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系军阀代替帝国主义镇压五卅运动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拥段祺瑞任北京政府临时总执政。但是，北京政权实际是由段祺瑞和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控制。北京执政府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对内压制、摧残革命运动，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横征暴敛，为人所痛恨。1925年10月，段棋瑞执政府召开关税会议，希望通过提高税率来增加自己的实力，同时缓解人民要求关税自主的情绪。而帝国主义国家也愿意做出一些让步，来稳定中国的局面，保持他们的在华利益。但是帝国主义并不允许中国实行关税自主，所谓关税会议，也不过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重新分赃的会议。因此也必然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不久，军阀混战又起，直系军阀孙传芳以关税会议为名，发动了反奉战争。接着，奉系军阀内部又出现激烈分化，郭松龄举兵倒戈反奉。同时，冯玉祥在1924年组建的国民军，也对北方政局发生重大影响。国民军是从北洋军阀部队中分化出来的一支具有革命倾向的部队。在中国国民党、共产党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下，这支队伍也越来越壮大。在此形势下，国民党与共产党组织和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奉倒段运动。关税会议开始时，上海、北京等地群众便发动集会与示威。其中北京的示威群众在新华门与段祺瑞政府的卫队冲突，激起了更大的愤慨。11月28日，北京学生敢死队，工人保卫队和群众5万余人齐集神武门前，举行示威大会，高喊"打倒段祺瑞卖国政府"、"组织委员制的国民政府"、"打倒奉系军阀"等口号，向执政府挺进，旨在发动政变，推翻段政府。由于国民军没有采取行动配合，原定目标未能实现。北京大示威后，上海、南京、开封、长沙、汉口等地都发生了群众的示威活动，形成反奉倒段的汹涌浪潮。
中国革命运动的高涨，引起国际帝国主义的恐慌。从1925年开始，侵华各帝国主义国家就大肆煽动反赤。反奉倒段运动高涨后，英国方面更认为中国"纷乱"的原因不在于劳工状况，而在于社会主义精神的发生，因此必须反赤。这是中国政治中的一大变化，也是后来段政府敢于向学生开枪制造"三一八"惨案的深刻政治原因。1925年底，吴佩孚通电声明：讨奉结束。1926年1月5日张作霖回电达成谅解。在这之前，奉系已在日本的帮助下平息了郭松龄的倒戈，于是直奉协手把矛头对准国民军。
由于帝国主义插手中国，全国性的反奉倒段运动很快发展成为反帝爱国运动。1925年12月11日，1926年1月14日、3月11日，在天安门前，北京各界群众连续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反日讨张国民大会。1926年2月20日英国通过上海《字林西报》公布了进攻中国的计划，宣称用10万兵力北攻天津，中攻沪、汉，南攻广州，并扬言两年内可以征服中国。2月27日，北京召开了有4万人参加的反英讨吴大会，强烈抗议英国封锁广州，反对吴张联合，要求广东国民政府北伐。
面对汹涌高涨的革命形势，帝国主义加紧了干涉中国革命的步伐。1926年3月初，11艘奉舰协助张宗昌运送6000名士兵，企图在大沽口登陆未成。接着奉系军阀袭击北塘，被国民军击败，退至直隶湾。其时，天津大沽口海面也常有悬挂日本海军旗的奉军舰只游弋，伺机进攻大沽炮台。国民军为了自卫，在海口附近安设水雷，暂禁一切船口出入。接着国民军将领鹿仲麟向驻津的外国使团说明情况，同时提出外轮出入办法：外轮进海口时，必须有一引水船为之前驱，此引水船行近炮台时，须吹哨为号，向国民军示意；外轮出入，必须悬挂本国国旗，不可淆乱；出入外轮之华人，须经国民军检查方许通过。12日，国民军决定向外轮开放大沽口，但必须遵守以下两条：第一，外轮人口不得再为敌军运送兵械；第二，外轮人口不得使敌船尾随混入。当天，日本领事馆通知国民军说，上午10时，日本藤字第十五号军舰一艘将进人海口，要求国民军给予保护。国民军允许放行。但日舰一直拖到下午3时左右，才进人海口，而且后面有船只尾随。国民军发现与上午日本领事通知的时间、舰数不相符合，恐有奉舰尾随混入，遂即向日军发出警告，要求日舰停止或缓速前进。日舰对国民军的警告不加理睬，并直驶入港，同时开炮轰击国民军大沽口炮台，致使国民军死伤10余人。国民军被迫开炮还击，将日舰驱逐，并就日舰强行驶入大沽口发生枪击事件，向日本领事馆提出抗议。日本政府不但不接受国民军的抗议，并且于3月16日纠集《辛丑条约》签字国英、法、美、意、荷、比、西等国公使，以维护《辛丑条约》为借口，向中国政府提出所谓"抗议"，同时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政府做到：所有自大沽口至天津一带之战事，必须停止；所有水雷、及其他障碍物，必须撤出；所有航行的标号，亟须恢复，不得再有蔑视；所有作战之船舶，必须驻泊大沽口外，不得干涉各国之航船；除海关当局外，所有对于外国船只之搜查，一律停止。以上五点要求限于48小时内答复。他们还扬言。若是在3月18日正午12时不能得到满意的答复，就要采取"必要之手段"进行"保护"。从3月16日八国最后通牒发出时起到17日止，各国调集到大沽口的军舰达20余艘，进行武力恫吓。日本还叫嚣说，在上海、南京、武汉、重庆、长沙等地还有15艘军舰，也准备协同作战，大有重温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势。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无比愤怒，也直接导致了几天后"三一八"惨案的发生。
"三一八"惨案
3月18日，北京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反帝爱国民众的流血事件，也称北京惨案。
大沽口事件发生后，八国公使团的最后通牒，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激起了各界群众无比的愤怒。1926年3月14日，大沽口事件发生两天后，北京数万群众在太和殿举行反日侵略大会，强烈抗议日军炮击大沽口。3月15日，天津总工会、国民讨张反日大会等70余个团体4万人，举行国民反日紧急大会，要求严惩侵略者。上海各团体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总会、广东外交代表团、留日学生讨张反日归国代表团等团体纷纷发出抗议通电。特别是在八国最后通牒消息传出后，群众愤怒到了极点，提出："似此横暴，于斯以极，此而不争，国亡无日，望我同胞，共起反抗，以制凶顽，用血国耻。"
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积极领导了这次反帝斗争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活动分子会议上，身为北方区委书记的李大钊明确指出：所谓八国最后通牒，是第二个八国联军。帝国主义各国事实是与段政府心心相印的，他们是来抗拒进步力量（国共合作）的，条件是丧权辱国，人民绝对不能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发动各界群众行动起来，与军阀政府斗争到底。3月17日下午，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学生联合会、北京总工会等200余团体的代表，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定：（1）即日严重驳复最后通牒，（2）不许日舰携带奉舰人口，（3）驱逐八国公使出北京，（4）请国民军改变作战目的，即系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5）定于18日上午10时在天安门开国民大会，并推举李大钊、李石曾、顾孟余、徐谦、丁惟汾、陈启修、黄昌谷、蒋梦麟、于石任、林森等13人组成主席团。会后，代表们分成两队，一队由共产党员王一飞、安体诚率领去外交部请愿。另一路由共产党员、北京学生联合总会党团书记陈毅率领，去国务院请愿。代表们到达国务院门前，队伍被阻。代表们要求见段祺瑞及国务院总理贾德耀，没有得到答复。当即派陈毅等3人前去进行交涉。突然，一群手持木棍、刺刀的卫兵向请愿群众袭来，他们在人群中乱打、乱刺，致使多人受伤，造成流血事件。当天晚上，段祺瑞和国务院总理贾德耀等召开秘密会议，进一步策划镇压民众爱国运动的阴谋。3月18日上午10时，北大、清华、燕京、北师大、志成中学、汇文中学等80所大中学校及总工会等140个各界团体两万多群众，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示威大会"。上午10时大会开始，由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代表徐谦和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等人担任主席。
徐谦报告开会宗旨：八国通牒表明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联合进攻，我们爱国同胞起来抵抗也要联合战斗，不可自相分离。李大钊在会上作了演讲。他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群众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反抗帝国主义和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撤退外国兵舰，惩办大沽口事件的罪魁祸首等。会场上悬挂着昨天在国务院门前被卫兵打伤者的血衣，并由王一飞和辛焕文报告17日去国务院外交部请愿经过及被镇压的情况。群情更加激愤，一致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等口号。
在万众同仇敌忾的气氛中，一致通过《反抗列强最后通牒国民大会致八国公使书》。大会决议：通电全国民众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一致起来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和八国政府进攻中国；督促北京政府严重驳复八国最后通牒及最后的要求；驱逐在最后通牒上署名的外国公使出境；宣布《辛丑条约》无效；严惩昨日执政府卫队枪杀各团体代表的祸首；电勉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战。中午12时大会结束。大会结束后，有2000多群众组成请愿团按原定计划向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出发。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一些负责人和共产党员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陈为人、肖子璋、杨善南、刘伯庄都参加了游行。共产党员王一飞为游行总指挥。当游行队伍经过长安街、东单牌楼、西四牌楼时，沿途群众鼓掌，挥手致意。这本是一次和平示威，只想敦促政府对帝国主义采取强硬政策。但段祺瑞政府面对人民群众的和平请愿，却早已预谋屠杀。下午1时20分，游行队伍到达执政府门前广场。数百名荷枪实弹的士兵环立于执政府门前。见此情景，请愿群众立即在国务院门前停下，推丁惟汾、王乐平等5人持名片前去交涉，要求见总理贾德耀。就在群众整理队伍时，信号枪响、警笛狂鸣，东西辕门卫兵向群众平射。群众纷纷后撤，但街口已被卫兵封锁，并以排枪向群众射击。一场蓄意制造的血腥大屠杀开始了。顷刻间，死者、伤者跌倒堆压在一起。这时，周围胡同中伏兵四起，士兵们手持大刀、铁棍乱砍乱杀。国务院门前、马号内、海军部门前，尸横遍地，血染大街。有47人被打死，200多人受伤。死难者中绝大多数是大中学生，也有工人、商人、职员和市民。最小的13岁，是中学生。这就是段祺瑞制造的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鲁迅在当天悲愤地写道：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墨写的谎言，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北京民众对段祺瑞政府屠杀爱国民众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李大钊、陈毅等在当天晚上召开了中共北京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紧急联席会议，决定把斗争进行到底。陈毅又在北大一院召开了200多个团体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讨论研究有关善后事宜。会议推广州外交代表团、中国济难会、国际工人后援会、国民新报社、北京学生联合总会、北京市总工会等7个团体组成"北京惨案后援会"，负责处理善后事宜。北京学生联合总会决定：通电全国，发表宣言，组织演讲队进行宣传，派代表慰问死者家属及受伤者。北京各大专医科学生组织了临时救护队，分乘汽车，奔赴国务院、北大等地进行抢救。为抗议政府的暴行，3月19日，北京各学校一律停课。
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政府也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为开脱罪责，于3月19日公布了一份颠倒黑白的通缉令："近年以来，徐谦、李大钊、李煜赢（李石曾）、易培基、顾兆熊（孟余）等，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本日，由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名义，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持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似此聚众扰乱，危害国家，实属目无法纪，殊堪痛恨。"并通缉严拿徐谦等人。
段政府这种嫁祸于人的手段，更激起人们的无比义愤。3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指出段祺瑞是臭名昭著的卖国凶犯。号召全国人民紧急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打倒惨杀爱国同胞的段祺瑞政府，肃清一切卖国军阀，取消辛丑条约，以雪最后通牒之耻，建立人民政府，谋全国真正和平。为此，号召爱国民众集中于广州国民政府的旗帜下，助成北伐使命，同时不惜以重大牺牲而实际援助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国国民党也于同天发表了《对北京惨案宣言》。27日，广州国民政府也发表宣言，号召人民一致奋起驱段。推倒军阀政府。在两党的共同推动下，天津、上海、南京、长沙、武汉、广州、重庆、桂林、南昌等许多大城市的学生、工人和广大群众，纷纷组织京案后援会，举行集会、示威游行，声援北京群众的爱国斗争，形成一个广泛的群众爱国运动，北京人民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