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等人只好从大局出发，忍辱负重，按住心中的闷怒，检讨了自己的"过失"……从1967年2月15日起至3月18日，在怀仁堂连续7次开"政治生活会"。会上江青、康生等无限上纲，给这些老同志扣了一大堆帽子，说这是一股"二月逆流"。接着，又在社会上掀起了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本来按毛泽东的指示，对老同志的批判是在中央内部进行的。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却千方百计地要把它捅到社会上去。他们先集中攻击谭震林，所以在北京的大街上就出现了"打倒谭震林！"、"彻底击溃反革命复辟逆流！"等标语。
从此，中央党、政、军、文"碰头会"被迫中断。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林彪、江青等人手中的权力得以进一步扩大。
月14日，在林彪、陈伯达一伙的操纵下，首都街头出现了10万示威游行队伍，高呼反击"二月逆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的口号，掀起了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北京的这些活动迅速影响了全国，各地造反派起而仿行，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
围绕"二月逆流"的斗争，从中央到地方，先后持续了4年半之久。林彪、江青一伙则通过所谓反击"二月逆流"，将老干部基本上打了下去，为在全国范围内的"夺权"创造了条件。借反击"二月逆流"，整垮这些老干部，是林彪、江青等人梦寐以求的。然而，毛泽东虽不满意这些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激烈批评，但并不想把他们统统打倒。所以，4月30日晚上，毛泽东同志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等人到自己家里开了团结会，并批准他们五一节上天安门看焰火。这样，林彪、江青一伙掀起的"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不得不暂时平息下来。
八一建军节，周总理提议让老帅们出席招待会，毛泽东同意了。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式的讲话中，毛泽东同志旧事重提，明确指出："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意见要说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或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不就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他们这个大闹就证明是公开出来的嘛，不是什么秘密活动，应该参加’九大‘。"毛泽东的这席话，挫败了林彪、江青～伙企图剥夺"二月逆流"成员出席"九大"的权利的阴谋。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同志在一份反映老同志思想动态的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很明显，毛泽东同志对老同志是采取保护措施的。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对此事件的看法有了明显的改变。
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周恩来和叶剑英也参加了这次接见。当叶剑英步人会场时，毛泽东对与会者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毛泽东又说："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后来，毛泽东同志还多次指出："这件事搞清楚了，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毛泽东的这些话等于为"二月逆流"平了反。
初，中共中央正式为"二月逆流"平反，因"二月逆流"案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到牵连和处分的所有同志，一律平反。
"六十一人案件"
"六十一人案件"是指1936年，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向中共中央北方局建议，要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一批党员履行国民党政府规定的出狱手续，以便出狱后加紧补充到北方局干部队伍巾。柯庆施提出这个建议是形势所迫。当时是处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而北方局极其缺乏干部，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北方局书记，为了拯救这些干部，不使他们落入日寇之手遭到杀害，同意了这个建议，并将此事向中共中央作出请示。当时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与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商量后决定予以批准。于是狱中61个人在发表了"反共启事"后获释。这本是为适应对敌斗争需要采取的一种策略，且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出狱后他们为党做了大量工作。
事实上，从1936年这些同志出狱，一直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前，中共中央对薄一波等出"反省院"的问题是经过多次严格审查的，对他们这段历史是清楚地知道的，一直认为是没有问题的。中央组织部在审查干部的过程中，都遇到这批同志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出狱的问题，在他们填写自传和向党组织的汇报中，都谈到这是党组织的决定。对此，中央组织部作了认真的调查，证明事实确实如此。
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121万余党员。党的"七大"召开之前，从前方来的"七大"代表都集中到延安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和审查。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出狱的52名党员中，有七大正式代表12人，候补代表2人。这14名代表中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周仲：英、赵明新、吴云甫、王德、彭德、马辉之、李楚离、刘慎之、傅雨田、刘子久等。
3月，薄一波作为"七大"正式代表到达延安。他到延安后的第二天就向毛泽东汇报了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五年半的监狱斗争。薄一波谈到狱中党支部规定了反对"反省政策"的方针，强调把身体搞好，学习马列主义，坚定信念斗争到底。毛泽东说：这样做是对的，你们把监狱变成了学校，通过学习革命理论，武装了自己的头脑，保存、锻炼和教育了一批同志，这就是胜利。毛泽东还问了出狱的还有哪些同志和他们的情况，薄一波作了汇报后，他关切地说：你们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出来以后又分派到各地去，又回到五湖四海，做了不少工作，是起了作用的。他还要薄一波开了个名单。这次谈话后，党中央书记任弼时又找薄一波谈话，也谈到1936年出狱问题。任弼时说：中央完全知道，是刘少奇、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的，中央作了讨论，让你们出来的。
此外，刘澜涛于1944年冬，周仲英于1945年1月，都曾分别向中央负责同志汇报过1936年出"反省院"的经过。
"七大"期间，中央和各代表团对每个代表都进行了认真的代表资格审查。"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讨论时，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任弼时说明了这件事。他说：这批同志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党组织营救他们出狱，是北方局建议，经中央回电同意的，所以完全不影响他们的代表资格。因此，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薄一波等1936年出狱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结沦，认为适合代表资格，并提交"七大"一致通过。
在选举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时，中央提名的候选人有薄一波、刘澜涛等。在各代表团酝酿候选人名单时，中央正式通知，这些同志的出狱，是北方局建议经中央批准的。
康生对薄一波等于1936年出"反省院"的经过，本来是完全清楚的。1944年，康生当着薄一波的面，赞扬北方局的一大功劳就是营救草岚子监狱的一批干部出狱；1945年4月，党的"七大"召开时，康生身为"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成员，知道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此事的结论。1948年，以康生为团长的中央土改工作团全体成员回到当时渤海区党委所在地过春节时，康生曾对别人说起1936年北平一批党员出狱的问题。他说，1936年，中央分析当时华北形势危急，抗日高潮又已经到来，需要大量干部出来工作，但是很多有经验的老同志都被关在北平狱中，如不及时把他们营救出来，蒋介石就可能把这批同志解往南京。另外，如果敌人很快占领平津，或者华北政权汉奸化后，这批同志只有全部牺牲。考虑结果，当时中央决定营救他们出狱。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为了打倒刘少奇等一大批老干部，康生歪曲事实，把这件事重新提出来。1966年8月，他指使红卫兵去查当年北平的旧报纸，说在那里能查出一大批叛徒。1966年11月，南开大学造反组织在北京图书馆从敌伪报纸上查到1936年一些同志经党组织营救、办理出狱手续的材料，如获珍宝，立即给中央文革写报告，诬陷几十位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是"叛徒"；同时以南开大学"八一八"造反组织的名义张贴大字报，发表《告全国人民书》，抢先把诬陷材料公布于众。康生等人对此大加赞赏，并批准"抓叛徒战斗队"成员以"中央特许"和"中央专案组"名义，到全国各地任意抄家、抓人、审讯和查阅机密档案；同时亲自向南开大学造反组织的头头部署调查一些老干部的所谓"历史问题"，从而使"抓叛徒"活动祸及全国。
9月16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随信附上了1936年有关报纸的影印件。
1月10日，戚本禹对总政文工团部分同志说："红卫兵小将查出安子文叛党，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在报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已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并作了批示。批示指出："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0余人的叛徒集团。这些叛徒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这批人的出狱，决不是像他们自己事后向中央所说的那样，只是履行了一个什么‘简单手续’。他们是签字画押，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举行‘自新仪式’后才出来的。""这些变节分子出狱后，由于刘少奇等的包庇重用，把他们安插在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岗位上，其中有少数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后就正式开始了"抓叛徒"活动。康生制造"六十一人案件"，不仅给刘少奇强加莫须有的罪名，而且使一大批老干部惨遭迫害。据南开大学造反派宣称：他们的"抓叛徒"活动就迫害"全国12级以上的各级领导干部1200余人"。此后，全国掀起"抓叛徒"之风，使大批久经考验的好干部蒙上不白之冤，特别是许多解放前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受到不公正的审查和迫害，许多人被长期监禁，甚至被迫害致死。他们诬称有一条所谓"刘少奇叛徒集团的组织路线"，由此制造了"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冀东、上海、广东"地下党叛徒集团"等重大冤案，使成千上万的干部被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武汉"七二○"事件
7月20日，在武汉发生了广大军民反对所谓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的事件。这个事件被称为武汉"七二○"事件。
"七二○"事件发生的原因，是由于武汉地区广大军民与造反派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而林彪、江青一伙对武汉军区不满，支持造反派的极左行为，加上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在武汉压制一派，支持另一派使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导致了"七二○"事件的爆发。
初，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全国性的造反夺权达到高潮。在武汉，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各级党政机关瘫痪了，大批负责同志被揪斗，武汉军区机关也经常受到冲击。2月初，武汉和南下的部分军内外造反派强行占领了《长江日报》社大楼。8日，他们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简称？《二八声明》）。声明公--开叫嚣要"子弹上膛，刺刀上枪"，"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声明要求造反派"投入战斗，在四面围攻、内外夹击的战场上，看准方向，杀出一条血路来！"9日，造反派又在《长江日报》发表社论，编造说他们是在解放军"支援下"接管《长江日报》的。《二八声明》发表后，造反派更加肆无忌惮，到处冲杀。武汉军民对造反派的行为极为不满。2月18日，武汉军区发表批判《二八声明》的《严正声明》。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军委《八条命令》，抓了"武汉工人造反司令部"搞打砸抢抓抄的一批造反派头头。3月21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其所属组织。这些措施有效地稳定了武汉地区的局势，受到了武汉军民的拥护。
武汉军区的做法既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又引起了林彪、江青等人的不满。从3月开始，林彪多次对吴法宪等人交代："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5月份以后，吴法宪根据林彪的交代，多次打电话给武汉军区空军的刘丰等，要武汉军区空军独立思考，不要听大军区的，不要跟大军区跑。4月16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明确提出"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5月初，戚本禹的秘书在接见武汉造反派头头时说："武汉问题主要是同军内一小撮的斗争"，"武汉的谭震林是陈再道、孔庆德、韩东山，后台是徐向前"。
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有恃无恐，使武汉的两派冲突加剧，武斗升级，惨案时有发生。5月16日，若干群众组织自发地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百万雄师认为：湖北省和武汉市委17年来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他们坚决反对造反派的打砸抢行为。由于百万雄师代表了武汉地区广大军民的意愿，队伍迅速扩大，到"七二○"事件发生前，号称已拥有120余万人。百万雄师由于不听中央文革的话，中央文革就把武汉地区武斗的责任怪罪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去电报："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界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