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强调这个问题具有十分突出的重大意义。商品经济的社会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在名利和金钱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更有价值的东西存在？百年前的今天，严复翻译了《天演论》，它让中国一代知识分子深感忧虑的是：在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世界上，历五千年文明之久的华夏民族，这个有四万万人口的泱泱大国，将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百年弹指一挥间，先贤们忧虑的危机今日不复存在了，中国已繁衍出13亿人口，以至于西方有些人惊恐"黄祸"会重现。而今天站起来了的13亿中国人则要自问：我们应寻求何种生命形态？如果说我们的祖先，曾因四大发明而使我们感到自豪的话，那么我们今天还能为人类文明宝库提供些什么呢？仅仅能养活13亿人口，恐不足以成为我们骄人的成绩！尤其在金钱、权力等物欲日渐流淌的今天，寻求何种生命形态，无论对于每个个体或是整个民族，都将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在耗费资源来维持生存的同时，我们依靠什么来确立自己的尊严？一旦人性的尊严丧失，生活的意义又何在？这是在更高一个层面上，触及到我们这个人口最多的民族有无存在价值的问题。21世纪的中国人，在经历了各种战争浩劫、意识形态纷争和文化断裂之后，忽然感到一种虚妄：百年来的革命和改良，闹了个天翻地覆，毁灭了多少人和物，但是在文化建设上，我们这个偌大的民族，可以贡献给人类文明宝库的又有什么呢？
必须指出的是，全部以往的历史可以表明，人类并没有仅仅因为科学的进步，就能保证自己的生活更美满、更幸福。美好的生活、美好的社会和美好的历史前景，并不仅仅依赖于我们必须是"能人"，还更加有赖于我们必须是"智人"，是真正有智慧的人。知识就是力量，但力量并不意味着美好和幸福，它也可以意味着邪恶和灾难，人类掌握核能就是一例。事实上，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大抵要靠两种东西，一种是科学思想（思辨理性），一种是人文思想（非思辨理性）。前者是和人类精神文明的面貌紧密联系着的，后者则系于人类精神文明的面貌，但两者间没有一条截然的分界线，它们是互为条件、互相制约的一个综合体。如果说有些文化还算是一种精神消费的话，学术文化就不是了，它在更高的层面上主要是解决人们的价值观和信仰问题。在古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信仰是在读书之中建立起来的。自小读孔孟之书的士大夫们，他们的头脑中建立的是儒家的精神，是"内圣外王"之道。要根除这一价值观就必须根除他们的文化，所以，观念和信仰的改变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在今天，由新学堂毕业出来的人，读书越多，文化越高的人，越是对官方宣传的理论抱怀疑态度。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信仰与教育的脱节，思想与文化的脱节，成了21世纪中国人的显著特征。所以，没有文化的人便没有了信仰，热衷于迷信和气功等，有文化的人更不信意识形态的宣传，要么迷恋传统，要么倒向西方，莫衷一是。
深圳发展高品位文化，首先要发展学术文化，而发展学术文化，必须从基础理论抓起。长期以来，深圳只是将自己看做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特区，从而忽略了学术文化的发展。无论是大学还是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化中基础学科的建设一直不受重视，人文学科少之又少。深圳没有一家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机构。对此不能用这个城市的历史短浅来做解释，美国的历史不长，但是美国对世界历史研究的水准却不低。经济是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不利用这个条件去从事文化的积累与发展，不能不说是深圳人的极大遗憾。过去我们常常按照眼前的需求和自己的能力来对事物作出判断，并根据这种看法来建设这座城市。一位西方学人说过这样的话："按自己的能力来判断事物的正误是愚蠢的。"他说："为什么不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看法常常充满矛盾，多少昨天还是信条的东西，今天却成了谎言。"他暗示我们："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虚荣和好奇在作怪，"好奇心引导我们到处管闲事，虚荣心则禁止我们留下悬而未决的问题"。于是，城市发展了，文化却停滞不前。
学术文化的根本职能是批判，通过批判对社会的发展方向进行修正，以使社会沿着一个合理的、正确的方向发展。要繁荣学术文化，一个最为重要的条件就是全社会的宽松与宽容。失去了这个条件，学术文化要么无法生存，要么在板结的土地上长出的是这个社会所不需要的东西。萧乾曾在评价冰心时说："知识分子不应该只是埋头搞自己业务的人，还应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良心！"陈寅恪作为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为了文化而固守阵地，在文革之后成了万众瞩目的人物。陈寅恪不是政治家，只是一介学人。他一生所操守的，是中国士大夫对于传统文化的遵循与弘扬。他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这就是陈寅恪的"历史文化观"。为此，他大呼："华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期待其"终必复振"，陈寅恪坚持"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的宗旨。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条件。陈先生晚年努力奋争的，就是为了得到这样一个基本条件。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的同时，他立足于这一点，以其身体力行的痛苦求索，在这个裂变的时代，为中国文化史铸造了一个鲜活的灵魂，并因闪耀着人格的活跃因素而具有长久的震撼力，以至于当我们蹒跚地走进21世纪而回首百年时，面对中国的文化建设，还可以说一句：我们有陈寅恪！
学术文化要想健康发展，就必须与政治、经济保持一定的距离，有时候贴得太紧密了，学术文化就会变为政治和经济的奴婢，而失去了自己自由发展的空间。"文革"十年，政治的力量冲击教育和学术，牺牲了整整一代人。到今天为止，学界下海的风潮早已超过十年了，这种用经济的力量来冲击教育和学术的做法，与"文革"十年殊途同归。问题是，"文革"的错误是人们能清晰认识的，所以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得以纠正；而市场经济冲击教育与学术的做法，由于短期利益的诱导，使得人们很难摆脱。从长远看，经济因素对知识界的毒害，要比政治因素的影响来得大，来得久，并且难以恢复，这里的代价恐怕不是一代人的损失所能解决的。从长远来说，更为恶劣的是知识界丧失了代表社会良知的资格。下海运动由于知识界的身体力行，把社会的"金钱精神"合法化了。在一切知识都是以金钱来衡量的时候，知识界失去了对社会发展的判断能力，同时也失去了对社会进行批判的能力。知识界的这种失语，意味着知识界丧失了对社会发展进行引导的功能。
深圳发展学术文化要大气磅礴，要有自己恢弘的气度。德国的荷兰德林有诗曰："倘无古老而缄默的山岩即命运横亘于前，心灵的波涛将不会如此壮丽地飞溅起来而化为思想。"思想并非是转瞬即逝的"飞溅"，冷静的思索应该源远流长。今天，我们这个民族所缺少的，恐怕还不仅仅是资金和设备，而是民族自信心和理论思维。目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已成国人的共同话题，文化问题已受到广泛关注。但是文化建设不仅仅是电影院、歌舞厅等大众娱乐场所的修建，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是要重铸中华民族的魂。一个民族的精神，应该是以理论思维和学术研究为支撑点的，目前我们缺少的恰恰是对于这方面的关注。努力开展理论思维和学术研究，才会促进更高层次的文化建设，使中国早日走向世界，使中国文化达到"终必复振"之目标，这也正是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所寻求的最有价值的生命形态。
我从没有想过要给自己出一本文集。这些年来，应报社的邀约，写了一些短小的专栏文章，基本是充数而已。先是在深圳一家报纸上开了专栏，陆续写了数十篇短文。后来，专栏停了下来，并非是我不想再写，而是有篇文章审查没有过关。记得当时该专栏编辑为难而委婉地对我说："您身体不好，别太累了，多休息休息吧！"想来因文字而获罪者，前清大有人在，民国亦绵延不断，而今终究是越来越少。过去多是看着他人受累，不意今日竟然落到自己头上，虽说没有什么罪名，但心中仍不免有些感慨！后来在朋友的劝荐下，我又陆续在新浪网、凤凰网开了博客，发些所思所想。
文章多是些杂感类的随笔，实非深思熟虑之作。
想来，我这一辈子是没有真正好好读过书的。"文革"时期就上山下乡了，接着当兵，竟然在部队一干就是21年。1977年恢复高考，凭借着在部队当理论辅导员的有限学习经历，考入了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仍然回到部队，从事政治理论教学和解放军军事历史的研究工作。直到1989年，转业来到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我也想亲身体验一下改革的滋味，来到深圳。没有想到的是，从此我留在了这个本不熟悉的南方城市。从普通教师做起，一直到学校主管教学的副校长。
2008年初春，我申请提前退休，开始了不用去工作就有钱吃饭的自在生活。时光匆匆，一生蹉跎，似乎什么都做过，什么都没有做成！
然而这些年来，大脑却没闲着，时常在思考一些问题，一些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关系不大的问题。这些思考让我常常感到苦恼！感到沉重！有时候也感到空寂！例如：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国人深切地感到自己不如人，于是开始向西方学习。早在李鸿章时代，我们就拜了欧美为老师，派出大批留学生到欧洲去，到美国去，学习他们的科学技术。但是，这些举措并没有能够使中国强盛。甲午一战，我们败给了日本。于是，国人又一窝蜂地涌向了日本，向我们的敌人学习。用30年的时间，学会了闹革命和反满。1年，欧美和日本勾结起来把我们给出卖了，将山东半岛的主权由德国人手中转给了日本人。国人感到被欺侮了，爆发了五四运动。但是中国究竟该走一条怎样的路呢？中国以谁为榜样？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普遍有一种迷茫和彷徨的情绪！就在这个时候，俄国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北方，向俄国人学习！走苏维埃的道路，成了国人的首选。这是历史的选择，绝不是哪个人的主观意愿！于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人开始拜俄国人为我们的第三个老师。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也由革命走到了建设。本承望随着老师一路走下去，可没想到老师的思维后来变了，他不想革命了。这使得我们这个学生不得不产生巨大的困惑！中国人最后只得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探索，开始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前无古人的全新的道路。
历史就是这样过来的，但是国人的思想和文化却不能如同政治一样迅速地发生转变。我们在先后拜了三个老师之后，又重新走回自己的路，这显然已经不是原来的老路了。这种重回应该是在不同层面上的重回。这一百年来的巨大历史变迁，不能不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留下深深的划痕。
旧的理念和传统早已被废弃了，新的又没有立刻接替上去，于是在新旧之间生出了一片厚厚的杂草！当革命也变为一种传统的时候，它对于文化的销蚀作用实在是不可低估的！人们在困顿之后常会说，这世道如何如何！
什么叫世道？那原是古人所云圣王的治世之道，也是按照国人的传统理念所构建出来的一种理想的生存环境。应该说，物质生活确实是在不断改善，但是生存的文化环境与精神条件却日趋一日地走向了逼仄和狭迫。这中间，未尝没有因文化的不适带来的认识与思想的断裂，从精神层面上说，这其实是一种中国文化的"早勃"！它所引起的社会阵痛与挣扎，日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闪现，并且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现实存在，撕裂着我们的理想和认识。
当圣人不再成为圣人，他们的治世之道也同时不再为人们所乐道。世道变了，变得如此之快！它将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也一同裹挟了去。以前，有些人追求的崇高精神正日益被万能的金钱所奴役，过去的革命理想变成了金钱拜物教。世道之变所形成的新风气正在侵蚀着人们的心灵。由世道之变而来的世风之变，在今天正渐渐演化为一种人心的跌落与更替。今天，说世风日下，还多少有些厚古薄今，但是说人心不古，恐怕没有多少人不同意了。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曾经哺育中华民族成长了数千年的文化，正在逐渐地离我们远去。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一种永远不可挽回的历史发展趋势。
在这样一些思考中，我陆续写了些杂文随笔，仅仅希望自己厘清思路，能够弄明白这些问题。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本书文字风格迥异。因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摸索和探究用什么样的文字能够更好地表达思想。所以，不断尝试用不同的风格去写作，有的古奥艰涩，有的浅显易懂，有的引经据典，有的平铺直叙。最后发现，文字仅仅是载体，追求过分，就是缘木求鱼。而在这种探索与尝试中，我也领略了不同文字风格所具有的独特内蕴。本着尊重历史，我没有对这些文章做新的修改，去强求一律，也算是真实记载了自己的写作之路。
要特别说明的是，第三部分《史鉴》中的大多数文章，倒是十多年前为了出书而写的，并非是近些年的文字。当时，还有许多实物照片可据以撰写文字，但是后来因合作者何清莲去了美国，一切也就付诸东流了。更感到遗憾的是，那些实物照片被朋友借去后遗失，非常可惜！好在有了电脑，原先的文字仍然保存着。于是，借这次出书之机，将那些文字整理后一并发表，以了心愿，也算是对十余年前未成功合作者的默默怀念吧。
这本小书得以出版，可以说是朋友王菲女士关心的结果。在她的热心张罗之下，终于有黄河出版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的愉快合作，又有戎爱军编辑的认真修改，匡我不逮，方才有了这本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小书。对于这些朋友的帮助与厚爱，我心中充满感激！同时，在这本书的背后，还有许多人为此付出了辛劳，不再一一赘述，申宁在此一并叩谢！
刘申宁
2010年初记于深圳景蜜村书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