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会"成立后，坚持反袁立场。初期，主要是在美国、日本以及上海等地从事反袁宣传，留在上海的"欧会"成员谷钟秀、杨永泰等人，本着"对于当代有望人物，取广义的联络主义"的方针，筹备创办法政专门学校，一面培养人才，一面拟在各学科延聘有望人才，发起成立学会，作为联络各方人士的纽带。同时又设立明明编译社和泰东书局，创办《正谊》杂志，以编译法政、哲学、文学各种书籍，从事宣传活动。在美国，黄兴、钮永建等人先后到檀香山、旧金山、纽约等地，发表演说，著文立说，揭露袁世凯破坏共和、实行专制独裁的罪行，争取美国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在日本东京，由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先后发表《政本》、《国家与责任》、《开明专制》、《中华民国之新体制》等文章，进一步揭露专制政治的危害，赞扬资产阶级的"法治"精神，批判封建主义"人治"，有助于人们认清袁世凯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反动本质。还有一部分"欧会"会员在南洋一带展开活动，主要是以筹款为主，为此组织了"中华水利促成社"，以兴办水利为名，赴各处募捐。但因南洋华侨中，多数信仰孙中山，对"欧会"的募捐活动表现冷淡，所以收效甚微。1915年1月，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出，举国哗然。在尖锐的民族矛盾与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势下，"欧会"从缓进的讨袁方针转而倾全力反日救国，提出暂时"停止革命"活动，联合袁世凯政府"一致对外"的口号，希图以停止革命活动换取袁世凯拒绝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但是，无情的事实粉碎了"欧会""联袁反日"的幻想。袁世凯为依靠日本称帝，于1915年5月9日对"二十一条"除"第五号"表示"容日后协商"外，其余全部接受。至此，"欧会"豁然大悟，放弃"暂停革命，一致对外"的主张，黄兴、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林虎、程潜、李根源等17人即于5月9日当天发表联名通电，愤怒斥责袁世凯政府对日本"一味屈让"，竞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侵略要求。认为造成这种严重后果，完全是由于袁政府媚日卖国政策所致，表明"欧会"再次向袁世凯公开宣战。袁世凯不顾舆论反对，于同年8月指使杨度等人在北京成立筹安会，公开推进帝制运动。"欧会"会员纷纷回国，于11月聚集上海，确定了不分党派，联合各派力量一致反对袁世凯卖国称帝的方针。黄兴也派其子黄一欧赴日本，带信给孙中山，表示同意孙中山对局势的分析，认为"三次革命"时机已然成熟，如有所命，极愿效力。孙中山欣然同意与"欧会"联合讨袁。从此，"欧会"作为讨袁联合战线的一支生力军发挥了重大作用。一方面，它先后在上海创办《新中华杂志》和《中华新报》等报刊，继续从事反袁宣传；另一方面，又发挥其作为国民党缓进派与各方保持密切联系的政治优势，积极联络各派政治力量共同讨袁。它首先与中华革命党实现联合，继而又对进步党从拥袁到反袁的转变给予热烈赞扬与支持；还派人南下与广西将军陆荣廷联络，促其下定讨袁决心。与此同时，"欧会"把策动武力讨袁当作中心任务。经过反复筹划，他们认为西南五省袁氏力量相对薄弱，其中尤以云南发动反袁条件最为成熟，于是决定以云南作为策动反袁起事的基地。1915年10月，李烈钧即开始试探云南将军唐继尧的态度，继而又派出方声涛等人赴滇联络，策动军界人士反袁。12月17日，李烈钧等人到达昆明，为发动反袁起事做了大量组织工作。黄兴虽身在美国，亦时刻关心国内局势的发展，利用其影响，致函各方，联络西南军、政界人士，并积极设法帮助蔡锷人滇，促其在云南发动反袁起事。事实上，云南能首举讨袁护国义旗是和黄兴及"欧会"的努力分不开的。综观"欧会"的成立及其活动可看出，该会虽与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存在分歧，但它在革命危难之际，仍然坚持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立场，在这个根本点上和中华革命党是一致的，两者的分歧属于反袁策略各异。欧事研究会所持"缓进"方针，确实存在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对再举革命缺乏信心等消极因素，但是他们反对中华革命党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神秘主义，军事上的盲动冒险倾向，主张不分党界，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爱国反袁力量共同讨袁，无疑是当时正确的斗争策略。他们运用这个策略，联络各方，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袁斗争，为推动护国运动的爆发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而且黄兴在受到孙中山过分的指责、不能消除分歧的情况下，仍承认孙中山为唯一领袖，拒绝另树旗帜，而采取自行迥避、离日赴美的做法；而当形势有变，立即幡然回首，尽弃前嫌，竭诚与孙中山重新合作，又表现了黄兴高尚的革命情操。惟"二十一条"交涉开始后的几个月内，"欧会"由于未能清醒地认识袁氏独裁政权就是丧权辱国的根源，忽略了对外反侵略与对内反对卖国政府的一致性，曾提出"联袁对外"、"停止革命"的错误主张，虽含有坚决反对日本侵略的积极因素，客观上却使袁世凯得以利用"欧会"停止革命的时机，分化瓦解革命队伍，有利于他进一步集中权力。这说明其在对袁世凯反动本质的认识上，还缺乏有如孙中山那样的敏锐性与深刻性。
《大总统选举法》公布
袁世凯的《大总统选举法》，是袁为实现终身独裁统治，并传位于子孙的阴谋，继《中华民国约法》之后，一手炮制出来的。
年10月，国会制定的《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应由国会议员组成选举会选举，选举会的法定人数由议员总人数的2／3构成，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候选人获得总票数的3／4的绝对多数，才能当选。大总统任期5年。如再被选，连任一次。据此规定，袁最多能当10年的总统，因此，他深为不满。但是袁为了攫取正式大总统职位，当时并没有公开反对。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按照《总统选举法》规定宣读誓词："余誓以至诚，谨守宪法，执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务。"袁世凯很快把他的誓言抛在脑后。《中华民国约法》出台后，动摇了《总统选举法》的基础，具体有三：第一，《总统选举法》规定，选举大总统的机关为总统选举会，而《中华民国约法》规定立法院为立法机关，采取一院制，法律事实均有变更。第二，《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和副总统同时缺位时，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而《中华民国约法》规定实行总统制，不设国务院。将来关于摄行总统之职务，无其法定机关。所以，《总统选举法》附则明定大总统的职权，暂依《临时约法》关于临时大总统之规定；而《临时约法》既因《中华民国约法》而废止，那么大总统职权的"依据"也就消失。既然《中华民国约法》已经生效，修正《总统选举法》也就势在必行。
修正《总统选举法》，正合袁世凯的意图。税务处督办、参政梁士怡秉承袁的旨意，在参政院提出修改大总统选举法的提案。1914年8月18日，参政院建议大总统将该提案提交约法会议，由约法会议起草议决总统选举法修正案。
年8月26日，约法会议召开关于修正大总统选举法第一次会议。会议认为：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宜注重共和之精神，而不可概袭共和之形式，宜参稽本国之遗制，而不宜涂附外国之繁文"。实质上，约法会议是要把大总统选举法修正成袁完全满意的、为袁独裁统治服务的法案。约法会议多次举行会议，到12月28日，最后通过了修正的《大总统选举法》。袁世凯于29日公布施行，同时废止1913年10月由国会制定的《总统选举法》。
袁世凯的《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有中华民国国籍的男子，年满40岁以上，并在国内居住满20年以上，有被选举为大总统的资格；大总统每届任期10年，连选连任，无限制；大总统选举会由参政院参政和立法院议员各50人组成，由现任大总统召集，选举会会长由参政院院长担任，如果参政院院长是副总统兼任。或有其它事故时，则由立法院议长为会长；大总统继任人由现任大总统推荐候选人三名，将其姓名"书于嘉禾金简，钤盖国玺，密贮金匮于大总统府特设尊藏金匮石室尊藏之"，金匮钥匙由大总统掌管，石室钥匙由大总统、参政院院长和国务卿分别掌管，无大总统的命令不准开启；在每届应行选举大总统之年，如果2／3以上的参政同意即可连任无须改选。袁世凯实际上成为终身大总统，而且根据袁氏《大总统选举法》世袭。
民国初年尊孔复古思潮
民国初年，在袁世凯摧残民国、破坏共和的同时，意识形态领域里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思潮，恢复和维护封建纲常礼教是其中心内容。康有为是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而1914年9月的尊孔祀圣大典是这一思潮的典型表演。
民国成立前，康有为就发表《共和政体论》、《救亡论》等文章，大谈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民国成立后，他攻击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认为中国的危机和混乱都是革命派造成的。宣扬只有恢复旧制度、旧秩序、旧道德，才能拯救中国，挽救危机。他认为，只有尊崇孔子、孔教，才能做到"人心有归，风俗有向，道德有定，教化有准，然后政治乃可次第而措施之"。因此，他把尊孔当作头等大事，四处呼吁恢复尊孔、读经，要求定孔教为国教。
年10月在上海成立"孔教会"，康有为任会长。康在给孔教会的电文中说："昔法人越南之岁，仆考万国教俗，独居深念，中夜涕零，深虑据乱世之经说，大教将坠于地，乃发大同太平之新教，至戊戌开孔教会，曾上奏。去岁夏，际亘古未有之变，俎豆废祀，弦诵声绝，大惊深忧，乃草序例寄门人麦孟华、陈焕章，令开会沪上。"可见康有为是幕后指挥策划者。《孔教会开办简章》规定："本会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仿白鹿之学规，守蓝田之乡约。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冀以挽救人心，维持国运，大。昌孔子之教，聿照中国之光"。规定总会设在上海，国内各县设立支会，各市乡设立分会，外洋各埠也设支会、分会。"凡诚心信奉孔教之人，无论何教、何种、何国皆得填具愿书，由介绍人介绍人会。"会务分讲习部和推行部，讲习部负责宣讲经学、理学、政学、文学，推行部的任务是"讲道化民"、"拜圣读经"、"考礼正俗"、"仁民爱物"。规定每年在孔子诞辰纪念日前三日开全国大会一次，每月朔、望各开常务会一次。
年，康有为等相继创办《孔教会杂志》、《行世报》和《不忍》杂志。各地也成立了不少类似的团体，如山西的"宗圣会"、山东的"孔道会"等等。孔教会的追随者以北京、上海、天津、青岛、南昌、长沙等城市为中心，以办"诗社"、"读经会"为名义和形式，招徕信徒，扩大影响。
孔教会极力攻击民主共和，诋毁自由平等观念，污蔑革命造成了社会混乱。在《孔教会杂志》上有一篇署名孔教会全体的《斥北京教育会破坏孔教之罪》的文章，赤裸裸地指出："今中国改建共和政体，于政事宜若有进步矣。然而纪纲不立，中央与地方隐然分为十数国，无统一之实。赏罚颠倒，骄悍跋扈之徒、非縻之以禄位，即饵之以财赂。而挟兵拒命之夫，作奸犯科之辈，且熟视无睹而莫敢谁何也。""自共和成立以来，政事上何尝有毫厘之进步，亦只见其退步而已。"共和致使道德败坏，"人心风俗益又甚焉。谲觚成风，奇衰百出，廉耻道绝，大言不作，造作黑白，名实混乱，天下无事非之公，举世以攻击为事"。孔教会和社会上的尊孔活动，得到了袁世凯的支持和赞扬。
康有为极力攻击民主共和，鼓吹尊孔复古。他在《祀天配孔议》中说："今民国肇建，号称共和，天下之心，皆放无纪极，昔患一人专横于上，今乃患亿兆人纵恣于下。"他在《中国学会报》题词中说"孔子曰：汤武革命，顺呼天而应呼人。天视民视，革命乃吾中国最寻常之事。然革一朝之命可也，奈之何举中国数千年之命而亦革之乎？今也教化革命，纪纲革命，道揆革命，法守革命，礼俗革命，人心革命，国魂革命。大火焚室，空空无依；茫茫无所适，伥伥无所之，游魂太空，风雨飘摇之，雷霆或震，绝命是朝，欧服欧历，徒为棺惊骇娶之仪。何我同胞大愚不移，一至于斯乎！"康有为对共和以来废除祀天祭孔，废止小学读经等极为不满，他攻击说："自共和以来，百神废祀，乃至上帝不报本，孔子停下祭，天坛鞠为茂草，文庙付之榛荆……呜呼，中国数千年以来未闻有兹大变也。""有斯异政，举国惶骇，既已废孔，小学童子未知所教，俟其长成未知犹得为中国人否也，抑将为洪水猛兽也！"康有为及其追随者赞美孔教是中国几千年文明教化的结晶，"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若孔教可弃也，则一切文明随之而尽也，即一切种族随之而灭也。"宣扬孔教是中国的"国魂"，宣扬"欲不亡中国乎？必自至诚至敬，尊孔子为教主始也。"他们尊孔和定孔教为国教，都为的是抵制革命，为复辟帝制造舆论。
袁世凯为了加紧复辟帝制活动，也大力宣扬孔孟之道。他赞美道："孔教之于中国，犹如空气之于人类"，"孔孟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之师表，亘古代而常新。"他下令学生恢复读经，强调"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至其用"。1914年9月28日他又举行了辛亥革命后第一次尊孔祀圣大典。
国内的尊孔复古思潮，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响应。1912年孔教会刚成立，英、美、德、日、俄等国的在华帝国主义代表即表示支持。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实为孔教会的发起人之一。他把孔教会列为尚贤堂国际教务联合会的一员，常到孔教会演说，鼓吹基督教、孔教"同谋人道之乐利"。英国庄士敦、德国卫礼贤和英国的李提摩太等极力鼓吹，说孔子是"集群圣之大成"，中国赖有孔子，才能成为"敦化最著之邦"。沙俄的盖沙令、日本的贺长雄、美国的古德诺等帝国主义分子，都支持尊孔复古。
帝国主义积极的支持中国的尊孔复古活动，是为他们的反动政治目的服务的。一方面，他们宣扬基督教与孔教合作，鼓吹东西文化合流。沙俄盖沙令打着"学术研究"的招牌，长期在华从事文化侵略活动。他认为东西文化合流，国民易于统治。帝国主义者鼓吹孔教是"中国独一无二之根本"，"国家新命之所托"，"孔教或被废弃，而并无合于华人性质者以代之也"。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分子用孔孟之道麻痹人民的思想，抵制革命。庄士敦就曾露骨地说："中国之安内攘外，不在武力，而当归功于孔教，……使能以孔教治国，则革命不可起，而人民早尽于善良矣"，李佳白道明宣扬孔教，尊崇孔教的两大利处："孔教崇道德，尚伦理，尊为国教，则民德无坠落之虞，此时利于国者一也"。"孔教多言政治，包含多种重要的学科，尊为国教，尤足以植政学之基础，此利于国者二也。"帝国主义者竭力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反对将西方天赋人权、进化论、民主共和方案等先进思想介绍到中国。
中外反对派的尊孔叫嚣在民国初年掀起一股复古逆流，为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活动推波助澜，在中国历史上掀起了一股复辟潮，给社会造成了恶劣影响。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失败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尊孔复古思潮受到沉重打击，逐渐消声匿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