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是敦煌学的开创者，早在1910年前后，罗振玉、刘师培等着名学者就出版了第一批敦煌学着作。从2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刘复、向达、王重民、姜亮夫、于道泉、王庆菽等人先后亲赴伦敦、巴黎抄录和拍摄敦煌文献。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也开始得到利用，出版了陈垣编《敦煌劫余录》和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由于资料的增加，我国学者的研究也采用多种方法进行多种研究，涌现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向达《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郑振铎《中国俗文文学史》等。
1944年，在于右任先生的建议下，国民党政府成立了以常书鸿为所长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它标志着中国敦煌学研究从文献扩展到敦煌石窟艺术研究。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后，随即开始了对莫高窟的保护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敦煌学研究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1951年，原敦煌艺术研究所改组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使敦煌莫高窟得到了妥善保护。60年代初，通过国际交流，得到了英国所藏敦煌文献的缩微胶片，改善了研究条件。在此条件下，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尤其是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临摹及敦煌文学研究等方面，更是走在世界前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王重民、刘明恕等合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1962年），这部索引包括了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简目、斯坦因劫经录、伯希和劫经录、敦煌遗书散录四部目录，是我国学者所编的一部较完全、较准确的工具书，反映了半个多世纪敦煌文献研究的成绩，至今仍是敦煌学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
改革开放20余年来，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季羡林和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段文杰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不懈努力，开拓进取，中国敦煌学研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首先，我国的敦煌学研究机制日益完善。为适应敦煌学发展的形势，1984年1月，在原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大编制，增加经费，成立敦煌研究院。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1983年8月中国敦煌学吐鲁番学会的成立，成为联络、协调全国敦煌学研究的学术团体；在人才培养方面，除专门设立的硕士、博士点外，全国各地高等院校招收的硕士、博士生，也有专门以敦煌学为研究方向的。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中国敦煌学的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形成了老中青三结合的研究队伍，中青年专家正成为敦煌学研究的主力军。
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成果大量涌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不断开拓敦煌学研究的领域，敦煌学研究的范围还进一步扩大到自然科学领域，我国敦煌学研究形成了领域广阔、结构庞杂、功能多样、个性独特的学科群。其中一些研究领域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在敦煌石窟考古、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历史地理、敦煌社会史等方面的研究，明显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文献的整理刊布方面，90年代以来，先后影印出版了各种文献。由于大量原始文献的公布，使敦煌学文献的分类整理成为可能。目录编纂方面，则有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编《敦煌劫余录续编》等。
敦煌学研究成果，大多散见于全国各大学、国家文物局、中国社科院编辑的期刊和书籍中。近年出版的一些着名敦煌学研究者的纪念文集和1983年以来的历次敦煌学研讨会的论文集中，都有大量的论文问世。个人的研究专着，更是数以千计，需要专门的目录，才能一一罗列清楚。
在敦煌石窟考古方面，二十余年来我国敦煌学研究者在石窟编号和内容调查、登录，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石窟遗址和洞窟的清理发掘，石窟的断代与分期研究，敦煌石窟内容研究，敦煌石窟与历史研究诸方面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1988年至1995年对莫高窟北区长达700米崖面上已暴露和被沙掩埋的全部洞窟进行清理和发掘，揭开了北区洞窟的神秘面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自1983年成立以来，先后举办了6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敦煌研究院也先后举办了5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对推动我国敦煌学的研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敦煌学者多次去国外进行学术交流和艺术展览，国外学者也来我国进行敦煌学的研究和交流，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大量翻译介绍到中国，与中国敦煌学界的学术交流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
除中国大陆外，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也活跃着一支敦煌学研究队伍。
法国的敦煌学研究，在欧美国家中一直居领先地位。伯希和在1920年至1924年间还发表了六卷本《敦煌石窟》图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敦煌学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研究成果大量出现。法国方面还于近年整理刊布了《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对敦煌文献中少数民族文献的研究，是法国敦煌研究的一大特色。拉露小姐对藏文写本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论文。在回鹘文、于阗文研究方面，首推哈密顿1986年出版的《9－11世纪敦煌回鹘文写本汇编》，是近些年来回鹘文献研究的最大成绩。法国敦煌学研究机构和学者，仍在继续进行敦煌文献的整理刊布与研究工作。
英国也是敦煌文献和文物收集的重要国家，斯坦因第二、第三次中亚考察的正式报告《西域考古图记》和《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中就收录了他本人和当时各方面学科的专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敦煌各类写本和绘画分别由各科的专家进行全面整理和研究，汉文写本方面的代表是翟里斯和魏礼。《剑桥中国史》的主编之一特威切特是英国当代敦煌学的代表人物。近年来，英国与中国合作出版了《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收录了不列颠图书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和英国博物馆所藏全部汉文社会文书及绢纸绘画上的汉文题记。汉文文献之外，敦煌藏文写本早年主要由托玛斯负责整理。在于阗文文献研究方面，剑桥大学的贝利做了全面的收集整理，成绩斐然。美术研究方面，英国博物馆的韦陀同日本讲谈社合作，将斯坦因所获西域敦煌艺术品整理出版了一部三卷本的《西域美术》，对敦煌艺术的研究帮助很大。
曾有计划地开展敦煌学研究，是从1957年在彼得格勒东方学研究所设立敦煌学研究组开始的，代表人物是孟列夫和丘古耶夫斯基。近年来，俄罗斯方面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达成协议，在中国大陆陆续出版《俄藏敦煌文献》，鄂登堡早年考察敦煌的笔记也即将出版，这将更进一步推动国际敦煌学研究。
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始于1909年，二战以前，日本的敦煌学研究主要是收集、整理和刊布资料，从20世纪50年代中开始，因为找到了一度不知去向的大谷文书，又得到伦敦、北京所藏敦煌文献的缩微胶片，日本的敦煌学研究进入又一个高潮，《西域文化研究》被誉为是包括敦煌学在内的日本中亚研究的金字塔。日本敦煌学不仅研究敦煌文献，而且还研究敦煌石窟艺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获得更多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向更深、更广的方面发展，并在佛教研究、社会经济史研究和法制文书研究等方面形成日本敦煌学的特色。从1980年开始编纂并陆续出版的13卷本巨着《讲座敦煌》，是一项大规模集体合作研究的成果，日本几乎动员了全国的敦煌学学家，因而《讲座敦煌》是一部质量上乘，全面综合敦煌学研究成果的着作。匈牙利、荷兰、挪威、瑞典、意大利、德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印度等国，都有多少不等的学者在从事敦煌学研究，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敦煌学研究的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