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通过造反而产生的权力机构叫什么名称呢月19日，张春桥将"一月夺权"称为"一月革命"，同巴黎公社和苏联十月革命相提并论，并提出全市政权机构可以称作"新上海公社"。2月3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在社论中讲到"去年6月1日，毛主席就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陈伯达又告诉张春桥：主席正在考虑建立北京人民公社的名单。于是，张春桥便找10多个造反组织的头头座谈，提议把"新上海公社"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当即获得赞同。2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
可是，毛泽东很快另有考虑。2月12日，毛泽东召张春桥、姚文元回北京，对他们说：原想建立北京人民公社，这样就发生改变政体、国家体制问题、国号问题。如果改称中华人民公社，那么国家主席就得叫公社主任或社长了。国号一改，就要发生外国重新承认的问题。因此，他考虑各地夺权后的新机构，还是叫革命委员会。
月19日，中央还专门发出《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规定"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城市的政权组织形式，除上海外，另有指示外，一般的不要采用人民公社的名称"。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2月24日，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月30日，《红旗》杂志社沦《论革命的"三结合"》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陛、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夺权任务已基本完成。9月7日，北京举行庆祝全国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大会，《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社论指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全部成立，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各地区的代理人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阴谋的彻底破产"，"全国山河一片红……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进人了斗、批、改的阶段"。
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新生事物"。毛泽东说："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按照当时的说法，无产阶级造反派及其所代表的广大革命群众，是革命委员会的基础，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革命领导干部是革命委员会中的骨干和核心。就多数省、市级革命委员会的委员构成来看，三方面的比例大体如下：各造反派组织代表（群众代表）一般占50％左右，军队代表20％，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占20％，其他方面的革命群众代表10％。在群众代表中，工、农、红卫兵的代表也有一定比例。一般的情况是，工人代表比例较大，‘贫下中农代表次之，红卫兵代表又次之。例如：江苏省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时，革命委员会拟由165名委员组成，其中10名作为机动。155名委员的分配为：革命群众代表95名，占57.5％，其中，工人代表37名，占22.5％，贫下中农代表18名，占1l％。红卫兵代表28名，占17％。其他系统的革命群众代表12名，占7％；军队代表30名，占18.2％；革命领导干部30名，占18.2％。
在革命委员会成立过程中，特别强调它不仅要与旧时代剥削阶级庞大的官僚机构截然不同，而且要与"文化大革命"前的"旧机构"划清界限。在这种思想指引下，革命委员会在成立过程中，一般都非常强凋机构的"革命化"和"精兵简政"。在省、市、自治区等各级政权机构的革命委员会中，一般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或政治部）、生产指挥组（或生产指挥部）、保卫组（或政法工作组、保卫部）。各组（部）也由革命领导干部、军代表和一般工作人员组成。各组之下又分设若干小组，分管各方面事宜。
革命委员会在人员构成上说是实行"军、干、群"三结合，实际上大多是军队干部主持工作。军队干部在当时做了大量工作，对缓和紧张局势、维护社会秩序、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总的"左"倾方针影响下，他们在工作中也不可能不产生许多缺点和错误，带来消极后果。革命委员会中的造反派组织的坏头头互相结合或互相对立，在革命委员会内外继续兴风作浪，成为最大的不安定因素。许多革命委员会经常处于纷争和动荡之中，无法正常行使议事办事的职能。革命委员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形成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实现了更高程度的集权，又必须在各项工作中贯彻执行"左"的方针，实际上是国家政治体制和国家行政工作上的一次重大倒退。
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革命委员会改为地方人民政府。在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特定环境下产生的、持续了13年之久的革命委员会宣告结束。
二月抗争
二月抗争指的是1967年2月间党内上层对"文化大革命"错误做法的强烈不满。
全国范围的全面夺权行动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乱，这使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担心和忧虑。当时发生了一系列使人愤慨的事件。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未经中央任何会议讨论就突然被打倒。陈毅、谭震林、李先念等对此深感困惑，就去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得到的回答却是："不知道，没有讨论。"
在林彪、江青的故意纵容下，造反派开始冲击一些老帅、老将军。甚至连功勋盖世的朱德也被诬为"大军阀"，公开贴出"打倒朱德"、"把大野心家朱德揪出来示众"等巨幅标语；造反派掀起"炮轰聂荣臻"的黑浪；大街上还出现了攻击徐向前元帅的大标语；贺龙遭到诬陷被批斗、抄家，儿女流落离散。中央文革小组第二副组长王任重和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刘志坚也在这时被江青点名打倒。煤炭工业部长张霖之被红卫兵批斗、鞭打致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因不堪造反派的围攻和陈伯达、江青的恶语咒骂而含恨自杀；很多省、市党政负责人如上海的陈丕显等被造反派批斗揪走，下落不明。
在北京，总参、总政、总后三大机关也遭到冲击。各地军队也纷纷向军委告急。1967年1月1日凌晨2点20分，沈阳军区司令员来电：昨晚9时有数千名造反派学生冲进军区大院，殴打警卫战士，揪斗军区领导，唐子安副司令员在揪斗中被打成重伤，生命垂危同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张才干来电：昨晚ll时，大约万名红卫兵抄了8名军区领导的家，2名部长和1名副政委被抓走，下落不明。福州军区韩先楚司令员来电，说首都红卫兵到福州胡闹，弄得战备工作：无法进行。
为了制止阴谋家搞垮国家、搞垮军队，老一辈革命家在党和军队的高层会议上同林彪、江青等人进行了激烈斗争。
月19日、20日在扩大的军委碰头会上一些元帅、将军们同中央文革及叶群等人进行了斗争。这导致了《中央军委命令）（军委八条）的颁布。特别是毛泽东在2月5日、6日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严厉批评了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等人。这使中央文革乱了阵脚，江青装病不出，陈伯达成为被批评的主要对象，扬言自杀。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引发了老同志的抗争怒火，以陈毅、叶剑英、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为代表的中央一批老干部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2月11日下午，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首先站起来讲话。他义正词严地对陈伯达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新任军委文革组长的徐向前，激愤地拍着桌子质问陈伯达一伙："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军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就前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成"叛徒"一事，徐向前质问陈伯达一伙："我们是带兵的人，军队的干部，跟我们打过仗，难道我们不了解吗？"
叶剑英就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一事质问道："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老帅的据理力争，使陈伯达一伙理屈词穷。会议不欢而散。2月16日下午，双方在怀仁堂会议上进行了一次更为激烈的斗争。
下午3时，前来参加碰头会的谭震林，在门口碰到策划上海"一月夺权"的张春桥。
谭震林问张春桥："陈丕显同志来了吗？"张春桥听后，搬出了挡箭牌："群众不答应呀！""群众？"谭震林说："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谭震林又说："蒯大富是什么东两？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这时，谭震林已气愤至极，他拿起文件、衣服，边走边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周恩来要谭震林回来，不要走！陈毅也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谭震林感激地望着几位老战友，坦荡地说："陈老总，我六七十岁的人了，还怕什么？讲就不怕，怕就不讲。好！我不走，我就留在这里。"
口倒英说："如今有些人养成一种很不好的习惯，不管干什么事都爱打着主席的旗号，好像这样一来就能把别人的嘴巴封住。这叫什么，这叫政治诈骗！有好多东西，我原来以为是主席的，后来才慢慢弄明白，其实并不是。而有些东西，本来是主席的，却又被扔掉了。比如，毛主席一再强调，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能随便一棍子打倒。可这些人就是不听，不仅批斗、关押，还在全国范围内大搞逼供信，恨不得把老干部整死。"聂荣臻插话说："整死了他们好上台。"
接着，陈毅又说："这些家伙上台，就要搞修正主义。"他还联系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强调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以后还要看，还要历史实践来证明。
余秋里也拍案大声疾呼："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
谢富治插话辩解说："群众运动嘛，难免有些过火的行为，但主流还是好的，还是……"
李先念当即驳斥道："你不要和稀泥！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
当大家再次谈到许多老干部惨遭迫害，有的甚至被整残整死时，陈毅心事重重地说："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针对林彪、江青对朱德、贺龙的诬蔑，他说："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军取得的伟大胜利呢？"谭震林忧伤地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流眼泪！"谢富治又插话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我哭，不是为自己，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谭震林当即驳斥了谢富治。
"我也哭过三次。"李先念说："从1966年《红旗》13期社论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规模的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倒了！"周恩来当即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康生明明参与了这篇社论的写作和定稿，却当面撒谎说："我没有看。"周恩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
聂荣臻对揪斗干部子弟的"不教而诛"的做法提出了抗议。
老一辈革命家不顾个人安危，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批评。他们敢于斗争的浩然正气，对林彪、江青等人无疑是一个打击，是对阴谋家的有力的回击。
江青一伙在公开的会议上无话可辩，但在背后搞阴谋上却大显神通。2月16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按照江青的意见，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的记录。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个纸条："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几小时后，毛泽东召见了张春桥、姚文元，听信了他们单方面的汇报，并明确给予支持。
当毛泽东听到谭震林愤然离席要退出会场时，他气愤地站起来说："他不愿干，让他走嘛！"张春桥接着念到："叶剑英同志还指着文革小组的同志怒气冲冲地说：’你们到处组织夺权，夺了政府的权，地方的权，还要夺军队的权，解放军能听你们的吗？‘徐向前同志说：’你们把军队的老干部都打倒，靠谁来带兵？敌人来人侵，谁去指挥打仗？"‘听到这里，毛泽东严肃地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是枪指挥党。"
当毛泽东听到张春桥诬蔑陈毅攻击延安整风时，他勃然大怒地说："怎么，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
张春桥见毛泽东生气后，不失时机地渲染陈毅、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如何如何非议"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激怒毛泽东。无论任何人，只要不赞成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旨在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他始终认为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而且认为群众运动的主流是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因此，毛泽东可以允许对"文化大革命"中某些过火行动加以纠正，可以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出轨行动，但决不允许任何人从整体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些老同志的发言虽然没有直接否定"文化大革命"，但一些提法已经远远超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个别过火行动的范围，已经涉及到对"文化大革命"的整体评价。很显然，这是毛泽东不能接受的。
月18日晚，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在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谭震林等老同志，说他们是搞复辟，搞翻案，大闹怀仁堂的矛头是指向他本人，以及林彪、中央文革，是为王明、张国焘翻案。还说中央文革小组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最后，毛泽东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