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坐下来，大把大把抓着筐里的槐花往嘴里塞，父亲中午只喝两碗菜糊糊，一定饿坏了。父亲见我在看他狼吞虎咽的吃槐花，大概有点不好意思，解释说他以前就爱吃槐树花，家里有蜜蜂那些年，他经常到这山那山察看蜜源，亲口尝槐树花的甜度，时间长了，就喜欢吃槐花了。于是我就和父亲说起往日那些可恨又可爱的蜜蜂，我说如果咱家那些蜜蜂还在，咱现在就不会这么饿吧？喝蜂蜜水也能抗一气。父亲说当然，哪里光是蜂蜜，蜜蜂酿造的东西，样样都是宝，都有营养，蜂蜜、花粉、蜂胶、蜂蜡、王浆……我问父亲那些蜜蜂归到公社后怎么样了，父亲说听说不会侍养，都死了。我说太可惜了，公社如果能让你去侍养，就不会死了吧？父亲说应该不会吧，爹头上要是没有五类分子这顶帽子，公社敢用我，我会利用集体的势力办成一个养蜂场。一年甩它个万儿八千的蜂蜜不成问题。
和父亲漫无边际地唠了一会儿，父亲叫我拐上槐花先走，他得等天黑透了才敢拖树枝进村。唉，人哪，咋就活得这样艰难？严酷的现实摆在你的面前，它让你只能在夹缝里求生存，别无选择。
我在暮色朦胧中拐着一筐槐花回家，没到家门口，就觉得气氛不对，门口附近有几个民兵在晃动，很像电影《地下尖兵》里的国民党密探。那个被生产队喂养得脸色红润的高工作组背着手雄赳赳地站在道边，像战场上的总指挥一样神气活现。
我敏感地意识到他们这是冲我家来的，可能我和弟弟在山上折槐树枝让人报告了……我顾不得多想，拐着一筐槐花扭头就往回跑，我得提前通知父亲让他把树枝扔了，否则逮着就是一条罪状。
但迟了，姓高的工作组已经发现了我，他厉声问我往哪儿去，情急中我撒谎说去二锁家，去他家要茄子苗。我所以要说去二锁家是因为二锁家住在村外，离我折树枝的地方不远。高工作组显然看破我那点小伎俩，冷冷一笑，带着几分欣赏的目光上上下下打量着我，就像一个胜利者在欣赏一个已落入他们的网内，但还想拼命挣扎的小麻雀一样。多少年后，我还一直忘不了他那冷酷的笑容，那嘲弄的目光，那缺乏人情味的嘴脸。
可当时我顾不得许多，我努力挣脱他尖锐的目光，仍然不要命地跑，心咚咚快要跳出胸腔，我一边拼命地跑，一边还能感觉到那个高工作组冷冷的，嘲弄的目光如同槐树枝上的尖刺，刺得我的后背生痛。我一边跑一边心里叫：爹，你可别挪窝呀，你可得等我去了你再走啊……
然而，我还没跑到半路，就迎头碰见了父亲，他扛着那捆我和弟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下的树枝，被几个端枪的民兵押着，正朝着惊恐万状的我走来，怪了，民兵怎么知道父亲在那个地方呢？
父亲也一脸的恐惧，他扛着树枝气喘吁吁地解释：树枝是孩子弄的，搭芸豆架子……母亲曾多次嘱咐过父亲：一旦出事，你就把事情往我和孩子身上推，父亲记住了。
那天晚上，我们都不知道父亲关在哪里，母亲做好了菜粥没有心思吃，我和弟弟内心愧疚也不敢吃。当时还都以为父亲被抓走完全是那捆树枝之过，如果我和弟弟卖卖力气是可以拖回家的，哪用父亲去背这个罪名，哪能好好的突然就被人抓走了。
月亮上来了，撒下一片朦朦胧胧的亮，好象前一阵子喝的白面糊糊。在山上野菜还没长出来，家里的菜又吃光了的那几天，一天三顿饭就是烧半锅清水撒几把白面，熬好的糊糊像母亲以往用来浆衣服的糨子，即使你一个人把一锅糊糊喝完，肚子里也没有几两面。
母亲叫我和弟弟先吃饭，说天塌不下来，就是塌下来也得吃饭。我和弟弟的愧疚终究还是抵不住肚饥，每人喝了两碗糊糊。母亲见我吃完饭，叫我去打听父亲的消息，有了下落好送点吃的去。经受过饥饿的人都知道，越是没有粮食果腹，人们越是一顿饭也不能缺，因为肚子里不存一点多余的能量，每顿饭摄取的那点能量只能维持一小会儿，常常放下饭碗撒了泡尿肚子就空了。父亲干了一个下午的活，早就前腔贴后腔了，所以母亲对父亲被押走还不是太在乎，对父亲没吃晚饭却忧心如焚。
我泡在半透明的“糨子”里来到已解散了的村食堂，这所食堂就是我住了十多年并情有独钟的临街房。筹建食堂时村干部说我家住的房子守着大道，大家来回打饭方便，就叫我家把房子腾出来，安排我们去前边提过的“西洋宝”家住过的房子和另一家没房子户住对面屋。“西洋宝”全家迁到大连后，房子没人买，就有一家和我们一样没有房子的外来户住在那里。母亲对村干部这次安排倒很惬意，因为她早就想离开那所她认为不吉利的屋宅，只是自己没有力量，现在借助集体的力量总算实现了这一愿望，所以即使两家住对面屋她也情愿。
我家腾出来的屋子并没有建锅灶，作了仓库和会议室，锅灶建在隔壁人家的厢房。我轻手轻脚来到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小院，院里没有人，倒是做厨房的厢房房顶一角像坐着一个人，黑糊糊地吓我一跳，再仔细看看，是个烟囱，为建公共食堂特意砌成的，比农家烟囱大几倍，看着就像一个人坐在那儿。我擦擦额上的汗，又往院子四周看看，只见墙角阴影里静静地躺着父亲扛回的那捆槐树枝，于是断定父亲就关在食堂里，可关在哪呢？
在以前父母住的现在变成会议室的那间屋子里，一群人正在闹闹嚷嚷地研究什么，仔细听听，是高工作队员在发动社员中的几个积极分子准备开批斗父亲的大会，正在罗列父亲的罪状，安排谁谁领头呼口号，谁谁先打头一炮，谁谁第二个发言……他们讨论得兴致勃勃，好像在排练一场戏，又好像在磨刀霍霍准备杀猪宰羊，那种兴奋就像可怜的猪羊已被牵进屠宰场，过一会就能吃到猪肉，喝到香喷喷的羊汤一样。
窗外的我却听得心惊胆颤，浑身像浇了冷水……又听了几句，我终于没有勇气走进去，又怕人发现我在偷听，只好离开。走到那捆树枝跟前，我犹豫了一下，望望外边没人，就猛猛胆子解开绳子，抽出一半树枝往家拖。
我把树枝拖回家，见母亲正站在院子的月亮地里焦急地等我，母亲因我没带回父亲的确切消息，饭也没法送，心里憋闷，埋怨我说：你干什么去了？几根树枝比你爹还重要？
母亲的话让我流下了眼泪，爹固然重要，树枝也重要啊！没有它搭芸豆架，全家靠什么度饥荒啊！不管怎样，一家人也得活呀……
第二天，我们才知道，工作队抓父亲不是因为我和弟弟撅树枝的事，和父亲同时被关的还有本村一个地主，一个刚刚揪出的所谓的漏划富农。那是一场运动，全名大概是“落实改造一切漏划的阶级敌人”，简称“落改”。
父亲他们当天晚上被关在村食堂的仓库里，这间仓库就是过去我和姐姐住的那间屋子。第二天，父亲一伙又被扛着大枪的民兵押往邻村，工作队通知我们往邻村送饭，我和弟弟就轮流一日三餐去邻村给父亲送菜窝窝菜糊糊，我们母子在家就只喝菜糊糊。
一天晚上我去送饭，父亲菜糊糊还没喝完，就被民兵拿枪押走了。民兵把他押到小学校去批斗，因为学校地方宽敞，便于全大队各个屯子的社员都能参加。
小学校就是父亲在日伪时期监督修建的那所学堂。父亲领人修建那所学堂时，把各间教室都设计得宽宽大大，读小学时，我爱在下午放学学生走了之后留下来，留在空旷的教室里唱歌，我发现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唱歌，效果出奇得好，声音会变得洪亮宽厚，有点像现在的人拿着话筒的效果。我在里面唱《渔光曲》，唱《我们新疆好地方》，唱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听着回荡在教室里自己的动听嗓音，感觉好极了，简直都要陶醉了，我敢说我在教室里唱的歌如果拿到“六一”儿童节各小学节目汇演中参赛，绝对能得一等奖。
然而，一离开教室，我的声音就差多了，再也找不出在教室里的那种效果。我把在教室里唱歌的怪现象告诉因病休学在家的四哥，四哥说那是回声的作用，双塔小学教室太大，所以在没有人的时候，回声就相当强烈。
父亲当初建校的时候不光把教室设计得又宽又大，还在其中的两间教室设计了木头隔扇。这个隔扇是活的，到开学和毕业典礼时，抽下高高的木头隔扇，两间教室就并成一所足能容纳几百口人的小“礼堂”。从此，这所“礼堂”就成为全双塔村利用率最高的建筑，不光每年学校的开学和毕业典礼在这小“礼堂”里举行，以后土改的斗争会、每年春节村里业余剧团演出节目，每年的征兵会议，合作化公社化文化大革命和屡次运动中的全村动员大会，批斗大会，都在这所“礼堂”里召开。
我对这所“礼堂”印象特别深，特别深的原因不光是我在这两间教室里完成了我小学五六年级的学业，对两间教室的每个部位都熟得不能再熟，而且还通过这所“礼堂”，我见识了社会上的诸多事情。那一年，我刚上小学，村里在这里召开全村服兵役动员大会，我和姐姐跑去看热闹，兴致勃勃地跟大家学唱一首歌：妈妈您放宽心，妈妈您别担忧，光荣服兵役，不过三五秋，门前种棵小桃树，转眼过墙头，桃树结了桃，回来把桃收……
还是那一年，母亲在这所“礼堂”里参加全村选民大会，我也跟着去了，我见屯里的大人几乎都来了，就问母亲父亲怎么不来，母亲说父亲没有资格，他没有选民证。从那时起，我知道父亲和其他人不一样了，父亲已被打入了另册。
父亲被打入另册并没有影响我的精神生活，童年时期，我在这所“礼堂”里看足了本村或外村业余剧团演出的各种节目，大型剧有《九件衣》、《春风吹到诺敏河》、《小二黑结婚》《小女婿》、《谁是女婿》等等，其他的如《二人转》、《相声》、《双簧》……
当然，这些戏剧演出都在1957年之前才有，从1957年开始，所有的农村文娱演出都销声匿迹，接替它们的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落改运动中的一次次批斗会，是大跃进时期的一次次誓师大会，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里就更热闹了，小“礼堂”成了专职批斗会场，先是当地小学批斗他们学校揪出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校长、主任，接下来就是大小队批斗四类分子和“残渣余孽”，批斗大队揪出来的当权派，批斗文化大革命中新诞生的“阶级敌人”……大队批，小学批，小学批了大队又批……文化大革命进行到“认真搞好斗批改”阶段，拉着公社或县里“走资派”四乡巡回批斗的队伍也时不时地光顾……那个时期，小“礼堂”门庭若市，空前地热闹。
我看见父亲在这里被宣布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看见父亲一次次在这里交代自己过去的“罪行”，低头弯腰接受“革命群众”的冲击。多少年来，这所“礼堂”和这所学堂可以说是双塔地区的人民大会堂，它不仅是屡次社会运动的见证者，也为地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这一切又都成了父亲历史罪状的有力证据，每次批斗父亲都要以这所学校为例。父亲作梦也没想到，当年他含辛茹苦修建的这所学堂，煞费苦心设计的这所“礼堂”，在以后的若干年会多次成为批斗他的会场，成为他“罪恶历史”的见证。
大队有个四类分子，原来是大连海运学院挺有名的教授，因为历史问题下放到农村改造，他见村民春天种地时往地里点苞米种的活费力辛苦，还浪费种子，就研制了一台小型点种器，可以在地垄沟推着代替人用手点种，既省力气又节约种子。照理说这是件好事情，省事省力又能节约金贵的种子，这样的好事过去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然而在那个荒唐的年月，这件好事就被地方专政机关认为是妄想用小发明收买人心，逃避改造，是阶级敌人耍的新阴谋，是转移斗争大方向，贫下中农决不希罕阶级敌人的恩赐，如果贫下中农使用了阶级敌人发明的东西，就是立场不清方向不明，是大是大非问题。结果那个煞费苦心独具匠心研制了播种器的反革命教授因为此事被一斗再斗，开始批斗游街时还叫他自己推着那台小播种器满街走，后来索性把那台小播种器挂到老教授的脖子上……每次看着老教授脖子上挂着播种器站在台上被斗得大汗淋漓，我在下边就暗暗庆幸：庆幸那所学校幸亏搬不动，不能挂，如果学校是个可挂的物件，不知要几次把它挂到父亲的脖子上了。
农谚说：“槐花开，栽地瓜”。可槐花都谢了，我们家的自留地还在那荒着，长着一些野草和刺儿菜。去年冬天，村村户户又分开了自留地和菜园地，这是社员的救命地。饥饿的百姓对长满荒草的白茫茫的田野，对集体什么时候能恢复生产力已失去信心，他们把所有的希望，把有限的一点力气全部投放到开荒地和自留地上。种自留地最好栽地瓜，地瓜高产，但作为粮食，地瓜质量不高，不高就不高吧，只要数量多能填满肚子就行，当时的人没有也不敢有过高的要求。
所以栽地瓜季节一到，家家户户虽都喝着清菜汤，还是到自留地里拼着命地深耕细作，细细地打垄，细细地栽秧，细细地浇水，细细地封窝……种上希望，种上深情，也种上了生命。
看人家都在有条不紊地忙活，我和母亲干着急却无从下手，原因是没有地瓜秧子。那年月，地瓜秧子死贵，过去一百棵地瓜秧最多能卖个一毛两毛，多了时白送人都送不出去，现在一百地瓜秧卖二到三元。即便这样在村里还不好买。母亲没有办法，说：去城子坦找你舅舅吧，叫他给买二千地瓜秧子，那边或许能便宜一些。另外叫你舅舅来帮咱把地瓜栽上，靠咱娘儿三个老的老小的小，还瘦得风儿一吹都能倒，什么时候能舞弄完？确实，我们家的自留地在半山腰，离水井有半里地，一个春天没怎么下雨，地干得冒烟，不多浇水栽不活。可多浇水让谁来挑？父亲关在外村已十多天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放人，舅舅不来帮忙，光靠瘦弱的我和弟弟行吗？
城子坦离我们家有一百多里地，是母亲的老家。城子坦的舅舅是母亲唯一的弟弟，那年有四十多岁，在县城建筑公司干临时工，1961年建筑公司打发临时工，舅舅赋闲在家。当年舅舅家贫穷，外祖父外祖母去世时，舅舅还小，全靠父亲母亲一手把舅舅拉巴大。帮他立业，帮他娶妻生子，舅舅年轻时每当日子困窘，就来向姐姐求助，而姐姐总是无偿地援助。现在姐姐有了难，弟弟理应帮一把。况且我们不用舅舅拿钱，在鞍山工作的三嫂知道了家中的难情，寄来了五十元钱。当时三哥大学还没毕业，三哥自从和三嫂结婚，三哥的读书费用就基本由三嫂负担了，三嫂不光负担三哥的费用，还经常接济多灾多难的婆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