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沃伊蒂瓦的父亲去世。从此，他失去生活依靠。在克拉科夫的一家比利时人开办的化工厂里他找了一份工作，一边做工，一边从事反对纳粹统治的地下活动。为此，他被列入纳粹的黑名单。1942年，沃伊蒂瓦同４名学生躲进了克拉科夫的大主教府，偷偷在那里研习哲学和神学。1946年11月，沃伊蒂瓦被委任为神父，然后他离开波兰，赴罗马安杰利坎大学进修。他的指导老师是法国多明戈教会修道士雷吉诺德，一个顽固的因循守旧分子，也许就是在他的影响下，沃伊蒂瓦也成了神学上的保守派。经过几年的学习，沃伊蒂瓦在学业上大有长进，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回到波兰后，又接着在雅盖隆大学研读哲学，以一篇研究天主教哲学家马克斯·席勒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尔后担任了伦理学讲师。1958年，沃伊蒂瓦当上了克拉科夫的助理主教，他关心青年教徒胜过处理行政琐事。这些青年教徒，有的成了沃伊蒂瓦的好朋友，他们亲切地称他为“大叔”。1964年１月，沃伊蒂瓦升为克拉科夫教区大主教，３年以后被教皇保罗六世擢升为枢机主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红衣主教。此时，他已名声在外，每次教会举行重大宗教会议，波兰的主教都推选沃伊蒂瓦参加。
1978年10月，卡罗尔·沃伊蒂瓦在梵蒂冈教皇选举中当选为罗马教皇。同他的前任保罗六世一样，他也是一位宗教保守主义者，但同时是一位社会进步人士。约翰·保罗二世对于稳定罗马教廷功不可没。
他的前任约翰·保罗一世仅仅就任34天就于自己的睡床谢世，在这之前，保罗六世在其统治最后6年中郁郁寡欢而不问世事。
就在罗马教廷的声望岌岌可危之际，约翰·保罗二世就任，为失落中的罗马教廷指明了一个发展方向。他带给世界天主教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他的个人魅力和对“生命文化”的信念激发了世界天主教徒的热情，深刻影响了西方天主教徒乃至西方整体主流社会的政治和社会价值观；另一方面，他统治下的罗马教廷保守而僵化。约翰·保罗二世清楚认识到美国对于整个世界的巨大影响，因此27年中，他一直努力在美国宣传其“生命文化论”。不仅在天主教徒中，在非天主教徒中也传播这一理念。
在其任内，他旅美7次，深受美国人民的敬仰。在他成为教皇的第二年，美国的《时代》杂志就以他的照片为封面，文章冠题为“约翰·保罗超级明星”。“我认为教皇的性格对于很多国家的人民，不仅是天主教徒，而且对非天主教徒，都非常具有吸引力。美国很多的长老教基督徒都因为教皇牢固的宗教信仰而对他非常敬仰。他们可能对教皇对崇拜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批评不以为然。但是这样一种某位世界领袖从宗教信仰角度出发评论天下万物的概念对美国人来讲非常具有吸引力。”美国公共电视台阿波奈提说。保罗二世的思想兼收并蓄，都是基于他的信仰之根。他反对堕胎和避孕，这是非常传统和非常保守的天主教信仰，同时他主张给穷国免债，反对死刑。他反对伊拉克战争，尤其反对美国当时的政策。他素有“哲学家教皇”之美称，他的回答聪明睿智，富有哲理，并挟带着切身的经验和感情。
对于保罗二世27年来任职的功过，人们褒贬不一。有人批评他顽固地推行保守主义的路线，反对计划生育，反对妇女任牧师职位，反对牧师参与政治活动。有人赞扬他充满爱心，对近来的历史演变和世界各地的情况有着深切了解，正确地执行罗马天主教廷的“开放”、“现代化”、“对话”、“普世主义”的路线。2005年4月2日21时37分，约翰·保罗二世因病在梵蒂冈去世，终年85岁。保罗二世去世当天，世界各国领袖纷纷表示哀悼，美国时任总统布什在白宫表示：“劳拉与我及世界各地的民众，一同哀悼教宗保罗的过世。天主教廷失去了它的牧羊人，世界失去了人类自由的扞卫者，上帝一位出色且忠实的信徒已被召唤回家。”
3.为自由而生的民族
公元7-8世纪，在维斯瓦河和奥得河流域出现了有统一语言的莱赫人，他们据称是波兰人的祖先。公元9、10世纪，在波兰大地上又出现了许多部落。在梅什科一世统治之下，这些部落形成了最早的统一国家。13世纪，波兰出现了第一篇使用波兰文写作的作品，此后波兰文被逐渐传播开来。波兰人逐渐形成了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共同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波兰是一个多民族国家。1939年统计，全国人口共3510万人，其中有2400万波兰人，730万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330万犹太人，50万德意志人(日耳曼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占领当局对波兰犹太人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被杀害者约有300万人。有几十万波兰犹太人去了苏联，还有一些去了其他国家。战后，在苏联有一批波兰犹太人返回波兰，但又有一批犹太人离开波兰去了其他国家。20世纪60年代，留在波兰的犹太人仅剩几万人。波兰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随着战后东部地区划归苏联，绝大部分成为苏联公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年随条顿骑士团进入波兰东北部定居的德意志人(日耳曼人)和战后划归波兰的西部领土上的德意志人，绝大部分迁回德国。至此，波兰变成了一个波兰民族占98%的单一民族的国家。
民主和自由历来是人们渴求的，但是像波兰人那样对民主和自由的执着却是举世罕有的。在异族统治期间，波兰人民前赴后继，一次次发动起义，他们高唱战歌，表达着民族的意志和誓言：“只要我们还在世上，波兰就不会灭亡，凡列强用暴力掠去的一切，我们要高举战刀夺回来。”波兰人民被恩格斯称赞为“欧洲不死的勇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波兰是人口死亡比例最高、流血最多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达600多万。但波兰人民在整个沦陷时期一直坚持斗争，不妥协，不屈服。就连华沙的美人鱼塑像也与丹麦着名的哥本哈根美人鱼温顺的形象不同，是一个一手拿剑一手拿盾的美人鱼，一幅大义凛然保卫民族独立的写照。
波兰人也是十分突出的世界主义者。今天的世界语就是波兰人柴门赫夫创造的，它虽然未能在世界上成功推广，但“世界主义”的精神影响很大。波兰文化十分开放，天主教来自西方就不用说了。在文化传统上，法国对波兰的影响甚至大于俄、德、奥三个宗主国，无论宗教还是民主理念，波兰均类似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她在欧洲一直有“斯拉夫人的法兰西”之称。波兰近代几个最着名的文化精英，如萧邦和居里夫人等都与法国有不解之缘。如果说波兰精英特别亲法，那么一般波兰民众对美国更有好感。波兰在美国有300万波侨，1000万美国人有波兰血统。
18世纪末，波兰走向亡国，同时世界却迈向民主。在此过程中大批波兰人抗争失败后漂流四方，因失去祖国成为“世界公民”，造就了一大批民族英雄。他们认为波兰的自由只有在人类自由的背景下才能实现，因而摒弃孤立主义眼界，到处打抱不平，为超国界的“人类正义”，也为波兰的“独立和民主”在世界各地浴血奋战，正如卢格所说的“全欧洲自由的传播者”和马克思所说的“唯一为世界革命而战斗的民族”。
可以说，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波兰人。
K.普瓦斯基和T.科希丘什科，两人都有“两个大陆的英雄”之称。普瓦斯基是1768年波兰抗俄起义领袖，抗俄失败后到北美参加独立战争，又成为美国革命的英雄。他于1777年成为美军骑兵司令，又深入英军后方组织“普瓦斯基军团”开展游击战，1779年阵亡后，华盛顿为他撰写了碑文。科希丘什科则是先率领波兰志愿者在美国革命中一举成名，然后回到波兰，领导了1794年抗俄起义。
法国革命与拿破仑战争中，大批波兰志士组成“波兰军团”，为保卫法国革命而战，他们军装的袖口上写着“普天下自由的人们是兄弟”，体现了强烈的世界主义理想。“波兰军团战歌”在东欧剧变前后一直作为波兰国歌，前南斯拉夫国歌也是采用它的旋律修改填词而成的，但这首歌却不是在波兰国内创作，而是波兰军团的维比茨基在意大利参加抗奥地利战争时创作的。
波兰的一些活动家和工人代表还参与了第一国际的建立。1871年，有600多名波兰志愿者成为巴黎公社的保卫者。曾经参加过俄国民粹派运动的波兰人东布罗夫斯基和符卢波列夫斯基流亡法国，又成为巴黎公社军队的两个主要将领，分别领导西线与南线的防御。东布罗夫斯基阵亡，成为最着名的公社烈士。而符卢波列夫斯基在公社失败后继续成为第一、第二国际的活动家。
亡国后的波兰人还大批卷入了宗主国的反对派运动。俄国的民粹派、德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有不少波兰人参加。而当时的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英特纳雄耐尔”世界主义倾向，因此尤其吸引波兰精英，如投身于德国工人运动的波兰人卢森堡、投身于俄国工人运动的拉狄克、捷尔任斯基等人。
总之，波兰民族这种不自由毋宁死的民族性格以及自由不分国界的普世价值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独树一帜，令人大为称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