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安抚民意，唐太宗十分重视那些治民的父母官——都督、剌史的选拔和任用，将能否堪养百性、劝课农桑作为考核地方官政绩优劣的标准。当时明文规定：地方官凡在任期间能增殖人员、劝课农桑、年谷丰登、施政清平者就加以升迁；凡在任贪渎冒滥、枉政害民者则给予降职处分。为了使这项政策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唐太宗下令将各地所有的都督、刺史的姓名书于屏风之上，在这些姓名之下，刻录这这些官员在任地的善恶政绩“坐卧恒看”，并将这些作对于官员奖惩的标准。
唐太宗对于民本思想的贯彻，体现在了他对臣子谏言的虚怀接纳上。唐太宗继位之初曾对太子少师进行了一番论弓矢的表白，他认识到，自己一直引以为豪对弓箭的认知，其实并不准确，而自己作为一名大国的皇帝，对百姓的疾苦更可能是无从知道的。因此，他将地方官轮流招至议政殿前来了解百姓生活。唐太宗时期深为器重的魏征即是因直面谏言而得到了功垂千古的美名。唐太宗十分注重严明法制，他强调：“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要求臣下按法律办事。在执法方面，主张宽缓明确，他坚决反对像秦朝那样实行严刑酷法，把人民当作鱼肉来宰割。唐太宗从善如流、视民如子的民本思想保障了社会的安定。
民本思想是我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唐太宗将其严格地贯穿于自己的治世理念中，在其他相应的措施之下，唐朝经济很快从隋末的混乱衰退中走了出来。古人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则失天下。”而唐太宗的民本思想保住了他初建的大唐王朝，更得到了天下人的尽心辅佐与拥戴，这对于一个封建王朝来说，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天子伯乐的人才观
贞观十七年（643），昔日年轻气盛的皇帝，细细回味了这么多年疾风骤雨般的统治生涯，这时环顾一周座下跟随了他多年的群臣，他真真切切地念叨了这一帮谋士们的功劳。于是为了表彰他们为国献策的功德，唐太宗命大画家阎立本根据这几十位大臣真人大小的模样，如实绘制24幅他们的画像，并置于凌烟阁。这24功臣中，包括长孙无忌、魏征、尉迟敬德、李靖、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柴绍、程知节和秦叔宝等。他们中有刚直不阿的谏官，有运筹帷幄的军师，有周密细致的总管，有叱诧风云的将领……其实，早在李世民封王之后，他即开府置属，广揽人才，罗致博学之士18名，命画家阎立本作肖像，文学家褚亮题像赞，辟文学馆，令18人轮三番值班。李世民早晚入馆讨论文籍政事，彻夜不倦，时人称为“十八学士登瀛州”。而正是这一组功劳卓著的臣子们，让这个新兴的王朝逐渐显露出了他盛唐气象。
对于人才的选拔，在唐太宗深为得意的军师群中，每一个大臣都有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是唐太宗知人善任的豁达用人理念。唐太宗在用人观念上一直期冀追求这样的效果：“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唐太宗还时刻注意因才施用，提倡不拘一格的用人机制，从而对人材的使用及领导达到了极高的境遇。他则认为：“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栱角。无曲直长短，各种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犹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他提倡用不同的方式来选择对各类人才的不同任用之上，从而最终使得人尽其才，发挥他们的最大效果。唐太宗很早便独具慧眼，看到了个人力量的不足，充分认识到君王如石、良臣如匠，好匠的精细雕琢，方有美玉问世。因此，唐太宗对大臣的各项进步之言都尽量给予了很豁达的听取态度。此外，唐太宗还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他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德才兼备。
长孙无忌对于唐太宗的王朝来说，可谓是一个至亲的顶梁柱般的力量。长孙无忌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早先他便深得唐高祖李渊赏识，并派至辅佐李世民。就其才能而论，他在谋臣猛将、良宰贤相中也许算不上突出，但他绝对是唐太宗可以放心大胆任用的心腹。由于受到唐太宗特殊信赖，长孙无忌在贞观朝发挥了特殊作用，后人评价长孙无忌，言他在酝酿政变时，他态度坚决，竭诚劝谏；在准备政变时，他日夜奔波，内外联络；在政变之时，他不惧危难，亲至玄武门内。所以唐太宗至死不忘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临死前仍对大臣们说：“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唐太宗死后，他又受且受皇帝嘱托，继续辅佐高宗，可谓是大唐江山的两朝重臣。
尉迟敬德是唐太宗的得力大将之一。尉迟敬德本为刘武周的一员猛将，后跟随寻相投奔李唐。武德三年（620），一些与尉迟敬德一起归顺唐朝的刘武周将领又反叛出逃，于是唐朝诸将对尉迟敬德也怀疑起来，认为尉迟敬德是留在唐军中的一名间谍，他早晚也会叛逃，就把其关押在军中，并向李世民进言道：“敬德初归国家，情志未附。此人勇健非常，絷之又久，既被猜贰，怨望必生。留之恐贻后悔，请即杀之。”用人不疑的李世民却说：“寡人所见，有异于此。敬德若怀翻背之计，岂在寻相之后耶？”李世民当即释放尉迟敬德，并赐以重金来安慰尉迟敬德，李世民诚恳对他说道：“丈夫以意气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终不听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必应欲去，今以此物相资，表一时共事之情也。”李世民这番话，彻底消除了尉迟敬德心中的犹疑，至此一直跟随李世民左右，而他们之间的关系亦成为其他大臣之间的楷模。
在唐太宗的优秀的幕僚团队中，魏征以刚直规谏而名垂青史。魏征本是太子党李建成的人，建成在皇位争夺中战败之后，李世民仰慕魏征的才能，便不计前嫌，将魏征引入门下。魏征一生曾给唐太宗上书200余次，大到国家决策，小到皇帝的私人生活，他都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让唐太宗深为折服。魏征嗣后，唐太宗说，魏征相对我就是一面镜子。如今他去了，我用什么来反观自己的得失错误呢？
在唐太宗的群臣中，还有这么两位因相互协作而名闻天下的谋臣，一时传为美谈，他们便是房玄龄和杜如晦。唐太宗时期，他的名相房玄龄多谋，杜如晦善断。两人同心计谋，往往可以有攻无不克的效果。后人因以“房谋杜断”喻指同心协力，配合默契，同掌朝政，谋划国家大事。房玄龄（579－648），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他在大唐进军关中之后投靠李氏，归李世民，任秦王府记室。唐朝建立之后，他又作为李世民的重要辅僚参与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谋划，并最终助其夺取帝位。杜如晦（585－630），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自唐入关之后，他一直跟随秦王李世民左右，因临机善断深得李世民的器重。唐太宗贞观初年，房玄龄、杜如晦任左右相，珠联璧合，配合得天衣无缝。时人称他们为“房谋杜断”。杜如晦去世之后，唐太宗相当惋惜。据史料记载，有一天，唐太宗在吃味道鲜美的甜瓜时，忽然想起了杜如晦，不禁潸然泪下，吃了一半便停下了，派人将另外的半个甜瓜放到杜如晦灵位上，以示悼念祭奠。后来，唐太宗将黄银官带赐予房玄龄时，又对他说：“杜如晦曾经和你一起齐心协力辅助我，今日赏赐，却只有你一人了！”言罢不禁又黯然泪下。因为当时民间有黄银带能祛除鬼神恶气的说法，所以不便赐给杜家黄银带。太宗便叫人取来金带，并派房玄龄亲自送到杜家去，可见唐太宗对这位肱骨之臣的极度赏识。
人才的选择，对于一个王朝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说到底，关系的是整个王朝可能进一步拓张和发展的潜力。唐太宗在用人制度上“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豁达态度，吸引了众多仁人志士为大唐的兴盛筹谋划策，尽心尽力，死而后已。因此有史家曾说，在贞观王朝这样一个对官员优待优恤的时期，官员们的寿命却是相对比较较短的。也许，在这样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受益的不仅仅是大唐政权，还有整个王朝之内的黎民百姓。要不说来是，国家兴，而苍生福。
“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古代的科举考试阅卷场面
现实证明，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不但与本国的硬件条件相关，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与本国的软竞争力，即本国人才的竞争力。而这，远在我国封建王朝的唐代，皇帝李世民即已经完全意识到了。所以某日当唐太宗看见新科进士从考场中鱼贯而出时，他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对于一个一心想要重振王朝威力的君主来说，看到天下智士良才从各地方纷拥而来，为的是给自己的天下出谋划策，该是怎样的欣喜悦然？李世民君臣认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只有“任官惟贤才”、“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才能加强封建政权的基础，达到长治久安。因此贞观年代共取士236人，其中进士出身205人，占 87%；秀才出身22人，占 9％。士子一经科举及第，便可参加唐朝政权。科举一兴，学有专长的“四方秀艾，挟策负素，坌集京师，文治煟然勃兴”。社会上有识之士“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 苏、张之辩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艺，子房之筹画，宏平之书计， 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事实上，一千多年来，自隋唐开始兴起的科举制度为国家选拔了一大批优秀的有真才实学的治国安邦人才，并构成了统治集团从中央到地方官僚队伍的中坚支柱。
对于唐代的科举制度，唐人赵嘏曾评价说：“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当然，对于这两句诗的理解，有很多版本，有学者称，这是赵嘏认为要想在科举中一举胜出太难了。科举入仕的吸引力和难度使得很多人为之耗尽精力。也有学者认为，这是赵嘏在称赞唐太宗的英明决策，用科举取士的方式网尽天下英才来为之服务。
唐代科举考生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学校出身的曰“生徒”，二是通过州县地方选拔考试而选送的“乡贡”，三是皇帝亲自选中的考生“制举”。实际上考生的主要来源只有两个，即生徒和乡贡， 即目前所述的常举和制举。唐代的科举考试分两级进行，即地方州县及中央官学的预试和尚书省的省试。唐代科举考试的程序是：乡试（州、县的地方考试）到省试（尚书省的礼部考试），最后再由吏部进行复试。唐朝科举所设科目繁多，有常设科目、非常设科目和特设科目。据《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其中秀才、明经、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为常设科目，而三传、三礼、童子、 道举等为非常设科目。至于“以待非常之才”的“制举”所特设科目大致可分为文、武、吏治、长方、不迁、儒学、贤良忠直等七类，其中有词殚文律科、将帅科、岳牧科、绝伦科、抱儒素之业科、志烈秋霜科 等60余种名目。实际上在唐朝经常举行的乃是秀才、明经、进士、明法、 明字、明算等6科，而为士子所趋逐者仅是明经、进士两科。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虽多，但方法却只有5种，即口试、帖经、墨义、策论、诗赋。“帖经”就是将书本上的某行贴上几字，要求应试者将贴住的字填写出来。“墨义”是一种简单的对经义的回答。考生只要熟读经文和各类注释文字就能回答，它一般有两种形式，如果考生用笔来回答问题，就称之为“墨义”，若以口来回答就称为“口义”。 “策问”就是主考设题指事，由考生作文章，题目的范围一般有人事政治，称为方略策和时务策等。“诗赋”是为克服考生存在的多背诵经义和旧策，而乏真学实才的现象，在后来加试的一种方法。即在经义策问的基础上加试一诗一赋，当时称“帖诗”。后来在进士科的考试偏重诗赋，往往发生帖经不及格，如果诗赋好也可以通过，因而录用人才的机制还相对比较灵活。
此外，唐初以杂科取士，这是唐朝前期文化发达的一种动力。但至顺宗永贞元年，王坯、王叔文等“二王、八司马”主政时，由于王坯是写隶字的书博士，王叔文是下围棋的棋博士，都是杂科出身，深感自己出身并不那么光彩的这几员大官怕同辈揭他的老底，执政后就取消杂科，并同时罢了所有由杂科出身的宫。
自隋唐而始的科举制度，为国家输送了大量人才。科举通过优胜劣汰的选士原则，通过严格的考试选拔出大批出类拔萃的能人志士。此外，还未诸多的寒门子弟开辟了一条相对较为公平的选拔之路，他们通过科举获得了参政的机会，甚至由此平步青云，获得高官厚禄。因此，自此开始，一批批有志于此的知识分子开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涌向科举选拔的战场，期待终有一朝功名就的美好结局，正所谓：“十年寒窗苦，一朝功名就。三年知府官，十万雪花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