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需要代价。像雨后的笋芽一样拔高，心内的高度却在不断下降，大脑像充气的球体一样膨胀，里面就越来越装不进东西，平庸、虚伪、冷漠、斤斤计较、耿耿于怀，被无数隐形的线头操控了四肢，自己成为自己的玩偶，自己成为自己讨厌的人，这是成长路途上我们向时间兑换出的一张张车票。
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变成镜子里面目模糊的自己？
曾经在一个台风天和阿藤去看海，站在白城的沙滩上，偌大的视野里空无一人。大雨如注，浇灌着海边的礁石，我们手中的伞不断被风抬高，阿藤突然松开了手，白伞像蝴蝶一样飞起。我不理解他的举动，向着白伞飞去的方向追去。阿藤跳跃着、呼喊着，对我说：“不要追啦，伞下的世界永远藏着弱者的心，或许这样的生活才是属于我们的。”风把他的声音不断放大，渐渐地，我的耳朵里除了浪潮声、雨声，便是阿藤口中的话。我跑累了，停下脚步，双手撑着膝盖，看着白伞渐行渐远，阿藤就站在我的身后，雨中，我能看见他二十岁的脸上，笑容还如孩子般清澈。风带他回到了过去。那些疯狂追求自由的时光，固执己见前行的日子，对世界非黑即白的判断，如同澎湃的海浪席卷而来，重新覆盖我们已经斑驳生锈的青春。
但很快台风过去了，大海退潮了，我们感冒了。那把瘦薄的白伞再也无法寻觅。
也在很小的幼童时期感受过风。深夜，父母在郊区的工厂上晚班。我和哥哥睡在木板搭的床榻上，窗外有深秋的风摇晃着南方草木，绰绰树影映在墙壁上，像灰色的哑剧。不知何时，窗子竟然被风推开，漆黑中耳边灌满呼啸的风声，惺忪的睡眼里似乎能看到远处高耸的信号塔被风摇晃着，塔架像要塌下去似的发出关节碎掉一样的响声。我蜷缩着身子把脸贴到哥哥的肩上，雪白的被褥被穿堂而进的风鼓起一块，若黑暗汪洋上的白帆。哥哥是船，带我远离冰川。长大后当自己回想起那一幕，发觉风带给人的并不只是漂泊，有时也会给人一种记忆中的依靠。
我是个喜欢回忆的人，常听的音乐大多数与钢琴、吉他、陶笛相关，这些乐器能打开昨日的生活，让我坐着音乐的列车返回过去的某个时刻。心中能放下的歌曲不多，雷光夏的《老夏天》算是一首，歌词很是打动心中那片柔软的领地：
“空气中飘浮着植物的味道/多风的午后/人们说话渐渐慢了下来/时间永远不会往前/静止在忧郁但清澈的眼瞳/操场尽头是一片令人眩惑的金黄海洋/只要用力挥动双臂/也许就能在市街的上空飘浮起来……”光夏的声音原本就如同微风，再加上舒缓的曲调，整首歌充满了年少时那些被清风缓缓吹拂的夏天味道。有几次，关上灯，独自坐在暗夜的时钟下聆听，仿佛真的能循着歌声里的旧址回去，但房间的灯突然被进门的母亲打开的时候，四围亮堂堂的，我看到镜子里自己长大的那张脸和母亲身上无法抚平的皱褶，时间撕裂了我们回去的票根。风把从前的夏天吹得好远好远。
如今，我不忍回头看，总觉得看多了心就塌了。城市日渐扩大，积木般的建筑满布视野，我们活得就像无边光河之上漂浮的碎屑。远去的景致永远定格在旧照片里，并随着转动的分秒加深泛黄的程度，或许有天我们就在麻木中遗忘了，就像候鸟每天穿越漫漫寒空，各奔前程，忙于自己的旅行，谁也不会中途停下，来到地面寻找自己曾经留下的影子。我们被迫赶路，只是偶尔才会在一阵途经的风中，伸手握住过去的味道，但一摊开掌心，能见到的依旧是空空的世界。
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说：“风没有衣裳，时间没有居所，它们是拥有全世界的两个穷人。”在它们面前，贫穷的我们是真的一无所有。沦为物质的奴隶，内心虚空，一群成年的动物听从社会和生活的安排，进入各自角色，漫无目的地重复，被四面八方投射来的隐形子弹所洞穿，卑微又无奈，终将失去所有奔赴明天的勇气。
有时我真想从繁芜的生活中抽离出来，变成与这庞大的社会之网没有丝毫瓜葛的个体存在，想让自己卸下沉重的躯壳，借助一阵风回到过去，回到最初那个小小简单的自己。但是今天，我们的城市、我们的阳台、我们的窗前越来越缺少风。
没有风，我们听不到年少的回声，遍体鳞伤的身体还能长出一双可以飞向未来的翅膀吗？
琴师
文/姜羽桐
他死了以后，村里人给他简单地筑了座土坟，新土上冒着几株狗尾巴草，绿绿地摇曳在晚风里。他是地主的儿子，可村民们似乎也不怎么憎恨他，提起来都是一种可惜的口气，眉目间都是叹息。外地人倘若问起，扛着锄把路过的老农也会停一停，从粗布勒着的腰间抽出一杆旱烟，重重吞吐一番。老农慢条斯理，像是给你讲故事一样，指着这座不见墓碑的低矮荒坟说着三十年前的荒唐事。日落西山，暮色包裹了远近草木树林，那喷出的一口土烟朦胧了眼前的土丘，遮掩了它的本来面目。
“喏，这旁边原本还有一座坟头的，去年的一场山洪冲垮了，索性把他们葬一块了。”
老农自顾自地讲话，他的神色已然恍惚不清，陈年的旧事他总要停顿下来想一想。就在这片刻的寂静里，身旁的一株榕树中飞出了一只乌雀，悲戚地唱着歌。你也依稀从老农乡土味浓重的话里听出来这里葬着一个叫袁道秋的人。
北京城破后，人们收拾了金银细软逃出去，袁郅就是在这个时候跑到沱村来的。他是北京有名的商人，随身带着的财宝让他轻松地在沱村盖起了一栋大大的宅子，买下了周围好大的一片土地。他们家的阁楼极高，窗棂上雕刻着花纹繁复富贵的鸟，站在地里种作的村民仰头看上去就好像一只火红色的大凤凰，夸张而炙热地巡望着地里的庄稼。阁楼里住着袁郅的妻子，她总是坐在梳妆镜前梳弄她乌黑的发，梨木梳子在她手上摩挲出沙沙的声音。她有好看的脸容，安静温柔的眉眼，坐在阳光静好的午后，伸手拉进窗前的一株古藤。这样的天气里，还能听到几声喑哑婉转的二胡弦音，仿佛在和谁说着悄悄话。袁郅已经四十多岁，还没有子息，原配夫人死了后就娶了阁楼上的这位女子续弦。他常常背着手，右手托在左掌心上，一步一摇地绕着村里的小河转，一转就是一个下午。他不刻薄，性子慢吞吞的，鼻梁上悬着的两片玻璃让你生不出欺瞒他的心思，事实上他的精明要远比他宽厚的面相多得多。
南方的冬天冷得厉害，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冰碴子，连鼻子都红肿肿地麻木着。袁郅这天照例悬了手，把脖子埋到皮氅里，抻着脑袋就出了门。他转身的时候，瞥见种着海棠树的墙角下放着一只木盆，厚厚的几层棉布包裹着什么似的。
袁郅一瞧，吓了一跳，赶紧把木盆中的婴儿抱起来。许是中年无子的怜悯之心，袁郅把这冻得几无气息的孩子焐在怀里，急急嘱咐了家里的长工请了医生来。一番折腾终于把这孩子救了回来，交给阁楼上的妻子去喂养。这样子，田里的佃户们又总听到袁郅妻子抱着这孩子在阁楼上唱歌谣。沱村就像是一个撑渡的老渔夫，慢悠悠地摇曳在日光的温柔中，在时光的河流里划开了丝丝涟漪。等这孩子满地跑的时候，村民们才发现袁郅抱了一个哑巴，除了啊啊呜呜似乎再说不出别的什么。袁郅到底不是刻薄的人，他把这孩子养在家里七八岁的样子，让她跟在家里的老妇人后面做点小针线活儿。半是女儿半是用人地养着，村民们私底下就叫她“哑姐儿”，至于她原本叫什么根本没人记得了。
等到袁郅五十岁大寿的那年秋天，他的那位阁楼上的妻子给他生下个带把儿的小子。村民们到现在都能记起那场面，“哎哟，那土财主袁郅哟，可不得了！
这宴席摆了十里长，村里老少爷们儿没有不入座的。林子里的枫树开得更是好，火红红地烧到了天上。请的是北京皇宫里出来的御厨，那副道具，啧啧，十八般花式，我老头子此后可再没见过喽。”袁郅把这孩子抱出来，就像他当年抱着哑姐儿给人瞧一样。果然是和他妈妈一样的好面容，红润润的脸颊陷在襁褓里，睡醒了睁着一双水亮的眼睛直直地瞅人，额上细细的茸毛散着婴儿的乳香。八岁多的哑姐儿小心翼翼地捏着袁郅到处显摆的衣角，蹒蹒跚跚地在一桌桌人头中避来让去。袁郅特地请了乡里有名的算命先生，请他坐了上席，把婴儿恭恭敬敬地捧到算命先生面前请他取名字。这先生手上悬着一串琉璃珠子，秋日下很是玲珑剔透，他低欠了身子用手轻轻摸了摸婴儿的脸，悄悄地叹了一句：“好面貌啊，好面貌啊。”袁郅听到这里，欢喜地追问算命先生：“那依着先生的意思，这名字？”
算命先生低着头，瘦削的脸快要戳到衣襟子上去了，庭中的菊花红了，斜倚在石礅子上。他忽然抬头望见孩子的母亲穿着一身靛青色的裙衣，抿着唇，眉目黯然地立在堂前。她少有下来走动的时候，村民们不由得都去瞧她，见得她梳着长发，插着一只玲珑的孔雀簪子，大大的太阳照得她像是一道微微的红光，整个人陷落进去只剩下美丽轮廓。后来村子里再没有谁见到过她，于是村民们怀疑这个阁楼中的女子是不是从来就不曾活过，她就像是正月里挂在堂前的仙女，在沱村的一阵风中飞走了。
“公子就叫道秋吧。”
“袁道秋？”袁郅在嘴里反复念了几遍，最后一声因高兴的缘故喊得过于大了。
沱村又这样缓慢而不失凝重地走了几年，静静悄悄地谁都不曾察觉。袁道秋到了上私塾的年纪，他爹袁郅请了老师给他教书，读那些北京城里旧贵族们摇头晃脑的典故。袁道秋话从来不多，身板夸张地挺直像一具死尸撑在凳子上，他的眼神常常是恍惚的，全然没了当婴儿时的伶俐秀气。他念书的时候，哑姐儿就把腕上的竹篮子放下来，坐在石阶上剥莲子，一粒一粒的。自从袁郅添了儿子，长工们再不把哑姐儿当小姐看了，她也就在不知不觉中落到了仆人的位置了。她说不出话，只是静静地掰莲蓬，小指甲轻轻地撬开绿色的外皮，从莲心里完好地掏出那颗子。每掏出一颗，她就朝袁道秋瞅一眼，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少不了又是挨老师一顿好打。院子里昂首阔步地走过一只大猫，抖擞着斑斓花脸在花台里上蹿下跳，糟蹋那些小心伺候的花儿。哑姐儿把竹竿藏在身后，压低脚步踱过去，那只花猫显然也是见着了她，冲她龇牙咧嘴。她摇着竹竿，把竹梢挥得呼呼作响，猫一阵急窜，慌慌张张跑出院子了。
“你为嘛打我的猫？”袁道秋蹬着红绒绒的虎头鞋，叉着腰，气鼓鼓地盯着哑姐儿。
哑姐儿只顾看着花猫无声无息地溜走了，她咬着小手指乐了，把头发绕在指尖上缠啊缠。全然没有听得到袁道秋的声音。袁道秋还是在她背后喊着、嚷嚷着，他似乎忘记了哑姐儿听不见他的。他跑过去一把拽过哑姐儿手里的竹竿，愤愤地在她小腿上拍了一下，把哑姐儿惊吓得几乎要跳了起来。她张皇地后退了几步，见到是袁道秋跑出来，揉了揉小腿，又跑到石阶上把那一把莲蓬子儿捧到他鼻子下，全然不记得他打过她，只是笑嘻嘻地看他。袁道秋伸出胖胖的小手，在盘子里不深不浅地抓了一手，另一只手已经迫不及待地拽着哑姐儿打门前跑了。
他手里的竹竿拖曳在泥土里，生生抠出一道痕，像白马的蹄子踩在花丛里跳过。
后来村民们总怀疑，是不是宴席上算命先生的那一声轻叹早就埋了伏笔。袁道秋越长越痴呆，傻傻愣愣就像旧时说书人嘴里丢了通灵宝的宝玉一样，坐在他们家院子里的石凳上动也不动。阁楼上的那扇窗少有打开的时候，只在夜深人静时听得到几声凄凉的弦声，等到夜归的酒徒驾着马车轰轰过时，立时又无了声音。哑姐儿时常挽着袖口儿，坐在袁道秋身旁用铜锤子砸核桃，褐色外壳溅落在脚下被花猫当作鱼骨头叼走了。袁道秋耷拉着头，手上垂着书，低低地说什么。
反正哑姐儿也听不见，更没有人知道他在说什么了。村民们只是可惜，那样漂亮灵动的女子生出这样一个傻小子，而哑姐儿却出落得动人了。
袁道秋走路是和他爹不同的，他拱着一双手，见着谁都像是在弯腰作揖。他长得秀气，却常常低着脑袋走路，他这样子便容易走丢了，弄不清回家的路。袁郅见不着儿子回家，拄着拐杖站在门前催促哑姐儿去找，降下来的日头像琉璃色儿染透了乡间的土道。哑姐儿在沱村的田地里、羊肠道上、小河畔边走了多回，农人们见得她啊啊呀呀地呼唤着谁，眉目间焦急的神情居然神似阁楼上的女子。
袁道秋一语不发，被哑姐儿执着手慢慢地横穿过野草荒芜的坟地，挑着近道在天黑前往家赶。这里的老树灰黄凋落了叶子，野鸦立在树上喑哑地叫着，也不知他们俩听见了没有。
南方的艺人实在多，赶着农闲，他们提携了自己吃饭的家伙，靠着一双脚挨个儿走村子。他们穿着青灰发黑的袍子，戴一顶方边暖帽，往人家门外大方站定，从怀里掏出一支笛子或者一枚快板就开始他们风中的演奏。邻里间端着碗，夹一筷子咸菜就饭蹲那儿听艺人们表演，嘴里含糊不清喊一声好！主人家或许留下艺人吃顿饭，或者给上几个铜板。遇着吝啬的人家呢，往往闭了木门，艺人们也就识趣地走下家了。这样的场景在村落里很常见，冬日打盹儿的午后人们甚至会期待着拉琴人来给他们解解闷儿，把无聊寂寞的时光快快地度过去。袁道秋十七岁那年，村里来了一个长衫男子，约莫四十岁的年纪，走路跌跌撞撞像是喝了酒。他的怀里时刻揣着一把红木琴，琴身用油布毡紧紧包裹好。只在顶梢露出二胡雕刻精细的花纹，那是一只蹁跹的青鸟，鸟儿昂首望着左边。他坐在村东头的磨盘上，脚下落了一地的枯叶，昨夜下过的雪还没有化尽，被往来的马车轮碾轧得污浊不堪。他摸出松香，小心地一番擦拭，提了弦弓，在琴上浅浅拉送，顿时他的指下绕出凄凉的音了。长衫男子从不离开村口，他自带了干粮，停在人来人往的土地上反复拉他的琴。他低着眉眼，荒乱的长发遮掩了侧脸，只在夕照中偶然露出一道漂亮的轮廓。人们不知他从哪里来，然而他来了，这小小的沱村仿佛有了一些与往日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