社教育组报了名，又给我找来复习提纲。我一看提纲内容，还那么眼熟，大部分内容还有记忆，拿起来一背，立即就进入角色。
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我没敢告诉母亲，有点见不得人一样地偷偷摸摸。那些日子，每天天不亮我就爬起来，不敢开电灯，怕电灯太亮惊醒母亲。悄悄点上火油灯，趴在窗台上背政治历史，翻读古文，演算习题……心里有股动力，冬天的热被窝对我不再具有诱惑力，在黎明前别人还睡得正香时，我已开始向我心里向往多少年的目标发起冲刺。
1977年秋冬，在两个“凡是”思想的指导下，公社大队又开始治山治水学大寨，只是不像以前那样热衷于搞宣传造声势，逐渐由形式走向务实。我的任务也随之改变，天天背着药箱到几里外的引河工地发药片，包伤口。病号不多，我没有事就抓紧时间背政治，背历史，放工回家也一路背。
我复习考大学的事最后被姐夫揭穿了。那年冬天姐夫送姐姐回来看望母亲，姐夫见我复习高中课程，知道我在准备考大学，就随意问我什么时候考试。姐夫这么随意一问，却把事情捅开，让母亲知道了，结果母亲果如我所料，表示强烈反对，反对的程度，就像我真的考上要走了。这也难怪母亲自私，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已经经不起折腾了，母亲既然把我这儿作为她终身养老之地，自然希望我永远守在她的身边，我一旦考上走了，她怎么办？1966年我去县医院学习，只短短三个月，而一旦考上大学就不是三个月而是三四年了，我走了把家扔给谁？凭母亲的个性，没有我在，她一人很难在余福江这儿长住下去。而就目前看，离开庙前，母亲又实在没有更好的地方可去，难啊！
对母亲的阻挡，开始我没有妥协，我实在不愿意放弃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错过这次机会，我还能东山再起吗？母亲见我主意已定，就不再说什么了，用沉默和黯然表示对我的失望和伤心。母亲的强烈反对没有打动我，母亲的黯然神伤却叫我不知怎么好了。望着年事已高且体弱多病的母亲，我心软了，暗暗骂自己不孝，不该为一次毫无把握的考试去伤老人的心，最后我告诉母亲不考了，安心在家过日子，一场矛盾才化解。
然而，我并没有就此安心。1978年，是拨乱反正的一年，是国家开始改革开放的一年，也是我人生史上最不安分最动荡的一年。
继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高考，1978年的春天公社又大搞教师整顿，（这次整顿距余福江那篇发在《大连日报》上的建议已过去两个年头，但余福江仍然遭到褒贬不一的非议）公办民办教师一律要考试，为了公平竞争，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社会上的人也可以参加考试，公社教研组再根据成绩择优录用民办教师。
大学不能考，考民办教师还不行吗？当民办教师工作在家门口，母亲不会反对。虽然目睹了许多文革中学生整治老师的场面，听到许多教师对教学这一行当已伤心透顶甚至深恶痛绝，有人干上了教师却又挖空心思地托关系走后门，宁可去当售货员也不愿意再教学，可我还是把教学看成是我最理想的职业，这个职业我梦想了十多年，现在终于有机会有条件实现它了，我岂能轻易放过。
当然，现在我想当教师的目的跟那些“园丁”啊，“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等等神圣的字眼已经挨不上边了，也不像学生时代因为羡慕那些女教师的翩翩风度而心血来潮想当教师。现在想当教师完全出于功利，总觉得自己这两下子没在教书讲课方面排上用场可惜了，总认为当教师比在大队工作正规，即便是民办教师，也由上边统一管理，算个正当职业，当了民办教师，也算进了文化圈子，在这个圈子里，只要个人努力，会学到更多的东西，会往我心目中向往的地方发展。而在大队，成天东游西荡，成天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最终能抓出什么结果？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不想朝自己心仪的目标发展？我相信我具备往更高层次发展的素质和能力，天生我才必有用，计划生育，妇幼保健等等工作，就让那些没有教学能力或者根本就不希罕教学的人来干吧，我要跳槽了。
余福江这一次又义无反顾地支持我考教师，他没有因为我的大队工作暂时优越于小学教师工作而持反对意见，他一边准备自己考试，一边替我报了名，又从他们小学找来些应付考试的资料让我看。
这一生我最感激余福江的就是无论我想干什么，他都表示理解，那怕我考上大学远离他，他也没往于他不利的方面想，只是一味地鼓励、支持。走过大半辈子再回头看看，我发现余福江身上有好多长处值得我学习，如果问我最欣赏余福江的哪些方面，那就是在婚后生活中他表现出的那种大气和男人味。母亲曾说过他：天底下哪见过你这样的男人，支持老婆干这干那就像缺心眼似的，你就不怕老婆远走高飞把你甩了？
那一次选拔考试，公办民办的教师一起考，社会上参加考试的人没有考卷，发张白纸自抄自做。即便这样，我也在公办民办的教师队伍里考了个全公社第二。考完试回家路上，我和几个学校女教师核对语文答卷，发现她们连《孔已己》是谁的作品都不知道，更不要说“《红楼梦》是一部什么书”了之类的题目，我自信我要教学，肯定能胜她们一筹。
成绩出来后主办人又把经过考试合格的社会人员叫到公社面试，教育助理赵老师亲自把关亲自出题……面试过后，在场人员对我的考试成绩和表达能力都很满意。这一次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我都占了，搞这次教师整顿的几个负责人一直主张，让我到我曾经就读的中学当语文教师，我自己也认为，不管到中学还是小学，这次当教师是十拿九稳。我开始暗暗做准备，核计上第一堂课穿什么衣服，第一堂课的开场白怎么说，对学生应该是什么态度，课后和学生交流些什么……白天想得多，以至晚上做梦我都在给学生上课……
母亲对我要放弃大队工作去当教师不表态。我知道母亲其实是希望我在大队工作的，大队的工作比较自由，不像余福江，天天被学校捆得死死的。而且，从既得利益看，我在大队一年所挣工分，要比那些挣大队工分的民办教师多，另外还有只有大队干部才能享受的一些福利待遇。但鉴于去年高考半途而废，母亲心里可能也有些不安，这次的默许就算是对我作了让步。
面试后一个星期，公社教育组决定聘我到我初中时的母校教语文，主管人赵老师亲自打电话到大队调人，在几个同期录用的民办教师中，我算是最被重视最有面子的一个了。
公社教育组的头头能亲自出面要人，大队的一些人都认为我这次非走不可了，有几个圈子里的人都活动开了，准备让自己的妻子、妹妹或者小姨子什么的来顶替我的或妇女主任，或妇幼保健员、或民师主任的缺，我干了这么多项目，一年下来挣的工分仅比民办教师多一点，而她们干上其中的任意一项，一年所挣工分也不见得会比我少多少。
然而，这个无论在我还是其他人都认为最有把握的一次机会最终又泡汤了。谁也没想到大队根本不买公社教育组的帐，县官不如现管，那天赵老师在电话里刚刚说明意图，大队方面就一口拒绝，理由只一个：梁素是大队一身兼多职的干部，她走了，这些工作撂给谁？除非你公社教育组能派个跟梁素一样的人，否则，休想从这里把人挖走。
公社教育组在强硬的大队领导面前，只好收回了成命。
呜呼，我的民办教师，呜呼，我的南柯一梦。
当民办教师无望，我只好继续在大队工作，事后，我才知道大队方面早有准备，在我报名去考教师，去公社面试时他们就想好了对策：你考你的，大队不叫你走你就没辙。
为那次教师没有当成，我气坏了，“四人帮”时期我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现在我还得受别人的左右吗？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大队把意见反映到公社，说公社教育组来挖基层的墙角，要把大队最得力的工作人员挖走，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梁素搞计划生育不比教学更重要吗？
对于计划生育和教育工作究竟谁更重要，公社领导才不想去细加评判，公社领导只知道公社依靠地方，地方反映上来的意见他们得高度重视，所以大队往上一提意见，公社立刻跟大队站到一起，不同意教育组从大队调我。教育组属公社管辖，公社领导不同意，赵老师也就没了办法。
公社教育组组长赵老师没有死心，几个月后，在县教育局让各公社推荐选送去县里进行短期外语培训的教师时又一次想到了我。
从1978年开始，农村初级中学也开设外语课，可1978年的乡村中学，能胜任外语的教师几乎是零，当时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急需人才，特别是教师更缺，而能胜任外语教学的就缺上加缺了。当时好多城市都开出优厚条件在全国大聘特聘各种任课教师，（否则也没有后来我到山西应聘教师一说了）身处穷乡僻壤的农村中学，师资缺乏就可想而知了，当然学校里也不乏急欲要进去的人，可大都是有关系有靠山的滥竽充数者，有真才实学的廖廖无几。
没有外语教师代课，县教育局就想了个现上轿现扎耳朵眼的办法，让凡是有中学的地方都要派两个口齿利索，接受能力强的人去县里接受短期英语培训，培训结束回公社中学代外语课。赵老师接到通知立即就把我列上了名单，他大概还记得当初对我的承诺，另外他认为想在短期内速成英语现买现卖，我是最合适的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