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女有近期上映的台湾片《艋舺》，制片人李烈。李烈人如其名，玉女模样是假象，实质是枚坚强的文艺女青年。
她从小个性反叛，台风天出去玩，淹水了还往水里走，即使家人痛打一顿，还是照做。就算是拍戏，传统的母亲反对，但她坚持，跟家人的意愿也是背道而驰，
18岁演舞台剧，被电视导播发掘后成为80年代台湾连续剧的玉女，对《一剪梅》的万秋玲和《含羞草》的范家慧，内地观众应该有印象，前者唯美病态，后者倒是反传统——不管不顾只追求自己想要的爱情，几乎超脱了那个时代对纯爱的诠释，在当时看，完全是“坏女人”。
但她自己坦诚，拍戏的时候历经“琼瑶的年代”，那种“玉女式的演出”最流行。“楚楚可怜却不知人间疾苦”，表演方式雷同，不用思考只凭经验。当然她在这个行业是红了，但到最后任何引起兴趣的元素消失了，感到沉闷，演了12年也算时间够长，就退出了影圈。
第二段婚姻，对象是罗大佑，分了又合，证明了嫁文艺男青年确实不容易。容忍他不规律的作息时间、情绪波动和深度的精神追求之余，自己也许会变成娱乐新闻的附庸。“一言难尽”“太委屈”也许是这段婚姻最简明的注脚，她甚至有“人生如戏”的荒谬感。对于彼此的关系，她觉得婚前并不像一般恋人的交往，婚后也不似一般夫妻，最主要是观念的分歧，自然分手时也不希望交恶。
两段婚姻不尽人意，倒是在事业中，她找到了自己，因为比较懂得穿着，所以先做成衣。她本质上是个“不问对错，一直向前走就会找到路”的文艺女青年，所以在这精于算计的行业里并没有成功。后来索性走回老本行，做电影制作人。
而做电影，即使举债也不能打消她的热情。《囧男孩》取得3600万台币票房的成功之后，她做《艋舺》时遭遇到巨大的压力。不少人普遍认为台湾电影的市场狭窄，明星号召力不够，导演选择题材太小众。但她却偏不信邪，她认为其实影业的复兴需要一段时间，需要某种易于与观众沟通的方式。
为拍电影，押房子找亲友借债，为卖片，她拿出当年的玉女身段，穿戴得体语音温柔却又立场鲜明地为电影促销。宣传期她上了很多综艺通告，和主持人八卦，看完命盘，就立马切入促销环节：“来说说我们的电影吧。”
《艋舺》不能说拍得多么特别，但在行销这一块上，李烈功不可没，但她自己很理性地说，台湾影人拍戏拿不到政府补贴的就只能自己举债，因为她是女性，才显得特别一点。
现在的她完全是一副女强人的模样，一直表现得坚强克制，有性格有分寸，但其实我也知道，烈女的道儿，不好走。她们立志要从男人的世界里脱颖而出，靠的是坚韧、勤奋、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