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鲍罗廷和苏联军事顾问们还一起制定了依靠苏联援助创建中国国民革命军队的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是改组军队，即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把归附广东政权的地方军阀联合成统一的革命军队，并以此为起点，逐步建立起国民革命军。鲍罗廷还指派切列潘诺夫、捷列沙托夫、波里亚克等人组成苏联军事顾问小组，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黄埔军校参照苏联红军制度办校，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的机构，施行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的方针，制定了政治工作制度。苏方还为黄埔军校提供了200万卢布作为开办费，及一批武器和弹药。不久，鲍罗廷担任国民党政治总顾问，先后参加指挥了平定商团叛乱、东征陈炯明、南伐邓本殷等战役，协助肃清了广东的敌对势力，改组了政府，整编和统一了军队，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鲍罗廷还在中国北方推动冯玉祥加入国民革命战线，提高其军事战斗力和政治地位，为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创造了条件。1926年4月蒋介石"整理党务案"中，鲍罗廷与蒋谈判时节节退让，终至酿成蒋全面限制共产党人的阴谋的得逞。1926年7月，鲍罗廷极力推动了国民政府的北伐，并同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一道，在北伐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坚决挫败了蒋介石企图迁都南昌，以便把党和政府控制在其之下的阴谋。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鲍罗廷被召回莫斯科。
中共中央召开上海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开始进入具体实施阶段。为了推动国共合作的步伐，统一全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思想。1923年11月24日至25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即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罗章龙、蔡和森、王荷波、项英等8人。全会按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三大的五月指示信的精神和当时国共两党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解决执行中共三大决议的问题，决定进一步促进国民党改组，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组织。全会指出，国民革命运动是我党目前的全部工作，全党"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在政治上，促使国民党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和活动。会议检查了中共三大以来各项决议的执行情况，着重讨论了国民革命运动、工人运动和宣传教育工作，通过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其主要内容是：（1）凡"国民党有组织之地方，如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处。同志们一并加入"，"国民党无组织之地方，最重要的如哈尔滨、奉天、北京、天津、南京、安徽、湖北、湖南、浙江、福建等处，同志们为之创设"；（2）矫正国民党的政治妥协观念。促其作反帝的宣传和行动；（3）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党团性质的秘密小组，在国民党内贯彻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我们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但事实上不可能时，断不宜强行之"；（4）用国民党的名义组织各种民众团体；（5）农民是中国国民革命的最大动力，应在农村建立和扩大国民党的组织。这次会议提出的观点和措施，对具体贯彻落实三大的正确方针、取得革命领导权。起了积极作用。另外，会议还通过了《劳动运动进行方针议决案》、《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等。尽管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相比，还是一个历史很短暂（成立才刚刚两年多）、人数很少的党，当时党内一般说来对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还缺乏完整的认识，但是，中共采取上述办法，尽可能团结国民党中的革命派，是有可能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发挥领导作用的，后来实际上也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内做到了。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的召开，促进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同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发出了《第十三号通告》，要求全体共产党员积极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工作，并向各地党组织部署了参加改组的具体步骤，以迎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国家主义派的出现
国家主义是中国青年党的政治主张。1923年12月2日，由曾琦、李璜等人在法国巴黎发起并组织了反动的中国青年党。主要领导人为曾琦、左舜生、李璜、陈启天、余家菊等。
曾琦，四川隆昌人；李璜，四川成都人。两人都是五四时期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五四运动后赴法留学，奉行国家主义，于1923年12月2日在巴黎召开会议，建立中国青年党。会议选举曾琦为总干事，李璜、张子柱、周道分任内务、财务、交际干事，并发表了《中国青年党建党宣言》，并创刊《先声》周报为机关报。1924年以前，中国青年党的活动中心在法国，主要与周恩来为首的旅法中国共产党人为敌。1924年9月，曾琦、李璜等回到上海后，与左舜生会合，中国青年党的活动中心遂移至国内。因他们标榜国家主义，人们称之为国家主义派；同年10月10日，曾琦、李璜与左舜生、余家菊、陈启天等人在上海创办<醒狮>报，作为青年党的主要宣传工具，故又被称为"醒狮派"。为了活动上的方便，青年党于1925年10月成立了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并用这个名义对外公开发展组织。
中国青年党的建立，标志着国家主义派成为有组织的政治派别。1925年秋冬至1926年上半年，国家主义派的活动曾活跃一时，先后在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上海、江西、福建、山东、安徽、四川、云南、贵州、北京、天津、山西等省市建立了30多个小组织并出版了数十种报刊，进行国家主义的宣传和反共活动。1926年7月，中国青年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推选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张子柱等7人为中央委员，曾琦为委员长。最初，中国青年党的党名秘而不宣，对外活动以"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出现。直到1929年8月，在沈阳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发表<公开党名宣言》，才正式公开其名称。国家主义最初于欧洲产生时，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反映，早期对鼓励德国人民抵抗拿破仑的侵略起过积极作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国家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结合，打着"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幌子为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和对内镇压人民革命效劳。中国青年党对外依附帝国主义，对内则投靠有帝国主义支持的当权的反动派，勾结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等封建军阀，支持国民党右派，从事破坏革命的活动。它把矛头指向苏联和共产国际，指向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它反对各界人民的革命斗争。蒋介石叛变后，中国青年党投靠国民党。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青年党曾作为抗日党派之一，表示拥护全国抗战。汪精卫投敌叛国之后，中国青年党的一部分成员附逆，参加了以汪精卫为首的傀儡政权。国家主义派盗用五四时期"内除国贼"、"外争强权"的口号为政治纲领，把"实行国家主义，实现全民政治，实施社会政策"作为行动的具体纲领。其最主要的内容之一，是抹煞国家的阶级实质，以自然起源论来解释国家的产生，否认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宣扬国家是人民、土地、主权三要素组成的保卫全民的制度，否认国家是阶级的工具。据此宣扬"国家至上"，任何个人都要牺牲一切"拥护国家"。这种理论在20年代及其以后的中国出笼，主要是为了阻止人民反对军阀政府的革命活动。其次，国家主义派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否认中国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是中国共产党故意挑起的，不合乎中国国情的做法。国家主义派鼓吹"阶级合作"、"全民革命"和"全民福利"。这种观点旨在掩盖矛盾，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第三，国家主义派反对"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在实际行动上与军阀勾结，攻击苏联，以反苏为"先天使命"。总之，国家主义派最本质的内容是反苏反共反革命，而以"国家"、"民族"等美好的词句为革命的口号，掩盖其反动实质，具备一定的欺骗性。
对于国家主义派的政治主张，中共党人予以了针锋相对的批判。1923年和1924年，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瞿秋白、肖楚女等在《中国青年》、《政治周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集中力量对国家主义派的反动思想进行批判和斗争，指出国家主义派是"一个借了反对共产党而干反革命事业的大集合"，是"最反动势力的结晶"，"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人民运动的仇敌"，"是极端的反革命派"。经过揭露批判，争取受蒙骗的青年觉醒，使其中不少人认识到国家主义不是救国而是卖国的理论，从而转到革命的一边，国家主义派的反动面目日益暴露，其影响也逐渐缩小。1941年中国青年党参加发起并加人民主政团同盟。1946年1月，以独立单位参加旧政治协商会议，实际上已投靠国民党。1946年4月28日，被民盟开除。同年11月，参加了国民党单方操纵的"国民大会"和政府，得到了3名国府委员、3名政务委员、2名部长的席位，充当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点缀品和内战帮凶。1949年国家主义派的主要人物随国民党逃往台湾。
语丝社与新月社创建
语丝社和新月社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成立的两个文学社团，其宗旨不一。但成立时间前后相接，且在中国文学史上十分著名。
新月社。1923年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徐志摩、胡适、陈西滢等，该社中坚徐志摩十分崇拜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社名即源于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该社初创时并不是纯文学社团，成员除文人外，还有政界、军界、工商界、金融界人士。他们试图为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思想和文艺上打开一条新路。但活动不多，影响也不大。该社在中国文坛的真正引入瞩目是在1926年春由徐志摩、闻一多等在北京大报《晨报》上创办《诗镌》，才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诗歌流派。此时该派除《新月》成员外，还增进了1921年成立的"清华文学社"。前者以徐志摩为首，后者骨干有闻一多、梁实秋，及朱湘、饶孟侃、刘梦苇、孙大雨等。新月社提倡新诗的格律，反对感伤主义，宣扬爱国精神，颇有建树。《诗镌》时期可称"新月诗派"的前期。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邵洵美在上海筹办新月书店，次年又创办《新月》周刊，1931年还办了《诗刊》季刊，这期间，主要诗人有徐志摩、孙大雨、饶孟侃、邵洵美、陈梦家、林徽因、卞之琳等。闻一多已与该派疏离。1931年9月，陈梦家编选18位诗人80首诗出版《新月诗选》，显示出该派代表作的实力。同年底，徐志摩因飞机失事遇难，新月派逐渐衰落。《新月》、《诗刊》时期可称为"新月诗派"的后期。这一时期新月派提倡的是"健康"与"尊严"，鼓吹"人性"，在艺术上则广泛移植欧美格律诗体。新月派的主要成就是诗歌创作，只有沈从文、凌叔华等少数成员发表过小说。他们大多崇尚"为艺术而艺术"，不满"五四"以来自由诗体的无节制、技艺散漫，着意于建立新格律。主张"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严谨"；闻一多为此提出诗要讲究"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等"三美"。新月派从诗歌理论到实践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建设性的贡献。
语丝社。1924年11月在北京成立。该社以出版《语丝》周刊而得名。孙伏园、周作人、鲁迅、柔石先后任主编，长期撰稿人有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春台（孙福熙）、川岛（章廷谦）、顾颉刚、孙伏园、李小锋、江绍源、淦女士（冯阮君）等。此外，俞平伯、废名（冯文炳）、叶绍钧、钟敬文、朱自清、徐祖正、刘半农、章衣萍等也是该刊重要的作者。语丝社是新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专门性的杂文刊物，它也是鲁迅一生供稿最多的一个刊物。《语丝》宗旨宣称其作者"无所谓一定的目标，统一的战线"，但他们都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他们"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其风格特征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语丝》社的主要成就体现在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方面。在批判"复古"、"国粹"、控诉帝国主义侵略、屠杀的罪恶，抨击军阀政府的残酷镇压群众，揭露"正人君子"的虚伪面目，以至"四一二"政变把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派等一系列斗争中，颇显示了它强大的战斗力。形成了以冷讽热嘲、幽默泼辣著名的"语丝文体"。语丝社为现代散文、尤其是杂文和小品的繁荣开创了先河，在新文学史上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语丝》于1927年10月遭查禁后迁往上海，1930年2月终刊，共出刊260期。1924年被称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开篇之年。所谓开篇，集中表现在中国革命两支主要力量的一系列大动作上。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大会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对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使国民党获得了政治上的再生，孙中山为挽救中国危亡而奋斗一生的曲折历程至此达到辉煌的顶点。可以说，这次大会为即将到来的国民革命高潮奠定了政治基础与组织基础。其后。广东革命政府着手实行了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系列举措——创建黄埔军校、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到平定商团叛乱、引导国民会议运动，实践证明，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创办确实成为推动农运高潮迅速到来的一着妙棋。而黄埔军校的创建。既为中国革命输送了一大批军事指挥人才，也成为建立革命军队的第一步。从这个意义上讲，黄埔军校的建立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作用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这一切，都逐步而有力地推动着中国革命形势向高潮挺进。同时应该指出的是，中国革命形势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迅速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的作用是功不可没。而这一年。随着江浙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军阀混战在中国大地上再次展开。就在这让万千生灵涂炭的混战之中，以冯玉祥在北京包围"总统府"、驱逐溥仪出故宫的"首都革命"为标志，北方政局也出现了剧烈动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