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扶苏：儒与法的缠绵
其实，他的名字就注定了他的结局，那么悲伤而零落，让人还没有品赏完他的名字就开始对他的结局伤感了。秦朝之灭，无数的人有无数的看法，并且有理有据。这其中的看法里，却有一种假设，如果是扶苏当国，秦朝会不会按照始皇帝的意图二世三世万万世的走下去？答案似乎不那么确定，因为关于这位封建帝国的第一位太子的资料太少了。我们只能从有限的文字中来探悉出他的“仁德”，我们不需要再探悉出“治术”，因为在当时的秦朝，“仁德”本身就是最有效的“治术”。
扶苏何以死？因为一纸假诏！但从其与秦始皇的言谈中，我们看到的是，凭他的智慧不可能辨识不出诏书的真假。那么，他为什么一定要死呢？只是因为他的父亲是秦始皇。
公元前209年
当刚做了七个月的皇帝胡亥在寝宫里肆意妄为之时，远在大泽乡的一群贫苦农民却是愁眉不展。他们本是奉朝廷之命去戍守咸阳，但连日大雨耽误了行程，按照当时律法，误期者当斩立决。两个带队队长陈胜和吴广在一起商量说，误期是肯定的了。逃跑是死，起来反抗也是死，同样是死，还是后者有点意义。
这一年是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的七月，离秦朝灭亡还有三年。
其中一个队长陈胜在决定要造反后又遇到了一个难题，那就是以谁的名义来造反。他不可能就这样跑出去跟那九百农民叫喊造反了，农民一定把他当成是疯子。虽然，他当初说自己是鸿鹄，还讥笑那些不知鸿鹄之志的农民燕雀们，但老实说，他自己也不知道鸿鹄的志向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他自知自己还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来影响那些农民兄弟们。
在这种万事具备，只欠东风的情况下，两个人抱着脑袋想到了两股风。第一股是楚国的项燕，两人的理由是，项燕做楚国的将领的时候，多次立有战功，又爱护士兵，楚国人很爱怜他。有人认为他死了，有人认为他逃跑了。这个人的去向是神秘的，中国人喜欢神秘的人。
但这理由因为出自两个农民之口，所以就流于表面了。细细推敲之，他们之所以选择项燕，最深层的原因很可能是在秦统一过程中，楚国是受秦国军事打击最重，损失最惨重的国家。所以，楚国的抗秦、反秦之火就烧得特别旺。特别是楚国末期的名将项燕，被秦朝大将王翦灭掉后，项燕之名忽然比先前升高了数倍。而且还有一句“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言在社会上流行，正是众人倍为推崇的“天人合一”境界。
另一股风在现在看来是极端可笑的，且看他们的理由：我听说秦二世是秦始皇小儿子，不应当立为皇帝，应当立为皇帝的人是公子扶苏。扶苏因为多次劝戒秦始皇的原因，皇帝派他在外面带兵。现在有人听说扶苏没有罪，二世却杀了他。百姓多数听说他贤明，却不知道他已经死了。现在果真把我们的这些人冒充公子扶苏的队伍，向全国发出号召，应该有很多响应的人，我们借他的名义来反对小胡亥。
但从字面意义上来看，陈胜是想举着敌人哥哥的旗帜来反对敌人。再看他的话，就有“弟弟不仁夺位，哥哥现在来要了”的意思在里面了。我们不得而知，陈胜和吴广当时是否想到这一点，但其淳朴而直接的这两个理由却是让他们乘风而起的可靠保证。
举项燕，可以让更多苦秦已久的人加入到自己战团中来；举扶苏，让人对胡亥产生更大的愤怒。当陈胜吴广举事而成后就再也没有提到这两个人，不提项燕，因为势力已雄厚；不提扶苏，因为不想让扶苏仁义之光遮盖住自己的叛乱之名。
而有幸为这一论述作证据的则是西汉贾谊的《过秦论》和宋朝的苏东坡，倘若将两个人的观点糅合到一起，就是这样的：秦在挺进中原与六国混战时，占据有利的地理位置而获胜只是其中一个小因素。最大的因素是当时六国也是“仁义不施”，和秦国相比，大家半斤八两。六国国内之所以没有人起来造反，是因为养客之风盛行，天下人才都被国家或者是国家的代言人养着呢，普通老百姓根本搅不起大风浪来。但是，到了秦朝末年，秦始皇命令杀名士，把大批的击剑抗鼎之徒都赶进了民间，所以，才出现了无数的刺客。陈胜以一农民而掀起灭秦大浪，无非是因为秦朝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
公元前209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匈奴冒顿即位为单于，开始统一蒙古草原。为后来西汉在北方的疲于奔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在中原，陈胜吴广打着扶苏与项燕的旗帜开始反秦。陈吴反秦一事让我们看到了并应该反思的一个事实：扶苏已死近一年，他的仁德还可以被人拿出来当令箭。那么，在他生前，他的仁德若能沐浴人民，天下该是什么样呢！
扶苏之死
扶苏太子给人的感觉就是：太子之位来得快（秦始皇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立他为太子），去得也快（秦始皇尸骨恐怕未寒，他就死了）。
历史对这位太子的记载并不公道，司马迁在《史记》中只是寥寥数笔，却还是侧写旁描。所以，我们想要完整的了解这位扶苏太子，在今天的确是一件难事。
据史料记载，秦始皇因不满一些儒生的复古言论，在李斯的煽动下，于咸阳坑杀了四百六十余儒生。扶苏知道后，劝谏道：“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秦始皇大怒，将其赶出宫廷去北边给守卫北方的蒙恬作监军。蒙恬，《史记》记载，“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秦扫六合后，“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馀里”，蒙恬还建造了秦直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暴师於外十馀年，居上郡。是时蒙恬威振匈奴。”
秦始皇为什么要大怒，除了他性格残暴刚愎自用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扶苏所言乃“柔慈”之语，在这位祖龙眼里，这位长子与自己的行事路线格格不入。细思扶苏的劝谏之言，可谓中规中矩，合情合理。
第一，天下虽然已定，但远地的百姓还四散各处，这样坑杀儒生只会惹来他们的恐慌；第二，儒生们又没有犯什么大错，父亲这样做未免太残酷了些。
如果可以结合所有有关扶苏的历史记载，我们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扶苏并不是只这一次上谏秦始皇的。
《李斯列传》记载：扶苏以数直谏上；农民陈胜也说：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赵高伪造的将扶苏赐死的诏书中，也称扶苏“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
这一切记载都说明了一件事：扶苏经常会对秦始皇的一些所为劝阻，并说出自己的理由。由此可知，他们的父子关系自然好不到哪里去。扶苏被派往蒙恬处作监军是始皇三十五年的事，直到始皇三十七年七月扶苏被矫杀，两年时间里，秦始皇从未过问过扶苏。
但就在秦始皇临死之前，却“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上写‘与丧会咸阳而葬。’”不管父子之间的关系到底怎样，秦始皇在死之前还是很清醒的。他二十多个儿子中也只有扶苏堪当大任，况且又是长子，遵古制，自然会立他为太子。将玉玺赐给他，并让他赶回咸阳参加自己的葬礼。
可惜的是，这“玉玺”和“书”并没有到扶苏手里。被当时的赵高与一直跟随秦始皇巡游的小儿子胡亥拆开了。几个在秦始皇身边的人就一同商议，伪造了秦始皇给丞相李斯的诏书，立胡亥为太子。又伪造了一份赐给扶苏的诏书，用皇帝的玉玺把诏书封好。诏书大意如下：
我巡视天下，祈祷祭祀各地名山的神灵以求长寿。现在扶苏和将军蒙恬带领几十万军队驻守边疆，已经十几年了，不能向前进军，而士兵伤亡很多，没有立下半点功劳，反而多次上书直言诽谤我的所做所为，因不能解职回京当太子，日夜怨恨不满。扶苏做为人子而不孝顺，赐剑自杀！将军蒙恬和扶苏一同在外，不纠正他的错误，也应知道他的谋划。做为人臣而不尽忠，一同赐命自杀，把军队交给副将王离。
据《史记》记载：当胡亥的门客捧着诏书到上郡见到扶苏，打开诏书念毕，扶苏就哭起来，进入内室想自杀。蒙恬阻止他道：“皇上在外，没有立下太子，派我带领三十万大军守卫边疆，公子担任监军，这是天下的重任啊。现在只有一个使者来，您就立刻自杀，怎能知道其中没有虚假呢？希望您再请示一下，有了回答之后再死也不晚。”使者连连催促。扶苏为人仁爱，对蒙恬说：“父亲命儿子死去，还要请示什么！”立刻自杀而死。使者回来汇报，胡亥、李斯、赵高都非常高兴。到咸阳后发布丧事，太子胡亥立为二世皇帝。任命赵高担任郎中令，常在宫中服侍皇帝，掌握大权。
后人会有个疑问，为什么赵高十足把握扶苏真能自杀呢？只是因为赵高对扶苏太了解了。《史记·赵高列传》中赵高说，扶苏“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也正是有对扶苏这样的认识，所以赵高与胡亥的奸计才得逞。不知这是赵高之狡诈还是扶苏之愚蠢。后人对扶苏的评价颇多，苏轼在《东坡志林》关于他的评价是“故其子如扶苏之仁，则宁死而不请。”明朝首辅张居正说：“扶苏仁懦”。
苏轼是评价扶苏之死的，认为父让子死，子不得不死才算是孝。而张居正却认为，扶苏虽然“仁”，却是愚蠢之仁，愚蠢之孝，不足为后世效法。
苏轼与张居正一个肯定扶苏，一个否定，或许是真心实意的。或许只不过是当时所处形势需要他这样来讲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但无论怎样，扶苏还是自杀了。按他的话来讲，“父亲命儿子死去，还需要请示吗！”这句话绝不能用一个“孝”字就能解释得了的。
扶苏是孝，但孝并不意味着惟命是从。如果用百依百顺来解释孝，那扶苏堪称不孝。他总和父亲有分歧，有分歧自然就免不了争吵。有争吵就是不顺不依，不顺不依就是不孝了。
可当他听到父亲赐自己死的假诏时，何以即刻拔剑而自裁？一切都是因为秦始皇所受的法家教育，而最致命的就是，扶苏太了解有着法家思想的父亲了。
扶苏在上郡
始皇三十五年，扶苏被派往上郡（今天的陕西绥德）做大将蒙恬的监军。其实，蒙恬根本就不用任何监军，他对秦帝国的忠诚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比拟的，也没有任何人怀疑的，包括秦始皇在内。
从繁华的咸阳来到荒凉的上郡，扶苏似乎一点也没感觉出父亲的良苦用心。他认为这是父亲把自己放逐了，远在四方旅游的秦始皇也想不到扶苏会这样想。在这位千古一帝的父亲看来，儿子太“软弱”，太“妇人之仁”。
一个用法家思想从脚跟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从臣子到布衣早已经习惯了严刑峻法。而扶苏却在这样的情况下让自己弃法从儒，这非但不可能，简直就是荒唐可笑。
所以，他看到了在眼前站着的扶苏，忽然感觉到了一阵恐慌。大秦从祖宗孝公时就以商鞅的法家思想立国，到他这里已经六世，祖宗成法不可变！也变不了！
他想，绝不能再让这个扶苏在政治权力中心晃荡了，他迟早会把自己和祖宗经营多年的国家毁于一旦。他真想把扶苏踢趴下，然后指着帝国的版图告诉扶苏：这一切都是用杀戮得来的，腐儒们的狗屁仁义道德能让我拥有这么大的版图吗？
摆在他面前的处置扶苏的路有两条，第一：让他参政，用他的方法来治理这个刁民四起的帝国；第二：杀掉他，免得以后他改祖宗成法。
经过了深思熟虑，他选择了第三条路：既不杀他也不用他，而是要他到蒙恬处去体验一下生活，要这位儒生看看，凭道德礼仪这些虚的东西能否要天下臣服。
蒙恬在上郡到底干什么呢？他用秦帝国的主力主要在做两件事：尽可能地击败匈奴、修万里长城防御匈奴。
击匈奴就要战争就要死人，这俨然违反了儒家的“以德服人”的宗旨。修万里长城就要用大批农民，也要死人。这又违反了儒家的“以仁治国”的思想。
总之，在今天看来，扶苏在上郡所见所闻的痛苦比之他在咸阳见父亲所作所为的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如今陕西的绥德有这样两处景点：扶苏望月台与扶苏呜咽泉。从名字上来看，这两处景点都充满了悲哀之情绪。望月是想家，呜咽或许还是想家，更或许是见到生灵涂炭而伤心难过。从人性的角度来考虑，他或许是想父亲了，父亲已年迈，时常有病，那个寻找长生不老药的“科研项目”迟迟不能实现。父亲身边的人都以杀戮刑罚为能事，一切的一切都让他为父皇担心。
当公元前212年，希腊人阿基米德被攻入叙拉古城的罗马士兵杀死的时候，那个士兵并不知道自己亲手扼杀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也是公元前212年，扶苏被流放到上郡去体验生活，秦始皇也不知道自己亲手扼杀了自己的大秦帝国。
秦始皇的本意是想要扶苏跟蒙恬处理好关系，这对他以后临大秦帝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蒙恬是大秦帝国的顶梁柱，秦朝主力都在这位蒙大将军手里。他想把扶苏交给蒙恬，虽然他没有直接告诉蒙恬，好好培养扶苏。可他想，蒙恬又不傻子，定会了解他的良苦用心的。
但秦始皇显然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从始皇三十五年到三十七年只有两年左右的时间，作为一介武夫的蒙恬和崇尚“仁者才可无敌”的扶苏根本就不可能有共同语言。况且，作为长子的扶苏并没有正式被确定为太子，而且由于秦始皇对手下将领的法治严酷，蒙恬不可能和扶苏走得太近。
蒙恬是什么人？亲眼看见战争、政治斗争成长起来的一只老狐狸，当扶苏还没有被立为太子，秦始皇还在人间的时候，他不可能和扶苏走得太近，他要避嫌。老实说，秦始皇到了晚年，喜怒无常，任何人似乎都无法真正的了解他，即使在他身边的赵高有时候都会犯嘀咕，老皇上到底在想什么呢？远在千里之外的蒙恬怎么会知道他把扶苏安排在自己身边到底有什么企图呢？
老皇帝是想监视自己？还是因为扶苏总是触他意，想借刀杀人呢？
由上可以看出，秦始皇之错就错在没有马上立扶苏为太子，而导致了与蒙恬的关系并不像后人所说的那样融洽的地步。
扶苏在上郡的两年除了望月就是呜咽，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他在那里生活得并不开心。眼所见之事，心所想之意都与蒙恬格格不入，怎么可能开心呢？他那一套儒家思想在安定的朝堂之上都没有市场，到了战火硝烟的边疆更是屠龙之技了。
扶苏在上郡的两年从史料上找不到任何可以证明他的思想对蒙恬的所为起过影响。从始皇三十五年到三十七年，蒙恬的主要任务就是修长城，他手中秦国的主力军却不用，而征农民修长城。我们现在不得而知当时的“监军”职责所在，但可以肯定的是，权力并不大。不然，一向鼓吹仁义的扶苏不可能不对蒙恬的大征百姓修长城而置之不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