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哥和姐夫都在辽中县的农业局工作，当时四哥想把我和余福江迁往辽中的一个农村，四哥说如果脱离双塔地区家庭出身的阴影，我或许能有点出路，凭他在辽中地区的人际关系，给我找个民办教师的工作也许能行。那年一入腊月，我和余福江就把年猪杀了，然后在大家都还没动手时抢先把粘高粱，糜子在碾子上碾成米，淘好了米又把高粱米，黄米碾成了面。全村五十多户人家就一盘碾子，如果不抢先，到了腊月中旬碾子就忙起来，人们为抢碾子磨米碾面常常争吵得面红耳赤。
邻居何大婶见我干得头头是道，很是感慨，说你妈在这总说你这不行那不行，不能过日子，走了就不放心你，我看你过得比你妈还有头绪，真是一鸡生来一鸡鸣，小鸡打鸣更好听。
是的，老人都有点杞人忧天，总觉得自己活了一辈子经验多，对小辈总是这不放心那不放心，总不想撒手把权利交出去，让小的自己去闯，我一直生活在母亲的身边，对此体会最深。正因为自身有这种体会，所以女儿长大后我就不怎么管她。我女儿随我，从小书不离手，长到二十几岁还什么也不会干。我就不像母亲那样成天忧心忡忡，唠叨得像九斤老太。船到码头自然直，河遇拐弯自会流。只要智商够，谁都能左右自己的生活，老人大可不必操太多的心。
又用了两天的时间我蒸了两锅高粱米和黄米糕，凉透后切成一方一方，余福江买了两个帆布旅行包，又从生产队买回二十斤粉条，我把猪肉、年糕、粉条装满了两个旅行包，就去七百里外的辽中接母亲。
因为母亲在姐姐那儿，到辽中后我先去了姐姐家。四哥听说我到了，也立即赶到姐姐家。母亲大病一场，身体很虚弱，她听到四哥跟我谈起要举家迁往辽中的计划，坚决反对，说庙前村那地方土壮煤肥，只要肯下力气，吃饭穿衣不愁。放着好好的地方不住，跑这破地方，这不是倒腾穷是什么？四哥说为了妹妹的前途嘛。母亲说，她都结婚生孩子了还讲什么前途？安心在家喂猪做饭过日子才是正经，哪个女人不是这么过。四哥说，还有个原因是你愿意跟二妹住，我想把二妹迁到辽中还让你跟着她，大家都在一起，也好互相照顾。母亲说，我才不来这个破地方，你把你妹妹弄走了，我一个人留在老家。
事情没商量出头绪，我领母亲回了辽南。母亲身体太弱，走到鞍山在大哥家歇息了两天才走回家。回来后一直病到过了春节。妇女主任来家里找我时，母亲的病刚好，不用我在家照料了。
在大队妇女主任找我的第二天，我就到大队正式上班了，从1965年到1975年，漫长的十年过去了，我总算有了份正儿八经的工作，虽然挣的是工分，做的是我从没想到过的计划生育和妇幼保健，可也算步出家门走向社会了，也算我没白来这个世间一场。
刚开始工作，是天天和妇女主任一起到各小队摸查育龄妇女情况，动员妇女该结扎的去医院结扎，该上环去医院上环。待我学习了有关计划生育和妇幼保健知识后回来，上环就不用去医院了，我在她们家炕头上就解决了。
1975年的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相当难作，按传统观念，一个农村妇女一辈子至少也得生养四五个孩子，最好是儿成双，女成对。这样才能保证晚年生活有靠。在这之前，农村妇女一辈子大部分都是七八个孩子，有不少还生一打儿。那时人们的观念是“儿女有份，该生多少，送生娘娘早都给你安排好了”。有人还举了个例子证明：有个庄稼汉嫌老婆太能生孩子，一年一个，一气之下跑边外（吉林、黑龙江一带）去了，在边外躲了两年回来，老婆又怀孕了，这次一胎生了俩。
另外，农村繁重的体力劳动也确实需要强壮的男劳动力，农村的贫困也确实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儿子才能维持两个老人晚年最基本的生活水平。所以说农村的生育跟农村的贫穷落后绝对成正比。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妇女对国家当时提倡的“长流水，不断线，一对夫妻一对孩，胎次间隔四五年”的号召怎么也不肯接受。她们说：只叫生两个？生不了儿子怎么办？生一个儿子不保险怎么办？等俺老了一个儿子养不活俺怎么办？闺女是爹娘的贴心小袄，俺没有小袄怎么办……总之，一大堆问题堵着你。还有的妇女说你们别光动员老百姓，你们去问问国家，如果让咱们老百姓也像城里人月月有工资，治病不花钱，老了有劳保，俺们不要孩子也行，不要认为农村人思想都顽固。
还有一点是那些生够了孩子的妇女，对上环还能接受，对结扎普遍有意见，她们不想再要孩子却也不想去挨那一刀，所以想动员她们去医院绝育比攀登珠穆朗玛峰还难。而且就连一些大队干部都想不通，说这些妇女你就是动员她们生她们也不会要了，何必耗费人力财力非要在她们肚子上拉一刀呢？他们不知道，妇女与妇女之间攀比严重，一个不去就都不去，所以就得下横心一刀切。刚开始，我和妇女主任还挨家挨户做动员，动员了些日子只有几个妇女思想通了，大部分妇女任你说破大天也无济于事，最后大队决定采用强制手段：大队的领导成员全班出动，把拖拉机（那时大队的交通工具就有拖拉机）直接开到结扎对象的家门口，你不去拖拉机就不开走，也不关闭发动机，就那么停在你的门口成天轰隆，直轰隆到你同意了上了拖拉机为止。
然而不管怎样，我毕竟成为地方上一名工作人员，终于能在多少年来一直跟我过不去的社会上体现了一点自身的生存价值。从1975年起到我离开家乡到山西前，我整整搞了十年的计划生育，走遍了全大队的每一户人家，对全大队的育龄妇女情况了如指掌，谁该上环了，谁该结扎了，谁计划外怀孕应该流产……
十年之中，我在大队把持人口生育这道关口，远比今日某些海关大员负责得多，某些把持祖国大门的海关关员，为了金钱可以让走私物品畅通无阻地流入国门，而我，一个小小的管计划生育的农村妇女，则竭尽全力减少多余的人口流入到这个人满为患的世界。不知有多少小生命因为没打通我的这一道关口无法来到这个世界。应该说，因为深感人满为患，我对某些中国人的盲目生育深恶痛绝，对因为领导人的错误举措而造成中国人口的无穷后患深恶痛绝，所以在做这份既艰难又得罪人的工作时，我是完全发自内心认认真真地去干，想方设法摸清楚全大队每个育龄妇女的情况和动态，工作好做的就由我和妇女主任解决，老大难的交给大队领导。
大队曾经有这么几个妇女，因为想超生，一怀孕人就跑了，我把情况报告大队和公社，组织人去她们能去的地方找，有的找到了，硬性带她们回来做了人流；实在找不到的，就采用不得已的办法，拿走她们家全部东西。毕竟银钱动心，即使再坚决想生养的妇女，听说家里东西被拉走，也不得不回来。因为时间太长，一个回来的妇女都怀孕八个月了，到医院做人工引产，引下的孩子是个完完整整的小生命，只可惜，这个小生命在他就要看到这个世界时，却被无情地剥夺了出生的权利。
看着一个胖胖的男孩经过我的手被扼杀，我没有犯罪感，有的是心痛和无奈。如果当初国家领导人能听从马寅初老先生的建议，早早的控制人口，会留下今天这些令人扼腕痛心的后遗症吗？现在我这样干，还有许多我的同行也这样干，小而言之，是为了个人生存，为个人挣口饭吃；大而言之，是为了国家，为了社会。多少年后，如果地球没有因为人多成灾，还能照常运行，其中就有我和我的同行们的一份功劳。
自从去了大队，我对去辽中一事也就死了心。
1976年，我们搬到下放户走后留下的一所空房里，摆脱了和余福江的哥嫂住对面屋的憋屈。多少年了，母亲才又一次过上了独门独院的清闲日子。新搬的住所地方宽敞，前面是山坡，后边是小河，周围有好多树，是农村的理想住宅。母亲对新住宅十分满意，从搬到那儿后，更哪儿也不想去了。可惜，母亲在新家里只住了两年就故去了。两年中，母亲的心情状态基本不错，没有了阶级斗争的压力，也不再为住房问题烦恼，母亲终于摆脱了三十年中不知让她遭了多少心的两大社会问题。生活中，母亲在她周围结交了几个能相互交流互相沟通的中老年妇女，到了一起嘻嘻哈哈很开心。
另外，一天天长大的女儿冬冬也是姥姥的开心钥匙，也许因为外边的烦心事情少了，母亲对外孙女冬冬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爱。
母亲有那么多的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母亲爱哪个也没有超过冬冬，冬冬的一举一动，都牵着姥姥的心。村里人都知道母亲疼爱冬冬的程度，都说冬冬跟姥姥的关系超过我，冬冬摔了一跤，大家就会说：这要让你姥看见了可心疼死了；大队开运动会，冬冬作为幼儿班学生跑了几个第一，拿了几条毛巾奖品，去看运动会的从大人到小孩看见冬冬都说：冬冬，你姥这回可要乐坏了，能给你煮一大堆鸡蛋……反正，冬冬有一丁点大的事，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她姥姥，而不是我。因为有冬冬活跃在我们和母亲中间，家庭矛盾也大大缓解。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大队的工作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杂，除了计划生育和妇幼保健，也做宣传工作。可能我是结了婚的老娘们，平时工作又和老娘们走得近，再加上还能编写点什么，大队就把组织农村老娘们走出家门闹革命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在妇女主任的配合下，从各小队挑选了十几个有悟性有点艺术细胞的妇女，组织起家庭妇女宣传队，从大队青年点找了个有文艺专长的女青年教她们表演节目，《三句半》、小合唱、表演唱，是那些家庭妇女的拿手戏。每到秋天，我要带领表演节目的家庭妇女到各个治山治水的工地现场作宣传……
那个时候，全国各地“治山治水”成风。当时发达国家在发展教育，发展高科技，千方百计学习先进国家的科技经验，引进先进国家的先进技术成就。我们搞的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农村跟“工业学大庆”没有多大关系，只能农业学大寨。农业学大寨就要发扬大寨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向穷山恶水开战。辽南地区穷山不多，恶水更没有，但在农业学大寨的大形势下也得“开”，你说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那你就是抵制农业学大寨，是右倾，就要罢你的官。
当时上级向各社队下达治山任务，我们那个大队下达的任务是治理荒山三千亩，为了完成这个“三千亩”任务，大队干部像大跃进时期那样，把全大队所有小队的青壮年劳动力集中到一起，每天天不亮就出发到山上治山，中午在治山工地吃饭，晚上掌灯收工，家里的活也像大跃进时期一样，留给老弱病残和家庭妇女。如此的耗时费工，干的却是一些意义不大和根本就没有意义的事情。因为真正需要治理的那种石头多，坡度陡的山，治山大军还不去，治理那种山太费劲，完成不了“三千亩”的指标任务。治山大军进攻的目标是那些比较好修的，坡度一般的地块，有些地块只有五度坡，也修，在这些地块里筑坝埂，只要地里有了坝埂，这块地就成了大寨田，就为“三千亩”这个庞大的数字增添一个分子。（“四人帮”粉碎不久，生产队就掘了大部分为凑任务筑起的田埂）
当时，县、社、队各部门特别重视让家庭妇女和一些老头老太太走出家门做宣传工作，因为这些人在治山治水战天斗地中起不了多大作用，让他们出来做做宣传工作也算人尽其用，更重要的原因是让这些没有文化，平日只知围着锅台转很少走出家门的家庭妇女和到了混吃等死年龄的老头老太太出来做宣传，更能体现“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体现“文化大革命”所具有的前所未有的震撼力，它能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荡涤了一切人的灵魂，让所有的人都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经风雨，见世面，走出家门闹革命。岂不知，上边要的这个阵势，要的这个效果，却为我这个被打入另册的子女开辟了展现个人能力的宽敞舞台。我曾经为治山工地写过一些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的报道，还写过一些长诗短诗在治山工地上朗诵，有一首还以集体创作的名义见了报，那首诗写得是：月牙当头劲风吹，军号嘹亮歌声脆。问谁起得这样早？治山大军迎朝晖。
1976年是“四人帮”灭亡前垂死挣扎的一年，这一年农村的各种活动特别多。一开春，全公社的各个大队就组织老百姓轰轰烈烈搞开社会主义大集，这个大集据说是毛主席的联络员、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毛远新在哈尔套创造的。赶大集这天必须前边是锣鼓秧歌开路，后边是被迫（说被迫，是赶大集前各小队反复开会动员，强迫各家各户报出要卖的东西，而且专要大豆、花生、猪肉之类，谁不报，谁就别想离开会场）拿出从牙缝节省出来的东西无可奈何去赶集的人群。集市开张前还要先批一阵邓小平，批一通“以三项指示为纲”。
筹备大集期间，组织妇女秧歌队的任务当然非我莫属，因为妇女秧歌队需要的人员多，差不多各小队的青壮年妇女都要被抽上来。还好，我和妇女主任去各小队只要一说大队要成立妇女秧歌队，妇女们就纷纷报名参加，没被选上的还不满意。看来哪个人都愿意展现自己，不甘心一辈子默默无闻。她们在计划生育方面如果这样积极这样有觉悟该多好，该省去多少麻烦？
5月份更是热闹，先是庆祝“五·一六”指示下达十周年，接着庆祝“五·二三”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四周年。在这一项接一项的活动中，大队交给我的任务是编写歌颂“文化大革命”十年“辉煌”战果的节目和诗歌，编好后让青年点的青年和家庭妇女宣传队排练，再到大会小会演出。
那一年，我领着那些很少走出家门的家庭妇女画着妆去赶“社会主义大集”，我腰束彩绸和妇女们一起扭秧歌，领她们唱自编的“社会主义大集就是好”：社会主义大集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保住无产阶级江山一片红，把资产阶级法权消灭了……写过歌颂文化大革命十年“辉煌战果”的长诗，让青年点的知青在庆祝“五·一六”的大会上朗诵。脑袋里还依稀记得那么几句：“我站在日历前，思绪翻滚，浮想联翩，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已走过十年的光辉历程，十年时间啊，你使多少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破灭，让多少阶级敌人闻风胆寒？十年时间啊，我们经受了多少暴风雨的洗礼，你把我们锻炼得心更红，志更坚……”；编演过批判邓小平的《三句半》，领着几个家庭妇女在多次集会中表演：“坚决以阶级斗争为纲，决不让右倾翻案风猖狂，全民声讨邓小平，怒火旺……”表演时还都把声讨的拳头举得高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