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说历史上太多的统治者和名人，这些人有的对事理是很明了的，他们为满足自己的欲望做出过多少丢人现眼的事，就是现代社会中，国家领导、宗教上层，就连为人父母、为人导师的，也不乏为情欲摧压成小丑的人。美国已卸任的总统克林顿，幸亏沐浴在西方的价值观中，如今才敢于在大厅广众中出现并脸不变色心不跳。最近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先生的下流行径，不是已让与他交好的议长和大多数意大利国民都承担不起了吗？类似的事很多，这些残酷的事实都有力地说明了，学以致用、在现实生活中践行正确的思想是最不容易的，也是最重要的。
总之，如孔夫子所说：“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意思是最重要的是在生活实践中按照正理的要求克制自己的欲望。一旦人们做到了这一点，天下就会归于和谐幸福了。
想堂堂正正地做人，想让社会人间真、善、美多些；假、恶、丑少些；想从根本上有利于自己对幸福的追求，唯一应选择的道路就是不但要踏踏实实、不断地通过对义理的学习来提高和完善自己的精神境界，而且还要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做最大努力地克己——克服自己的欲望、克服利己主义、发扬利他精神。
不断全面提高自己的精神素质、不断探索正确处理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是每个人一生中的重要功课。
三、财富与幸福
德国人卡尔西把人定义成“符号动物”，确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人的智力高超，为了思维的便利和实际生活中行为操作的简便，用符号代替具体事物，真正做到了多快好省。其他动物即便有使用这种符号的能力，其水平也是很有限的。人类社会里所使用的各种符号中，最有成效的当数语言、文字和货币。货币，仅仅这么一种简单符号，代表了财富、服务以至凝结着权利、势力、尊严……几乎囊括了一切幸福资源。
正因为钱凝结着太多的幸福资源，是获得幸福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所以通过抓钱或者积攒钱来追求幸福是最常见的追求幸福的手段。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做得过分了，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人们不能清楚地分辨追求钱与追求幸福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不能正确地摆放二者的地位，已经把追求钱，当成了人生最高的目的。
历史上和现实社会中不断有人为钱而折腰。“有钱能买鬼推磨”，难缠的鬼也竟能被钱打倒。官高权大的、职优禄厚的，也都难过钱财关。俗话说：“钱通神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一句名言正说明，就连通达事理的司马迁，也确认天下所有的人都在为获得以钱财为主要代表的“利”而奔忙着，使人们很容易误解成活着就是为了钱财。
西方经济学的泰斗亚当·斯密也曾在他的书中用黑体字强调地写道：“我们很容易满足肉体需求，但我们对名誉地位的需求则难以实现，这些愿望促使我们本能地无休止地追求财富。”
上文曾谈到，有的心理学家通过实验证实，数钱币，数的哪怕不属于自己所有的钱，也能提高数钱人的幸福感。钱财与幸福的关联如此紧密，以致不论古今中外，在社会实际生活中都不断出现被钱财迷住心窍的人。
中国和外国的文学作品中都出现过许多描写可怜又可笑的守财奴们的鲜活形象。
比如，有这样一个中国民间故事，说的是很久以前有一位很有钱的人在临终前的弥留之际，身边聚拢了许多亲人。因为这位有钱人十分吝啬，所以现场只点着两支灯芯。虽然与这家平常日子里相比，已经多点了一支，但是有钱人家的屋子比较大，与一般家庭相比，这里仍然显得有些昏暗。
这时，有钱人已经病得不会说话，但总是吃力地向大家伸出两个手指头示意，亲人们都面面相觑，不解其中缘由。有钱人表现得很着急和不能甘心的样子，因此，久久不能咽下最后这口气，而放心地离去。
急得周围的亲人们团团转，于是只得去搀扶被伤心和病痛折磨得已经卧床不起的有钱人的老夫人来处理。日常最深谙有钱人的老夫人到了现场，看看情况，稍做迟疑，然后探着身子把脸贴近临终者的耳朵试探着问：“是不愿意多点一支灯芯么？”于是，临终者如释重负地放下用以作示意的两个指头，脸上的表情马上松弛下来，连连以欣慰的眼光表示认可。
亲人们连忙撤掉一个灯芯，临终者于是立刻平静地闭上眼睛，脸上现出了满意的表情，停止了呼吸。众人们也个个随着松了一口气。
法国大文学家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更是世界级财迷的代表形象。
这些故事用文学的手法，集中典型又生动地揭示出了惜财如命的糊涂观念，已经深深地侵蚀了某些人的灵魂。这些人主要是在追求钱，与追求幸福这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昏了头。
不久前媒体报道，中国南方一位贪官，案发之后，办案人员竟发现其所贪污受贿得到的人民币，恐怕露馅儿，不敢拿出去花掉，也不敢去银行存储，全部都煞费心机地以各种办法原封不动地存放着。由于文化观念的影响，占有钱财本身也能给占有人带来满足感、优越感等类型的幸福感。在花着不方便时，就暂且存着吧，这也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追求幸福感觉的一种策略。
英国伦敦著名的建筑伦敦塔是古时候英国皇家关押要犯的监狱。十七世纪初，英国大历史学家沃特·罗利如中国汉代的司马迁一样，遭遇诬告，被关进伦敦塔十几年。沃特·罗利也与司马迁在狱中的表现如出一辙——出于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和自我实现的人生追求，在监狱里十分艰苦的生存环境中，经过长期的努力写下了一部《世界史》。
沃特·罗利的一位好友来伦敦塔探望他，正值两个狱卒发生激烈争执。沃特·罗利与他的朋友一起从始至终地看到了俩狱卒争执的全过程。事情平息后，在评论两位互相争执的狱卒究竟谁对谁非的问题上，沃特·罗利与其朋友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沃特·罗利是善于思考和追究真理的人。他想，这样真真切切摆在眼前的事情，竟不能与朋友达到共识，怎能把全世界千百年发生的事情能够令人信服地公平、正确地记述下来呢？于是毅然烧掉了自己长时间用心血凝成的力作《世界史》。
上述故事可以说明，对任何事物进行评断，由于评断者对事物的认识角度不同和评断者主观固有的信念、价值取向不同，很容易会得出不同的评断结果。
财富或金钱与幸福的话题是人们经常提到的，往往得不到圆满的共识。其原因也如上述故事所说明的道理是一样的。
财富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个复杂难辨的问题。所以，分析财富与幸福的关系问题，更须避免触犯片面、孤立和静止地观察与分析问题的错误。
说不能片面地观察和分析这一问题，即一方面，必须首先肯定财富是幸福的前提条件，“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商场和超市里陈列着待售的商品，你多么需要，或者是新颖别致的包装多么刺激着你的消费欲，缺钱是买不来的。
“文革”期间，商店几乎都是国有的。很多地方出现了这样极“左”的规定：到商店里购物，必须首先向售货员正确地说出一句“最高指示”。不然，按则例售货员应该拒绝卖货给他。如果购物人照章办事了，售货员应紧接着回答一句“最高指示”，然后才能进行正常的买卖活动。可是，就算用“最高指示”往来对答活动的过程正确、顺利地通过了购物的前提之后，比照标价，购物者少付一分钱，也休想得到打算要买的东西。就算你是带着红袖章的造反派、是响当当的“主人翁”，那也白搭。证明这一分钱比前面严肃繁杂的“最高指示”对答，在购物的效力上有过之而无不及。请不要忘记，那还是在蔑视金钱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是提倡“爹亲、娘亲，不如阶级亲；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的极“左”政治路线的时期。
有了病，需要去医院诊治，没有钱，连挂号都做不到。别人或国家救济，那也要用钱来实现。
基于以上所述现象，中国有一句俗语，“一分钱瘪（为难）倒英雄汉。”
从社会经济学理论上来说，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虽然，不变的真理是，每一个人的最高生存目的都是幸福，但是没有足够的物质条件作为支撑，什么样的幸福目标都只能如海市蜃楼，徒有空虚飘渺的美丽。之所以古今中外那么多被钱财迷住心窍的人，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另一方面，“钱又不是万能的”，它究竟只是获得幸福的一种手段。
有这样一个民间故事：在闹水灾的时候，一个富人和一个普通农民都被困在同一棵大树上，周围是汪洋的洪水，天还下着雨。时间长了，两人都有些饿。农民拿出珍藏在怀中的窝头只舍得吃了一口，又收起来，因为不知洪水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退去。富人在洪水来临逃出家门时，没来得急带吃的，只顾揣了一个家中最大个儿的金元宝带在身上。这时看见农民吃窝头的情形，虽然嘴里浸满了饥饿的口水，可是此情此景是彻底没辙。只好以忍耐来对付吧。
时间更长，农民在尽力节省的情况下也消耗了半个窝头。可富人几乎不能再以忍耐支撑下去了，害怕如此苟延，不但解除不了馋、饥和忍耐的痛苦，万一丢了性命，恐怕连将来享福的资本——生命也没了。于是咬着牙忍着心痛向农民道出要用怀中的那个元宝换取农民所剩下的半个窝头的意思。使他没有想到的是，农民竟然拒绝了这桩交易。
这个简单的民间故事，寓言式地说明了，钱不是万能的；生存和生存得幸福才是人的最高需求。
2009年《人民文摘》第1期刊登署名为沈岳明的文章《不能只比物质》。摘编如下：
1960年，美国因贫富差距悬殊，产生许多社会矛盾。穷人不但仇恨富人，还对政府有抵触情绪。为缓和社会矛盾，美国政府曾想了许多办法，但是，收效甚微。
一个叫罗伯特的电视记者，拍摄到这样两组画面：
一组的主人公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此人在办公室里超负荷地忙碌着，虽然西服笔挺，但精神憔悴、满面疲惫。
另一组的主人公，是一位在写字楼工作的清洁工，他身着蓝色帆布衣服，破旧但不脏乱。只见他一边清扫垃圾，一边哼着俄罗斯乡村歌曲，一幅怡然自得的样子。
这两组镜头在电视上播出之后，奇迹出现了：许多穷人不再仇恨富人，居然还有很多富人开始羡慕穷人的生活。
最后，“罗伯特道出其中的秘密：以前，许多镜头都习惯于对准富人的资产和穷人的疾苦，矛盾便出现了。我将镜头对准富人和穷人的内心，富人因为欲望太多，所以神情疲惫；穷人因为生活简单，所以满脸自得。富人和穷人不能只比物质，还要比幸福感。”
这一事例也说明，有了钱不一定就有了幸福。
已殒美国文艺界的巨星——梦露女士说过一句直率而中肯的话：“我对金钱并不感兴趣，我只是想过得愉快。”她已经深深体会到，有了钱不一定就等于有了幸福。钱财是获得幸福的必要手段，但不一定是充分手段。
有了钱非但不一定就有了幸福，从本文的上文和下文所例举的事实来看，有的时候钱反而能够成为人的羁绊或祸源。
说财富与幸福的问题不能孤立地看，是指不同的人有不同经济条件、不同的认知水平、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立场，这问题要与具体的人相联系起来看。
有人说：“钱不在多，够花的就好。”
什么算“够”？“人心无拒”，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谁的心不是人心？
“够”，有被迫的够，有自觉的“够”。
被迫的够，是你主观上还是觉得不够，但是有限的客观条件使你被迫接受这“够”。
所谓自觉的够，是本来自己的欲望就低，容易得到满足；或者是主观限制自己的欲望，从义理上认为已经够了。从客观立场看是不是科学、正确、适度，又是另一回事。比如苦行僧，自己觉得不缺财富，不苦。可是别人竟把他看成是“苦”行僧，认为他穷苦。
美国的巴菲特、盖茨有财富几百亿美元，中国慈善家，企业家曹德旺等也有大量财富，他们还觉得不够，还在挣。因为他们有为社会继续做出贡献的自我实现的高尚追求。孙中山曾经的理想是在千疮百孔、一贫如洗的旧中国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大同，试图让他的钱够用，是轻易或者在短时间内办不到的。
具体办一件事或买一件东西，钱确实有够或不够的界限，那则另当别论。
说财富与幸福的问题不是静止的，是指不同时间里，如时代不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客观世界在随时变化，人们的思想意识、人们的需求也在跟着变化。就算在同一个时代里，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需求的目标也在不断地随时变化着。
决定人的行为所指的关键是人的思想意识、人的价值观如何。
马克思主义者在描述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条件时，也要有“人的思想觉悟有极大的提高”，作为前提。因为没有人的思想觉悟的极大提高，物质条件再高，“按需分配”也是不好实现的。
比如到那时人人都是平等的，如果有一天人人都想到月球上去猎奇一番，而且凡是中国人都想在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去。“广寒宫”是否接待得了就是个问题，更不要说需要同时预备多少个航天器，地球上的燃料资源是不是够用。如此情形怎么贯彻“按需分配”？
这“需”，牵涉主观因素也牵涉客观因素，是个很难追究清楚的东西。
虽然说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但在现实社会中，当生存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财富的增加，对其幸福感的提升将起越来越小的作用。
当然，这里所说的“生活基本需求”是有时代、地区和文化影响等很多方面的差别的。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与二十一世纪的人，生存基本需求的水平肯定相差很大；同样在二十一世纪，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国民生存基本需求也不一样；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区的人，个体之间也存在着不小的差异，等等。
在反映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生存环境的著名话剧《茶馆》中的一段剧情很鲜明地表达了那个时代中国人生活基本需求的情况：王掌柜的老伴指着年幼的孙女说：“她长大的时候，想吃热汤面就吃热汤面！”王掌柜因为年老体弱，充满遗憾的口气说：“我是看不见喽！”
“想吃就吃热汤面”，竟是当时北京平民的奢望，也可以说是对幸福的一种憧憬。
王掌柜一家人毕竟还是生活在大都市中的买卖之家。同样是中国人，也在当时，生活在旱、涝重灾区的贫苦农民，想吃糠麸都难以得到，如果神经没有毛病，是绝对不会不知趣地“想吃热汤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