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阵子，我又被那些年轻的女教师迷住了，迷恋她们的教学，迷恋她们的风采，迷恋她们轻松活泼的生活方式，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渴望像她们一样，学成后当人民教师。
可能因为有那么多的理想那么多的目标支撑，我上起学来始终比谁都有劲，我的几个好友常发牢骚说读书苦，我却觉得读书最幸福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等上了大学，到了大城市，在大学的校院里接受高等教育，那将是多么美妙多么迷人的事？在此之前，我周围农村的女孩还没有谁上了大学呢，我曾暗暗发誓我要成为家乡第一个上大学的女学生，为不受重视的农村女孩们争口气，如果现在因为饥饿就辍学不读，毁了我的大学梦，一辈子只能像母亲一样当个家庭妇女，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读，只要不饿死就不能不读书，如果不读书，我的生命等于死掉了一半。
然而，严重的饥荒让学校也乱了章法，曾几何时，这所新建学校还那么热闹那么红火，如今再也听不见歌声笑声了，各种跳舞比赛和朗诵比赛更不用说了。那些年轻活泼的女教师也都沉默了，再也看不到她们三三两两悠闲漫步的身影。而且全校的教师都不怎么认真给学生上课了，他们肚子也同样饿，饿得把阿基米德还是牛顿、高尔基还是鲁迅……统统丢到了九霄云外，每天上课时间只来教室应付应付，有的甚至照照面就走了。
教室里每天最多能到十几个学生，少时只有几个，大都是男生，女生经常就来我一个代表。那几个男生来了也不干正事，来到后把书包往蒙了一层灰垢的课桌上一撂，就围上煤炉子烤起火来。偏偏1960到1961年的冬季特别的冷，偏偏1960到1961年学校买的取暖煤特别的难烧，几个男生天天就围着那个怎么烧也烧不旺的半死不活的炉子大搞精神会餐，把他们家祖宗八代吃过的好东西都翻腾出来供嘴过瘾：有的说他最爱吃里脊肉炒酸菜，又香又不腻人；有的说他最爱吃油炸丸子，特别爱吃用地瓜和黄米面炸的地瓜丸，又甜又香，每年过年他妈炸的地瓜丸可好吃了，怎么吃也吃不够；有的说自己发贱，每到过年就吃不下东西，平时馋饺子都馋疯了，可过年那几天，白光光的饺子端上来吃几个就饱了，放到现在，还不一口气吃它个百儿八十的……
我一个女生不好意思也挤不上，只能袖着手缩在座位上对着一本书哆嗦，脑袋里装的也全是吃。这时别说是枯燥无味的教科书，即使是最最有趣的小说也引不起兴趣。肚子里像开了锅的沸水一样咕咕叫，再生动再吸引人的故事也变得淡而无味。
如此几次，我也觉得没有必要天天上学了，与其到学校挨冻，还不如呆在家里保存点体力。但又怕学校除名，就来他个隔三天五日去照照面，看见老师在点名册上我的名字旁边划了勾，就回家。就像20世纪末的某些干部参加会议或者政治学习，只在报到，照相的时候出现。
记得刚入中学，在音乐课堂上学的第一首歌是《歌唱1959》，到现在还能记住那么几句歌词：1959年更是个跃进年。跃进再跃进，快马再加鞭。工业农业齐飞跃，高产卫星飞上天。条条战线跨骏马，人人争做英雄汉。群策群力建设国家，共产主义曙光现。
现在，已看到共产主义曙光的我们，竟像严霜打过的杨树叶子，一天天簌簌地凋零，凋零到临毕业的1962年，当初招收的六个班三百多名学生，只剩下四十几个人参加中考了，真可谓大浪淘沙啊！
民以食为天，千真万确的真理！
最困难时期所熬过的日日夜夜，让我永世难忘，其中几个零碎片断，至今也是我心里的痛，说给今天的孩子听，也许认为是《天方夜谭》。
1961年的元旦刚过，家里就再也找不出一粒粮食。在这之前，二嫂叫她弟弟把她六岁的大儿子曙东送回来，说两个儿子快饿死了，送回一个叫爷爷奶奶想办法吧。
曙东生于1955年，是梁家第一个孙子，曙东出生时，全家都欢喜得不得了，二哥想了好几天才给儿子起了名字叫曙东，意思是生在毛泽东的伟大时代，就像东方升起的黎明曙光，将来前途无量。曙东也不负众望，聪明伶俐又好看无比。可如今，小天使一般的曙东瘦得脸上和身上就剩下骨头，小天使已变成了干柴棒。
七岁八岁讨狗烦，意思是这个年龄段的男孩正是最好动最让大人操心的阶段，可快七岁了的曙东回来后老老实实动也不动，屁股尖尖的坐不住炕，就倚着窗台半趄着，省心得很。以前常听大人这样骂过于淘气的孩子：就是三顿饱饭把你撑的，饿你几天就老实了。现在看曙东的状况，才知道这话还真是不假。可不假归不假，若真把孩子饿到这个份上也实在太残酷了，曙东现在不是饿老实了，而是饿得跟死孩子差不多了。
在曙东送来之前，母亲就已躺倒在炕，每天做饭的任务都落在我的头上，好在每天的饭食不复杂，几乎千篇一律，即把秋天储备的往年猪都不吃的干菜用水泡软烀烂，撒上把苞米面馇糊涂，或者就那么放上把盐煮。煮好后盛到盆里，再把从食堂领来的用苞米棒子芯或者大豆秸磨成的“淀粉”掺上点苞米面放到锅里烙，因为面太少，凝聚力差，只能烙，不敢像以往那样往锅里的菜汤上边贴，一贴准都掉进菜汤里。即便这样，烙出的“饼”也不成个，一块一块的颜色跟土块差不多，拿不住，得装到碗里吃，不知道底的还以为你在吃土块或什么上好的中药呢。
这样的“饼”放到好年景狗都不吃。可惜几年后日子好过了生产队不再磨“淀粉”了，如果还磨，用它做忆苦饭保证比用地瓜叶子，萝卜缨子做的更合格，更能忆苦。
但就是这样的烙饼，曙东吃得比高级饼干还香，曙东不爱喝菜糊涂，他在姥姥家已经喝伤了，喝得肚子像面小鼓，肚皮又薄又亮仿佛一敲就破。那天被舅舅送回的曙东哪儿都尖，唯有眼睛和肚子是圆的。
肚子像小鼓的曙东天天除了要吃的，再什么欲念也没有了，可能因为肚子饿，每天天不亮曙东就醒了，给他穿好棉衣棉裤后他就倚着窗台坐着半合着眼，不知底还以为他睡了。一见我要做饭了，他的眼睛立即就睁开了，小嘴就像台破损不灵的留声机，反反复复跟病在炕上的奶奶重复一句话：奶呀，别叫老姑馇糊涂，烙小饼，奶呀，别叫老姑馇糊涂，烙小饼……
烙小饼，也就是烙那种好年月狗都不吃的“淀粉”饼，是孩子一天最大的盼头。
小时候，我和弟弟亲二哥的两个孩子，怎么亲也亲不够，农村有句话形容亲孩子的程度，说是好吃都能吃了，我和弟弟就亲到那种程度。然而现在，饥饿远比亲情厉害，母亲饿倒了，父亲也差不多，只是有工作组逼着，每天不得不去生产队坚持干活。我们虽然都可怜曙东，但对二嫂什么也不带，就让孩子回来从快要饿死的人嘴里夺食，心里自然不满意，对曙东顿顿点饭谱，心里就不胜其烦。一天中午，我见母亲也不爱喝那一点营养都没有的干菜汤，就拿出一棵舍不得吃留着过年的白菜，想做点新鲜菜汤给母亲喝。曙东见我拿出新鲜白菜，就跟我要菜帮吃，我扒了两片白菜帮给他吃了，他又要削完菜后剩下的白菜根。
你可别小看饥饿年代的白菜根，往年它是废物，当时可是宝贝。也许它的根部储藏有一点点淀粉，所以吃起来比白菜叶顶事，更不要说比什么什么人工“淀粉”了。不是这场饥饿，谁也没有这一大发现，往常做饭，削完白菜，剩下的根子都随手扔掉，那个年月可好，削完菜叶，都抢着啃菜根，一个老头，到邻居家有事，看见人家留着菜根准备春天栽到菜园子结菜籽，就花一块钱买下一个，也不洗，咔嚓咔嚓当场吃掉。曙东没回来时，削完菜后的白菜根常常归弟弟吃，弟弟说母亲：这白菜根真甜，以后就是有东西吃了我也吃它。可是后来真有东西吃了，弟弟早把他的话忘到了脑后，对白菜根看也不看了。
那天中午，十二岁的弟弟见曙东吃了白菜帮又要白菜根，不高兴了，吼他道：吃、吃、吃，你就知道吃，你吃谁的？你拿粮份回来了吗？曙东挨了吼，“哇”的一声哭了，母亲见状也难受得大哭，一边哭一边狠狠骂了弟弟。
一天，曙东摇摇晃晃去外边撒尿，回来往炕上爬时，见炕沿缝里有个土坷拉，以为是吃掉的淀粉饼渣，捡起填进嘴里，一嚼不是，立即吐了。这个细节曙东自己也许还没当回事，可我和母亲心都大恸，母亲又一次哭了，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都供给了孙子，曙东的小屁股开始圆了，家里也快断顿了。
全家人又靠吃糠咽菜支撑了几天，母亲一看不行，狠狠心叫我把孩子送走。我送曙东走的那天，天气阴沉寒冷，小北风像尖锐的毛毛刺，不光扎得脸皮痛疼，且找个缝隙就往人怀里钻，肆意地折磨着已经皮包骨头，弱不禁风的人，不是万不得已，那样冷的天哪能叫孩子走。可家中的情况已不容许母亲再拖了，母亲叫我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白面烙几张饼给曙东带上，说孩子太可怜了，天天想点糠饼子都无法满足，孩子要走了，大人宁肯死，也让孩子吃几张白面饼吧。
果然，那天曙东开始冷得哆哆嗦嗦还不想走，这孩子跟爷爷奶奶及我和弟弟感情深厚，别说饥饿时在奶奶家能受到优惠，好时候多昝回来一住就不想走。可当他听到母亲吩咐我烙白面饼，知道只要回家就有白面饼吃时，立即高兴起来，不用谁逼，自己就穿起衣服。母亲见状又流泪了，我安慰母亲说曙东愿意走，他回家比在咱家强，人家在那边好歹还能得到生产队点照顾，你就别难过了。母亲说：他懂什么？只要给他几张小饼，把他送到南海喂鱼他也愿意。
曙东走后，父亲也支撑不住了，但父亲不敢躺下，饥馑越是严重，阶级斗争越是抓得紧。当时各大队都派有工作组，各小队都有一名工作队员安营扎寨，负责我们那生产队的一个姓高的工作队员天天盯着父亲几个五类分子，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时刻想从他们身上找出点毛病好杀鸡儆猴。
看着父亲全身浮肿还得咬牙出工，一天晚上我硬着头皮去找高工作队员。这个队员有二十多岁，一个人住在公共食堂的一间闲屋里，自己立伙食。农村人没见过大世面，只要是上级派来的人，就当祖宗一样地敬着，社员饿死多少生产队可以不管，但对工作队员决不敢怠慢，一定得吃饱，生产队队长把生产队仓库仅存的一点粮食拿来供养这个工作队员，喂得这个工作队员既不浮肿也不干瘦，白天站在众多的不是浮肿就是干瘦的人群里，像个异类，很显眼。我去时见他正大口大口吃净面的窝窝头，而这样的窝窝头一般社员怕有一年多没见过了。
我看了一眼他手里黄登登的窝窝头，咽了几口口水，然后求他把发给贫下中农救济浮肿的营养品发给我家一点救救父亲。姓高的翻了我一眼，很没水平地说：你真想得美，贫下中农还救不过来呢，能轮到五类分子？
几年后，我弄清楚了高工作队员的来历，他原先是个农民，小学毕业后在家赶了几年大车，1959年在大跃进的浪潮中当上了小学教师，因表现积极，被抽到工作组当了一名工作队员，高工作队员很珍惜这次机遇，本想下乡后在运动中好好表现一番，从此飞黄腾达，谁想落改运动一结束，他们那批大跃进时期安置的小学教师全部哪儿来哪儿回，他就重新回家赶他的大车了。
在全家弹尽粮绝完全陷于悲观绝望之际，谢天谢地，生产队不知从哪弄了点豆腐渣，好像是附近一个飞机场的驻军部队给的，脏兮兮地堆在公共食堂的地上，这种过去用来喂猪的东西，现在则成了大家的大救星。生产队长见各家来领豆腐渣的人已虎视眈眈地把豆腐渣团团围住，怕大家动手哄抢，赶忙招呼几个民兵把守，自己亲自把秤分。豆腐渣不多，一人只有半斤，我排了半天队，领了二斤，回家赶紧和着咸芥菜缨子一起烀熟，父亲空着肚子下工回来，狼吞虎咽吃了两碗，不知是吃得太猛还是肚里有火，父亲吃完肚子就痛起来，痛得满炕滚……
恰在这时，姓高的工作队员领了几个民兵到五类分子家查夜，困难时期，工作组的人领民兵到五类分子家查夜是常事，说越是在这种非常时期越是要提防阶级敌人钻空子，提防国内潜藏的特务和国外随时都会窜来的间谍破坏，而特务间谍来了当然要窝藏在阶级敌人五类分子家里啊！
其实上级真是多虑了，也太抬举了这些小五类，慢说像父亲他们这些小五类分子一辈子连个真正的特务间谍都没见到，即使见过，有来往，这个时期他们谁还能来，哪个五类家又有能力窝藏他们，来了还不得饿跑了。
父亲也真是的，在日本人统治时期，日本人和巡捕经常来查夜，看看像父亲这类头脑比较复杂，后脑勺上总像长了反骨的人是否在家里窝藏反满抗日分子，来了极不客气，连一条狗都惨遭厄运。苦熬苦等四十年，好容易日本人滚蛋了，被舍弃的孩子总算回到了亲人的怀抱，不再受外国人欺负了，谁知道，回归的高兴劲还没过去，又突然变成自己人的敌人，又得接受自己人来查夜，难怪母亲说父亲命里八字不清，天生一个“是非”命，净干人家牵驴他拔橛的事。
姓高的工作队员和民兵查夜查到我们家，父亲正在炕上翻滚痛得满头大汗，姓高的工作队员看看父亲，没说什么领人走了。他们走了，一头汗水的父亲竟欣慰地笑了，说今晚的肚子痛痛得真是时候，明天他不会逼我干重活了。
身受饥饿和阶级斗争双重折磨的父亲也真够可怜真够天真了，他常常能寄希望与幻想在一些可笑的事情上，数九寒冬，家家露天茅厕的粪便冻得邦邦硬，生产队没人爱干出大粪的活，生产队长就安排父亲干，父亲挑着一担粪桶拿一根比他还高的沉重的铁撬杆挨家挨户收拾大粪，活又脏又累他却干得很认真很仔细，谁家掏多少粪帐本记得清清楚楚。一天父亲回家，高兴地对母亲说：工作组用的那个茅厕脏得不像话，简直下不去脚，今天我把那个茅厕好好收拾了一番，收拾得干干净净，就冲我为他们收拾茅厕这份心，以后他们会对我好一点。
但是，以后并没见工作组对父亲好一点。
又吃了一天干菜，姐姐回来了，姐姐带回她一个月寒假的口粮，二十一斤苞米。这二十一斤苞米放在今天可能谁也不会当回事，可在那时，简直粒粒赛珍珠，等于是几条人的命。姐姐还带回一包高粱面掺糠的窝窝头，这些窝窝头没有一个是完整的，哪一个都咬了几口或吃了一半。显然，这是姐姐从她每天的七两定量上强行省下的，是她勒紧裤带从嘴上硬摘下的，再看看姐姐，本来就白净的脸现在煞白煞白，像个蜡人儿，风一吹就能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