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旷古未有的盛世，有宏大煌煌的太宗业绩，有当今歌咏的开元盛世，还有我国惟一一个女主称帝的时代，这些都可以成为大唐夸耀历史的资本。这是个帝王审慎、大臣尽心的时代。唐太宗“知人善任，虚怀若谷”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让他身边集结了几十位政治精英，为他的王朝出言献策、运筹帷幄，从此天下英雄尽入其彀中。唐玄宗钟意“依贞观故事”，至此“公私仓廪俱丰实”，四海咸服，八方来仪。这是个锐意改革、探索进取的时代。武则天“临朝称制”后的果断改革，成为另一个盛世的开端。两税改制、王叔文改革，虽是昙花一现，却也是大势所趋。
贞观之治
从公元627年到649年，是有唐以来大名鼎鼎的唐太宗李世民所在位的23年，史学家们将这一段时间誉为“贞观之治”，这是对于一个时代的肯定，也是对于这一位功勋卓著的皇帝的无上褒奖。唐代历史对于这个时代更是赞扬不绝，其中吴兢的《贞观政要》中说：
“惟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自旷古而来，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虽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周之文武，汉之文景，皆所不逮也。”
而让每朝政府都头疼不已的文人来说，对于这一段历史，他们竟也有了很难能可贵的共识，正如杜甫诗句所言：“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此外，白居易、李贺都写过歌颂贞观之治的诗歌。《旧唐书》总结说，到了五代的时候，“贞观之风，到今歌咏”。
后人评价说，无论是民族辉煌的记忆，还是民族信念的史证，“贞观之治”所给后人留下的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历史遗产。她创造了君主时代最和谐的政治环境和最为融洽的君臣关系。自贞观时代开始，中国拥有了崇高的国际地位，唐代皇帝被周边民族推为“天可汗”，周边小国纷纷依附。贞观时代，不仅奠定了唐朝三百年的制度基业，也为后世树立了一个楷模。贞观时代，用人唯贤，她成就了贵为天子的皇帝和他的臣子们之间平等相处的一段美好佳话。贞观时代，政治清明。曾有人统计，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几千年历史中，只有贞观年代的贪污腐败最为稀少……而这一系列的溢美，都是关于一个能力卓越的皇帝，还有他的那个强盛王朝。
对于一个被当世和后代均认可的时代，贞观年代确实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方面有着诸多成就。
政治方面，唐初沿用隋制，但对部分行政制度进行了改革。唐设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贞观时因太宗曾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便以左、右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中书令、侍中号为宰相。宰相品位既高，太宗常以参议朝政、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因中书令、侍中都是三品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名义，任职位较低，又有才能的官员，担任宰相职务。这样不但有利于进用贤才，而且宰相的人数多了，可使互相制约，避免个人专断，从而加强了皇权。唐太宗对三省六部制度的改革，使得使三省六部制的运作机制得到重大改善，效率得到明显提高。它最大限度地贯彻了在封建政体条件下的分权原则，发挥了中央决策、审议、执行机构之间互为弥补、互为制约的功能：由中书省发布政令，由门下省审核政令，由尚书省执行政令。这一体制创新，使得决策、审核、执行诸环节有机衔接，既提高了行政效率，又把政治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失误降低到较低的程度。毫无疑义，正是这种制度创新，为贞观时期各项政策的全面推广和普遍落实提供了重要保证。
经济方面，唐太宗还很重视水利建设，除朝廷设置专官，以“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外，各地兴修水利，颇著成效。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贞观中所修水利，北方多渠道，有如太原晋渠、栅城渠，河中涑水渠、十石垆渠、马鞍坞渠等；南方多塘堰，如福州材塘，泉州诸泉塘，杭州阳陂湖等，不下20余处，其他不见记载的可能更多。水利的兴修，自然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百姓获其利”。贞观初年，霜旱为灾，米谷踊贵，一匹绢才得一斗米。贞观三年（629），关中丰熟，逐食外地的人民“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到贞观四年（630），社会秩序相当安定，史料记载当时“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致刑措。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焉”。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29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这原本只能在神奇只怪小说中才可出现的情节，竟在唐代真实地存在过。及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政治制度的良性发展以及经济环境的转好，使得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唐代商业发达。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绸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唐代贞观年间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并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唐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其在人才选拔上奉行“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原则，从而网罗一批能人志士为之出谋划策。除组织原班人马建立自己的文武幕僚外，他大力延揽魏征、李密、王世充等敌对军事集团的人才，又将刘武周麾下的尉迟敬德，窦建德麾下的张玄素，以及瓦岗军的秦叔宝、程知节等纳入自己门下。对于臣下的进谏之言，唐太宗基本能够择善而从，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其旗下魏征数年的冒犯进言。唐代政治环境的宽松以及唐太宗的从善如流，使得朝廷内的大臣能纷纷谏言纳策，保证朝廷机构的正常运行。
为了提供优良教育的环境，太宗建立了以国子监为首的京师学，包括在高祖时建立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太宗时建立了律学和书学，并增建了很多校舍，足以容纳二千名学生学习。此后，为了提高皇族后代的文化素质，唐太宗又下令设弘文馆，专门供皇族及高级官员子弟入读，一时文教之风大盛，四夷君长纷纷遣送子弟来长安学习。一向注重“以史为鉴”的唐太宗也很注重编修书籍和历史。史料记载。他继位基厚曾命令搜求民间死去学者的遗书。隋末，在洛阳的隋代藏书只有14000千部，约9万卷，但到太宗成立弘文馆，其中就藏书20多万卷。唐太宗还钦点孔颖达整理南北时期的经学著作，颁为《五经定本》，是为《五经正义》的稿本，成为科举考试提供了基本。
唐太宗早在继位之初即提倡以民为本的思想，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唐太宗清楚地知道，君主的存在是依赖于民众的认可之上。国家的安危，并不在外敌的入侵，而是本朝子民的首肯。一个国家的花费越多，民众的积虑也便越多，民愁则国家危亡指日可待。唐太宗将自己的社稷江山的重心放在民众之上，可谓其政治的十分精明之处。
李唐王朝建立后，自身固有的传统、习俗，再加之稳固政权的需要，历代帝王对武艺、军备极为重视。民间记载称，唐太宗即可利用自己的自己的胡须射箭，而且命中率相当高，可见唐太宗的军事造诣之深。此外，李唐王朝还利用其他各种娱乐活动来提高王朝的武艺才能。狩猎作为强武艺、壮军备的一项活动，更是受到高度重视。唐太宗李世民曾把弓不虚发、箭不妄中的狩猎放在与国家统一、国泰民安同等重要的地位。史料记载，唐太宗还十分重视体育活动，唐太宗李世民曾命人认真学习马球，并把它用作训练骑兵的重要手段。
唐初武功，盛极一时，唐太宗“以武拔乱”，次第削平了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入扰，使其心悦诚服地归属唐王朝。唐太宗继位之后被对边疆少数民族和邻国尽量少使用武力，相反采取了平和的安抚、和亲的政策，包括任用少数民族人做官，准许少数民族内迁，定居长安。史书记载，当时在长安定居的就有万家之多。在归顺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了州县制度，仍然用少数民族领袖为官。唐太宗的这一系列安抚政策得到了少数民族的拥护，而唐太宗本人也被他们赞颂为“天可汗”。著名的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和亲也正是发生在贞观年间。为了进一步表示对于唐朝的归顺，年轻的吐蕃国王松赞干布向大唐帝国提出和亲的愿望，唐太宗从自己的皇室宗女中选择了文成公主。文成公主入藏之后大力扩宽了吐蕃和大唐之间的联系，也为当地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
唐太宗的这一系列措施，反应了其虚心治国的态度。唐太宗曾有一段著名的弓矢说，可以揭示其当政期间的心路历程。唐太宗某日曾对太子少师萧瑀说：“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动而发矢不直。朕始悟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乃令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问以民间疾苦、政事得失。作为一名泱泱大国的皇帝，唐太宗能够及时并经常反躬自问自己的政治得失，是十分难得的。而正是在这样一种自我谦虚的治国思路带领下，他又能够采纳群臣谏言，将这一代大唐王朝治理得有声有色。唐太宗的在位期间，政治清明，吏治廉洁，经济繁荣，朝廷内外一体，上下同心的政治环境，孕育了传统封建王朝中一个甚为光辉璀璨的明治时期，历史贯之为“贞观之治”，而理治王朝的盛世繁华，后世当以长歌。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是民的君；民，则是君的子民，这是两个相互依存的主体。而对于这样一个关系体的理解，唐太宗是深刻地思量过的。所以，他借用了荀子的那段话，并将它一直贯穿到了自己的为政生涯之中，那便是：“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水亦能覆舟。”后人将这些称为唐太宗的民本思想。
作为依靠民众力量而取得政权的大唐王朝来说，他亲眼目睹了隋炀帝以言代法、法外施刑、专横独断最终自取灭亡的现实。而在吸取隋末暴政的经验教训时，唐太宗不得不时刻提醒自己，只有依靠广大的民众，国家才可安稳，政权才可稳定。在强大的社会现实面前，唐太宗一直以传统的儒家思想自律，继而维护自己的王朝统治。唐太宗在充分意识到了民众力量之后，他即摆正了君与民之间的关系。自此后，他将安抚百姓，使百姓安居乐业作为国家第一等大事。他说过，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存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唐太宗充分认识到人民力量的可怕和强大之后，他时刻提醒自己一定要束缚自己的放纵行为，用其自己的话来说，即“朕恐怀骄矜，恒自抑折，日而食，坐以待晨……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若于百姓有损，朕必不为”。对于两个相互依存的主体，唐玄宗时刻将有益于他的子民作为自己决策的最大考量的因素。因他深知，民乐则君顺，民强则君兴。
唐代辑成的这一部《贞观政要》，既是皇帝经常用来指导自己行为言论的手册，更是一步唐太宗爱民惜民的即时录。贞观四年（630），唐太宗诏令征调兵役准备来修建洛阳的乾元殿，以作为自己日后巡行的安置处所。彼时唐太宗刚刚即位，国力尚弱，而百姓刚刚经历隋炀帝暴政的欺压，尚未恢复生力。因此，当唐太宗与大臣决议此事时，给事中张玄素随即上书规谏皇帝说，百姓刚刚蒙受了隋朝暴政，人力财力均损失惨重，若在这个时候大量征调民役，这会加重百姓的负担。而如此，则我们大唐的清廉政治与隋朝暴政又有何区别呢？唐太宗接到张的上表，立即反省了自己的行为，对身边的大臣说：我没有认真思考这件事，还好爱卿及时提醒了我，否则我还不知道要犯下什么样的打错。并立即取消了所有的营建工程，并对张玄素的直面规谏大大奖励了一番。到了贞观六年（632），大唐政权已经基本安定下来，国力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民盛物强，周边小国纷纷过来朝贡。于是为了彰显一下大唐帝国的雄厚势力，很多大臣纷纷上表要求皇帝例行去举行泰山封禅，以告上天。但是魏征却对这件事持反对态度，魏征说到：即使是一个平常的人，他如果十年间长期患病，经过医治刚愈，就想背一石米，日行一百里路，这是一定办不到的。目前国家刚刚有点起色，而我们马上不放弃前业而转而贪图享受，那么此前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了。而好不容易得来的人心也将立刻消失殆尽。当然，这是唐太宗最不愿意看到的后果，因此唐太宗立即把这件事弃下不再考虑。唐太宗始终懂得换位思考，将百姓的喜好放到自己的日常行政决策的考虑范围之内，他认为，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弊，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他在位期间放弃了很多营建项目，真正地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
贞观年间，唐太宗的民本思想随处可见。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民时，其可得也。”他还认为“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故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为了给予百姓一个安静的政治环境，唐太宗力争节省力役，悉边争。唐太宗说到，治理国家就如同栽树，如果树根不要，那么枝叶也就不会乱晃了。如果一个君主能够保持清净的治国方式，而百姓也就能够安居乐业了。为了尽快地舒张民力，唐太宗曾下令精简官员，将朝廷文武官员减为640人，他还下令从宫中放出女官3000多人，让他们“任求伉俪”，“各得遂其情性”。唐太宗继位之初，还曾打算遍封他所有的宗室子弟，但受到了大臣的阻挠。唐太宗继而想到，是的，我作为一个国家的君主，理应是竭尽权力去让我的子民们过上富裕的生活，岂能因为我的私欲而让百姓养活我，为我所累呢？便取消了这一打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