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哪，这是江惠？怎么会是这副鬼样子？我又仔细地端量她一眼，只见她细细的脖子托着张黄瓢似的脸，那脸皮就像一张给死人烧的皱巴的火纸，“火纸上”的两只大大的眼睛像冬日里的日头一样有气无力，一头像烫过的自来卷头发乱蓬蓬像鸡窝，如果不是她先喊我，我怎么也想不到她会是当年舞台上那个漂亮风流的江惠。
这江惠是我家早先的邻居，后来搬到了大连。江惠早年是村里的名演员，是村业余剧团的台柱子。我小时看她演《二人转》，演唱得真叫棒，腰肢扭得那个活，歌儿唱得那个清亮，不亚于湖南花鼓戏《补锅》里的那个女演员。每年的春节，江惠都要随村业余剧团下到各屯演出，演《夫妻观灯》，一宿上台三次下边观众还一片声地叫喊要……村里的小青年都被她迷得神魂颠倒，可谁也捞不上。也不知是光看捞不上，还是那头天生的卷发，小青年们送了她个挺有水平的外号——“西洋宝”。
你，你怎么瘦成这样？我望着她问。其实那年月谁都瘦，不是特殊身份，像部队军官啦、身为要职的干部及他们的家属啦；不干特殊工作，像粮库的职工啦，食堂的炊事员啦……除此之外连耗子都饿得脱了皮，哪还有胖人，只是过去的“西洋宝”在我印象里太美，和现在的形象反差实在太大。不然，我不会如此的大惊小怪。
你呢，还不是一样，小胖子快变成豆芽菜了，要不是咱俩坐一趟车，我也认不出你来。
原来她还是和我乘一趟车来的，在车站光顾去挤车了，车里又人挤人，我没发现她。
“西洋宝”问我去哪儿，当她知道我要去哪儿干什么时，那暗淡无光的两眼顿时亮了，放下怀里的孩子说跟姨一块坐坐吧，就一屁股坐在我的身边，那个两三岁左右的男孩，活像漫画《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三根筋挑了个大脑袋，但我见了瘦孩子却不觉得怎么奇怪，因为二哥的两个孩子早都成了“三毛”，而且比眼前这个“三毛”还要三毛。
“西洋宝”跟我东拉西扯起来。原来“西洋宝”是抱着孩子来乡下叔叔家打秋风，没打着，正垂头丧气。她絮絮叨叨诉说城里日子如何难过，每天就给那么七八两粮，进了肚子就没了影，肚子一天到晚是空的。寻思农村能好点，百多里地跑了来，想弄点什么回去。谁知，连顿饱饭都没混上，白搭了路费钱。我说农村怎么会好呢？城市每天好在还有七八两粮，农村一天才三两，你叔叔去年冬天差点饿死。
唉，这年月，指靠谁也白搭，还是回去自己想法子吧。“西洋宝”有气无力地说，并扫了一眼我怀里的包。
听着她的絮叨，望着她那干黄的脸皮，再想想当年她在舞台上的风采，我心里突然为“西洋宝”难过起来。我这个人，总觉得别人可怜，没来由地为人家难过，我为以前曾西装革履现在留恋一块糠饼子的父亲难过，为曾潇洒倜傥现在把一瓢糜糠都当成宝贝的二哥难过，为瘦得太阳穴像肋条一样的弟弟难过，为曾像小天使一般后来却把土块都填进嘴里的侄子难过……其实别人看我大概也难过，村里人看见我都问：小胖子，你怎么瘦成这样？都脱了相了，你该改名叫“小瘦子”。
扯了一会儿，我的肚子又一次叫起来，并且全身发虚，头都出汗了。为摆脱这种折磨人的时光，我决定到一个摆小人书的书摊租几本小人书看，按以往经验，我只要看起书会什么都忘在脑后，别说肚饥了，天上打雷都听不见。江惠听说我要去看小人书，异常热情地要替我看包，说她知道我的毛病，一看起小人书什么都不顾了，担心我会把包丢了。
开始我对她的热情还犹豫不决，第一感觉就是不放心，这十个馒头可是来之不易啊。它几乎是一家人舍上命换来的，我不能轻易就把它交给别人，即便是熟人。然而“西洋宝”一个劲地缠住不放，反复陈述由她看包最妥实，并提起我小时候的一段笑话，说有一次我端了碗高粱米饭到她家门口吃（那时靠河边的农村还没兴开旱田改水田，大米很少，高粱米饭就是农家最好的饭食），看见她弟弟手里有本小人书，立即把饭碗放到地上，抢过小人书就看，一本小人书看完，碗里那么好的米饭却被鸡吃了个一干二净……
我想想，可不真有那么回事，还记得那次一碗高粱米饭被鸡吃了后，我回家没敢告诉母亲，为惩罚自己的粗心，我也没再到锅里盛饭，就那么饿了一下午。
我不由得笑了，“西洋宝”的往事重提，让我感到童年日子的温馨，也感到老邻居的亲切。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觉得好吃的东西只有在自己手中才最牢靠，饥饿年月，连傻子也学精了。“西洋宝”见我还犹豫，就继续做我的思想工作，继续坚持要当我的保护神，按她的意思，我今天是幸亏碰见她了，要不然我怀里的包裹就得像贾宝玉脖子上的那块通灵宝玉一样，在我眼睁睁中丢失。
在她锲而不舍的努力下，我终于动摇了，觉得再不把包裹交她保管就有点太那个了，人怎么可以这样的不信任人呢？
如果当时我再多长个心眼，从她反常的热情中看出她的别有用心，或者我不是面子太软，能打破情面，坚决拒绝她的花言巧语，就不会落得后来见到二哥时两手空空了。可当时我就没把她想得太坏，也没法再拒绝她的“好心”，最后终于把包留给江惠看管，我去小人书摊二分钱一本看起了小人书，我一口气看了《红线盗盒》、《木兰从军》，又拿起一本《十三妹》，肚里空空，满脑门的虚汗，我竭力从这些古代女英雄身上汲取力量，用她们的英雄侠义来填补我辘辘的饥肠。
一声尖锐的火车长鸣惊醒了我，似乎在提醒我还有艰难的使命没有完成。我急忙从小人书的王国里挣脱出来，放下看了一半的《十三妹》，赶紧往江惠那儿跑……
晚了，江惠和她的孩子不见了，包里全家人勒着肚皮省下的十个馒头也不见了，只剩下几件带给二哥的旧衣服像被狗撕过一样散乱在那里……我一下子懵了，两眼一阵发黑，第一个念头就是快快找到江惠，不管她怎么可怜，我也不能没有这十个馒头，它们是一家人对二哥的爱心，是二哥在死亡线上的唯一盼头，没有它们，这次探望二哥就失去多半意义。
可是晚了，一切都晚了，车站上，一列长长的绿皮客车正缓缓往南移动，等我不顾一切冲进站台，它已加快了速度，那列火车里坐着“西洋宝”。
我望着那列渐渐远去的火车，欲哭无泪。
1961年的春三月，家家户户粮尽菜绝，都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人们求生的希望除了寄托在生产队不知隔多少日子才能发放一次的救济粮上，再就寄托在春天山上的野菜野草上了。野菜野草毕竟是绿色的，还有那么一点点营养可言，要比干枯的苞米棒子芯、大豆秸、毛毛草磨出的“淀粉”强多了。
山上的野菜野草好像知道人们焦急迫切的盼望，很知时节地随风潜入人间，“当春乃发生”了。更可贵的是这些野菜野草似乎没有受到饥荒影响，一露面就显出旺盛的生命力，当吃了一个冬天苞米芯大豆秸“淀粉”（即便是这样的淀粉，分配的数量也有限）的人们，看到那些在春寒料峭中最先破土而出并很快就长得生机勃勃的野菜野草，就像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亲人，激动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在那段时间里，我干脆不上学了，和弟弟在家满山满岭挖野菜，拾柴禾。挖野菜的行当我最熟悉，打小就挖，但以前挖野菜主要是用来喂鸡喂鸭，人偶尔吃点，也是图吃个新鲜换换口味，所挖的种类也只限于清明菜、婆婆丁、鸭食菜。而现在挖野菜则专门用来喂人，在菜园里青菜还没长起的春三月，家家户户就指望满山遍野的野菜野草救命了。因为对野菜的需求量太大，所挖的种类也就空前繁多，以前只看见山上长的却从来没有动过它们念头的山茄子、小白蒿、老蛙爪、扫帚苗、灰灰菜、绿儿豆、车前子、刺儿蓬、刺儿菜、苓甲菜和一些根本叫不上名的，现在统统成了人吃的上等食品；凡是山上生长的被认为没有毒的绿色植物统统被挖掘出来填充了人们空空的胃口。每天每天，山外挖野菜的孩子成群结队，大家凑在一起集思广益，互相介绍哪种野菜没有毒可以吃，哪种野菜可以生吃……大家饿得顶不住，就抓起“羊奶子”、“酸巴狗子”、“酸老拇脚丫子”等可以生吃的野菜一把一把往嘴里塞，吃得每个人的嘴边都是绿生生的一圈。都说神农尝百草，那个时期，大家都成了神农，吃了不知多少种野菜野草。
有一次我挖了筐“绿儿豆”回来，母亲把它们摘好洗干净了做成菜糊糊，菜糊糊端到桌子上邻居士发大娘来了，看见地上还剩有的野菜，说我挖的是车前子不是绿儿豆，绿儿豆和车前子看外表没有多大区别，但不是一种东西。士发大娘说车前子有毒，不能吃，劝母亲把饭倒了。但母亲没听士发大娘的话，她舍不得刚做好的菜糊糊，车前子倒不值什么，母亲舍不得掺在里面的几把大麦面，再说倒了一家人晚上吃什么？
但母亲也没敢冒险让我们吃，而是瞒着我们自己先吃下了一碗，母亲吃下好半天，没什么反应，才让我们吃，我们把一锅糊糊都喝了，谁也没事，证明车前子有毒的说法是讹传。事后当我们知道母亲怕毒着我们自己先尝了先，都后怕了好几天，如果车前子真的有毒呢？
拾柴禾也是不可或缺的大事，在辽南地区，庄稼户烧的柴草，大部分靠土地生产，如今，地里连秸秆都长不起来，哪来的草，而且好多烧柴还都晋升为食品填了人肚子。人们为了取暖，只好上山砍树，山上沟里的树凡能砍动的都被一一砍光，这儿那儿哨兵一样孤零零地寂寞地站立着的，都是几丈高的大树，它们凭借自己不容易对付的高大身躯才逃出一命。农村人也不乏幽默，对过去密密麻麻长满槐树松树，如今却是满山遍野光秃秃，只这儿那儿站着几个“光杆司令”的公元1960至1961年，戏谑地称为光绪（树）年间（辽南人发音，绪树不分）。我和弟弟在光绪（树）年间忙了锅上忙锅下，忙锅上，野菜多，尚容易些，忙锅下，就要艰难得多，山上地里，哪儿都光溜溜，我和弟弟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每天也拾不上多少柴草，没有办法时，把人们揩过屁股的棍棒都捡回了家。
1961年初夏，人们在饥饿的死亡线上终于盼到了槐树开花。槐树花在所有代食品中是质量最高也最有营养的一种，人们在大冬天里就开始想念它了，恨不能让它像童话故事《十二月》里说的在冰天雪地的冬天就开花。（《十二月》是外国的一个童话故事，讲的是一个孤女被继母逼迫在冰天雪地的十二月天气里去森林里采只有春天才开的白雪花，小姑娘到了森林，又冷又饿，但对在森林里烤火的十二个老人还是很有礼貌。十二个老人问清了小姑娘到森林里的目的，破例地让时间逆转，让春天提前回到了森林，让小姑娘采到了白雪花。）
槐树开花那几天，我和弟弟满山满沟跑，恨不能把山上的槐树花全部捋回来。然而捋一筐花很难。因为低矮一点的树找不见了，早都在严寒的冬季燃烧了自己救活了别人。
要捋只能爬高树，爬到这儿那儿孤零零地站立着的，没有在严冬里粉身碎骨的大槐树身上，向这些侥幸逃过那场劫难的“光杆司令”再度开战。还亏得弟弟是爬树高手，否则面对高大魁伟的“光杆司令们”，我还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弟弟小我三岁，从小上房爬树就像猴子一样灵活，因为排行第五，大家都叫他“五猴”。现在别看他瘦得三根筋挑了个小脑袋，身上没有两把力气，为活命还是龇牙咧嘴爬上一棵棵高大的槐树。他在树上把有花的枝杈用力撅断扔到地下，我就飞快地往筐里捋花，捋好把树枝放到一边。在当时，树枝和槐花一样重要，农历五月份，菜园里种得早的芸豆都吐须了，吐须的芸豆急等上架，可架秧的材料还毫无着落。而芸豆不架秧，等于白种。农村日子，即使一般的年月，芸豆土豆在青黄不接时也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更不要说在随时都要饿死人的1961年。很早，就有一首歌谣强调芸豆土豆在农家院里的地位：芸豆地蛋，救苦救难。又能当菜，又能当饭。
我们那地方称土豆为地蛋。那一年春天地蛋种奇缺，哪儿也没有卖的，我们家菜园里一棵地蛋也没种，一家人下一阶段的生计就指靠那几畦芸豆，芸豆种还是花七元一斤的高价买的，所以凑架秧的材料是当务之急。
正常年月，农村像地蛋种芸豆种这类东西家家都有，自留自种，根本不用买。至于架豆秧子的材料，对农家来说就不是个事，一个庄户人家若为这些小事也愁，那日子就别过了。然而，在重新分了自留地和蔬菜地的1961年春天，人们却好像在时空隧道里沉睡了三年又突然醒来，醒来后发现这日子还得过，可真要认真过时才发现是如此的艰难，家家户户都像从外地逃荒刚来到这里，一切都要白手起家，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由于家家都捋槐花救命，家家都凑树枝架豆秧，山上残存的槐树就像战后的伤兵，被摧残的缺胳膊少腿，惨不忍睹。那一时期，人们干的都是剜肉补疮，杀鸡取卵的勾当，为了眼前活命，谁也顾不上望长久远了。
那天下午，我和弟弟跑了好几道沟梁，最后在屯东的三道沟里才捋满一筐槐花，也凑够一捆树枝。这捆树枝分量不轻，我和弟弟都拖不动。即使拖得动四类子女也不敢大白天往家拖，一旦被人看见扣上破坏山林的罪名，乱子就大了。我见离天黑还早，就叫弟弟先回去叫父亲，让父亲天黑下来时来拖，我留下来看槐花和树枝。
在我居住的屯东部的“黄土高坡”上，有三道雨水冲积的大沟，屯里人就按顺序叫它们为一道沟、二道沟、三道沟。前几年，这几条大沟是村里孩子常来的地方，那时，各道沟里的树木密密匝匝，野菜野花遍地都是，进到沟里，经常能看到花花绿绿的野鸡和灰白色的野兔，能闻到浓浓的，带点中药味道的花草香气，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小鸟欢叫。我常和小伙伴来这里挖野菜，拾柴火，夏天到这里逮那些叫个不停的蝈蝈，逮回家装到用高粱蔑子编的笼子里，每天到园子里掐倭瓜花喂它们，余下时间就听它们悦耳的叫声。
现在，三道大沟光秃秃的就剩下几棵肢体残缺的大树，没有鸟鸣，看不到野鸡野兔的踪影，就连以前在这个季节能经常看到的蜥蜴现在也难得见到了。弟弟走后，空旷的大沟就剩下我一人，我突然恐惧起来，有种被这个世界遗弃之感，我一头钻出了大沟，站在绿草盈盈的沟畔上才松了口气。日头已经落山，但离看不清人的时候还早，我眼巴巴望着西边已升起炊烟的屯落，盼着天快黑下来，黑到什么都看不见了才好。
天终于黑下来，父亲下工来了，先看了看我们撅下的那捆树枝说：看你们把树糟害的，也真是，赶上这年头，什么东西也不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