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才兼备”中的德，要求的重点是如何做人，理应比代表能力的“才”更重要。但是要想真正提高道德水平，还必须有对社会丰富、正确的认识。先有正确的认识才能有正确的判断，然后才能有正确的行为。所以不能把德与才割裂开来，德与才是相辅相成的。无才的德是虚空的，往往经不住考验；无德的才是危险的，常常可能做出伤己害人的事。
所以说，一个人的一生，不断学习、不断修养和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是值得十分重视的头等大事。人与人和人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不在于身体的外部特征和某些特定的行为，而在于智力的高低和灵魂、精神境界的品质高下。人格，即做人的资格，自然也是以精神境界的高低作为品评的主要标准。不少伟大人物明显不是他们的身体多么高大硕壮，或体型、面目多么漂亮，而是由于他们有高尚的精神和表现。
每个人都有自尊心，都想让人们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真正的人。
可是我们想，有的人，都愿意与他接近，或交谈、或共事；有的人则相反。原因就是一个人的德与才的水平是否能让人们“看得起”。
尤其是到了老迈的时候，由于德行不好或者是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是一个人们常说的“没材料”的人，让别人看不起，别人“羞与为伍”，那是什么滋味？有专门研究幸福的人，得出结论是：周围环境中的人与自己的关系，是决定一个人幸福与否的重要因素。这里也牵涉对人的生存意义的理解，是人一生中的大事。
人对世界的认识实质上是通过不断地积累知识，不断地完善和提高神经中枢思维能力的过程。从现代神经生理学的角度来看，不断地学习、实践、思考，本质效果是不断增加神经中枢的神经通路。神经元之间形成的神经网络中的有效通路越多、越通畅，则正确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就越强，就是人的精神世界，人的灵魂的物质基础得到了增强。这些关于智慧、心灵与中枢神经生理结构之间的关系，是现代科学界得到普遍认同的结论。
人通过哪几种途径得到知识呢？第一，实践，实践是得到直接经验和直接知识的唯一途径；第二，书本、听别人说或其他媒体是得到间接知识的途径；第三、思考。思考是在自己的头脑中将以往所得到的直接知识和间接知识，进行深入地理解吸收、加工整理或相互碰撞，生发出新知识的过程。
所以，勤于实践、学习包括书本知识在内的间接知识和勤于思考三者缺一不可。以这样的观点来看，七十年代中国所流行的“知识青年”的称谓，明显是名不副实的称谓。那些刚刚走出校门的青年人，就他们的生活知识和生产知识与实践了大半辈子的农民和工人相比，他们至多可以被称为有了一些属于间接知识的“识字分子”或“识字青年”。
《新闻晨报》2006年3月26日刊登作者李欧梵的文章《丁龙的故事》。
文章介绍的是香港中大校长刘遵义教授讲的一个故事：
十九世纪末，美国纽约一个大富翁雇了一位名叫丁龙的华人当仆人，几年后就辞退了。辞退后的一天，富翁的居室不慎失火，富翁幸免于难。丁龙闻讯后自动返回到富翁家侍候伤病的富翁。富翁不胜感动，就问丁龙：“我辞退了你，你为什么自愿重返呢？”丁龙回答：“我父亲很早就对我训教：亲戚或邻居有难，一定要尽力帮助。”富翁又问：“你父亲是不是读过孔孟圣贤书，所以有的教你？”丁龙答：“我父乃草莽农夫，不识字。”富翁继续问：“你爷爷准得读过书。”丁龙又答道：“我家世代都没读过书，不是书香门弟。”富翁听了惊叹不止。
丁龙后来又在富翁家工作了多年，且辛劳致病而死。死前对富翁说：“我多年得到的工钱所花不多，都存在这里，一共一万多元，不如还给您吧。”富翁很受感动，于是又捐出十余万美元，凑二十万美元，在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丁龙汉学讲座”，以纪念这“目不识丁，但积中国伦理道德于一身的华工”。
丁龙是一位缺乏书本知识很普通的人，但是，他的表现赢得了自认为是高等民族的西方白人的尊重与推崇，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丁龙的所作所为表现出了中华民族与人为善的可贵的精神文化传统。
刘教授最后说：“中国文化传统的延续，不见得完全由书本得来，而是与生俱来，从生活习惯的最基层滋养出来的。”
“从生活习惯的最基层滋养出来”，这件事情说明提高素质、提高精神境界的途径，不仅仅限于书本知识，在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实践和接受有益的社会熏陶，以及勤于思考都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中国有古训“知在格物”，“格物”就是亲自实践。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的：“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必须亲口尝一尝。”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与我们的“国学”一致的普适真理。这些都是对于亲自实践在提高处世知识和办事能力方面的作用的强调；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学习知识要善于思考、思考、再思考，我就是靠这个学习方法成为科学家的。”这是对思考作用的强调；
荀子说：“假以车马能致千里，假以舟楫能绝江河。”以人借助车马和舟楫的功效来比喻人生借助知识的重要性。他这里主要是对间接知识重要性的强调；
《论语》中有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是对学习与思考并重的强调；
总之，很多可敬的、有作为的前人都谆谆教导后人在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积累经验的时候，汲取包括书本知识在内的间接知识、勤于思考、勇于实践，哪一样也不可偏废。
下面也是一些古人由衷地希望后人重视通过学习、实践和思考来不断提高自己精神境界的话：
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也。”强调终生学习的必要。“闻道”的过程，就是提高人格的过程，也是追求和享受幸福感的过程。
齐白石先生在其所著《六法初步研究》一书中曾写道：“不破万卷，不行万里，无以做诗，无以做画也。”“破万卷”，是学习书本中人家掌握的间接知识；“行万里”，是通过亲自实践探求直接知识。没有知识就没有成功。齐白石老人真正体会到吟诗和作画必须有坚实的知识和实践的功底。谁看他老人家的画和诗简单、容易，谁才是外行，这是一个判断欣赏水平的可靠尺度。
俄罗斯的奇人列宁有一句著名语录是：“学习、学习、再学习！”
中国有句俗语：“做到老，学到老。学到八十不算巧。”
西方思想巨人培根曾说：“知识就是力量。”
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是人生追求幸福过程中的必经之路及无止境的课题。
荀子在他的《劝学篇》中还说过：“合抱之树生于毫末，九重之台起于垒土……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
一曝十寒和怕苦怕累都是不成才的选择，只有以不辍的精神不断学习、终生学习才是提高和完善自己精神境界所必须选择的道路。
还有另外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实践、读书、思考的过程也是获得新鲜感、满足感、优越感等幸福感的过程，下文对此将有详细论述。
我国著名教育家朱光潜曾说：“幸福是一种享受，享受或为肉体，或为心灵……人类最上的享受是心灵的享受。哪些才是心灵的享受呢？就是真、善、美三种价值。学问、艺术、道德几无一不是心灵的活动，人如果在这方面达到最高的境界，同时享受也就达到了最幸福的境界。”我们看看在社会实际当中，所有国家和地区，无一不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尽管每个儿童的先天素质和智力现状不尽相同，但是，几乎所有家长都不惜倾尽家庭所能地对后代进行智力投资。这些事实说明：人的品行、智慧，人的精神境界是可以通过后天的教育和学习得到有效提高的。这种灵魂方面的提高，关系到社会和个人根本追求的目标——幸福地生存的实现。
人们似乎知道上述道理。但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还远没有达到应有的践行效果。占上风的西方思想意识的影响，恰恰与上述观点相反。唯利是图、只顾当前的浮躁的社会心理泛滥，加上媒体推波助澜的作用，浮躁的社会风气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气势。使人懊丧地感觉到具有一种强烈的“鸾鸟、凤凰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楚辞·涉江》）社会氛围和压抑感。
2010年秋天，媒体报道了这样一条新闻：
一位30岁左右的青年男子，自己捆缚自己，还背负个荆条样的植物枝条，跪在深圳繁华街道旁，摆出十足的廉颇负荆请罪的架式，双膝下还放一个搓衣板。
据说这位青年是个有妻之夫。供职IT行业，月收入8000元。请罪是朝着妻子大人。原因是妻子大人嗔怪请罪者无房、无车、无能力。妻子大人撇下10个月大的孩子离家出走已半月之久，杳无音信。
陆谷孙先生见此报道生情，随后写作《无房无车与读书》一文，现摘要如下：
“闹剧的这一幕也许可算演完，但是这对夫妻若不摆脱房子、车子等物质至上的奴役，不给自己营造一个精神家园，闹剧远未演完，弄到最后，演成悲剧也未可知。”
“营造精神家园就要避开喧嚣，沉潜读书……”
作者接着说：今天的中国温饱已经不成问题，应该说大多数人已经能够过上寻常的日子。可是，说来奇怪，我们生活改善了，却让我们“丢失了自己的生命”、“丢失了自己的智慧”、“丢失了自己的常识”。这是为什么？人们到底怎么啦？
陆先生提出了中国人在迅速提升了物质生活条件的情况下，必须注重起提高和完善自己精神境界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西方文化中，生存主义、实用主义与资本的唯利是图的本性相结合，借助追求自我实现的理由，个人英雄主义受到追捧。这不但是他们文化堕落的根子，也是毒化发展中国家文化的芽孢。
中国人讲究“守节”、“保节”。向来重道德，重情操。之所以有人“呐喊”民风日下，主要是我们在学习资本主义创造财富的招术和吸收西方文化精华的同时，不能做到八面玲珑、不得已地夹杂了只顾崇“才”和“财”，忽视重视道德和重视操守的那些毒素。
不仅仅只有我们中国，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或后进的国家都受到了这样的损失。我亲眼所见，就连泰国旅游景点寺庙中十来岁的小和尚都是先要一定额度的钱，才能答应与游客一起照相。小小的年纪、初始的心灵，为了图利，最终还是为了贪图幸福感，把佛祖对他们最基本的教导——戒贪财、戒浮华的信条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上下同心，不懈地提高全体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和完善人们的精神境界；“上梁不正下梁歪”，尤其是要注重提高和完善民主制度、切实加强人民大众对党政官员行为的监督。做到上正下清，早日走上有中国特色的，全民都能科学、正确、适度地追求和享受幸福的康庄大道。
现时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不少青年人少小不努力，图侥幸、走捷径。他们的理由很多：或社会环境不好，或家庭条件不济，或迷信成功的偶然性……总之，社会和他们的家长倒霉就倒霉在这些人都还强烈地自信。现在西方文化的影响还属于强弩，是成就这些无良后生们的温床和后盾。
现在的年青人之所以那么自信，可能是因为托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福，他们大多数都有条件上学，甚至大学毕业或成了研究生。他们的长辈却没有那么多的书本知识。在知识和文化方面他们对于自己的长辈往往滋生出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认为长辈们尽是些对“先进文化”和新事物一窍不通的落后愚顽的老古董。
本文（第二章）中曾引用外国记者在上海报道的关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公开做出只重钱、只顾当前快乐的现眼事。他（她）们有一点书本知识，又接触一些西方的、他们认为是真理的观点，于是，以为自己追求幸福符合人性，他（她）们率直、前卫；别人无知、落后。
那些可恶的贪官污吏的败坏行径与社会中的其他阴暗面，更是不成材的青年人向坏处转化的催化剂和借口。
孔夫子曾经说：“愚而好自用，贱且好自专，祸及其身者矣！”难怪，至少在两千多年前就早已存在着如现今社会中的不上进，又会找借口、很自负的青年人。不然的话，孔老先生何以说出这样的话呢？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曾经流行过这样一句话：“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数、理、化”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知识，不错，掌握了这些知识就有了造福于社会和造福于自己的资本。但是再换个角度看看，没有正式上过大学的邓小平、毛泽东、周恩来……还有小时候没有条件念书，放着羊长大的彭德怀，那些在治理社会方面成就了伟大事业的人们，与那些数、理、化专家们比较起来，没有那么多专业的自然科学知识或其他的书本知识，他们学习研究的是治理社会和治理人。
多年的事实却证明，那些数理化专家们还是很诚服地接受了那些没上过大学，甚至于放下放羊的鞭子，就走上社会的人的治理的。因为人家自有高明的手段。高明的手段来源于知识，但是这知识并不一定就是书本知识。
这种事实说明，一个人只具备足够的自然科学知识是不能足以驾驭好自己的人生的；认识人生、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有时似乎更是重要。看来，要想幸福地度过一生，每一个人都要不断地、尽可能全面地修养自己。现在的社会事实是，许多很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在自己如何生存方面出丑。一些被邪恶组织“俘虏”的高级知识分子，或在政治立场上并不高明的某某教授、名人，往往就属于缺乏社会知识、在某个领域却很有专门知识或技能的人。
古人有言：“术业有专攻。”一般地说，学好了数理化必然就减少了学习医学、学习艺术、学习社会……和减少参加其他社会实践的机会。你在学数理化时，其他人也没有闲着。不要以为你是什么、什么研究生，就一定比所有人的生存能力强或能更好地做人，还可能是正好相反的。
听说曾经是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的倪萍出了一本书，名为《姥姥的语录》。猜想，其内容主旨可能是90多岁的姥姥只凭长年累月的平平常常朴实的生活经验，就能拿来指导现世浮躁的人们怎样正确地度过人生，怎样适度地追求可持续的幸福。这说明，不是只有西方的、现代的知识文化才是人类文明的精华。
民间沉淀下来的文化精华犹如埋在地下的矿藏，宝贵而丰富。如倪萍的姥姥，没有这么个能发现、会挖掘文化宝藏，又能够较容易得到话语权的外甥女，她老人家是休想发挥出指导世人的作用的。
总之，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既需要学习包括书本知识在内的间接知识，又不可忽视实践经验和对知识的思考内化；既需要有足够的自然科学知识，更不能缺乏社会知识。好品德与全面、有用的才能一样都不能少。
人类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如何看待和对待精神生活将是一个摆在面前的新的、重要的生存课题。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提高自己的精神素质无止境。努力摆脱低俗精神的困扰，追求高尚、持久的幸福是每个人的愿望。但是必须经过脚踏实地、长久、艰苦地努力。捷径是没有的，存有侥幸心理更是白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