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里汉一家的努力代表了英国社会学家雷·帕尔所说的“隐藏的团结”——“横跨世界”的新形式的同情与共性。这些都是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至亲好友之外时所收集到的社会关系。想一想最近震惊国际的灾难如2004年印度洋海啸之后人们提供的大量支持，帕尔指出，慈善活动和志愿者的数目都在增长。在英国，像伯根县‘结伴同行’长走活动那样的游泳、跑步活动随处可见。“能够对待世界上的任何人就像对待我们有需求的邻居一样。”帕尔指出，“这一定能带给人们希望。”
美国也正在出现类似的风潮。千禧年一代造成了公民参与度的大幅度上升。但比他们年龄大的人似乎在这方面也有上升的趋势。2008年，在本书写作期间，最早一批婴儿潮时期出生者即将年满65岁。以不信任任何年龄小于30岁的人而闻名的50年代娇生惯养的孩子和60年代行为怪异的人，正一步步地在代际阶梯上攀登。但是，尼尔·豪和威廉姆·施特劳斯指出，这些人也并不太可能温和地走入那美好之夜，而是“决心以某种方式让中年时期变得更有意义”。一些人加入了和平工作团。另外一些人仍然在做自己原来的工作，甚至没有考虑过退休，或者，他们正在启动“职业生涯的加演”。他们中不再从事全职工作的人，近60%转而去做“牵线搭桥工作”，这能使他们从工作到退休的转变更为轻松。
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还愿意投入志愿者工作。这两种趋势都可能将这正在崛起的年长一代与新储备的重要陌生人联系起来。
当今社会崇尚相互依存。我们能够以祖先从来也想象不到的形式和速度与他人建立联系。很多学科的研究者肯定地指出，我们是“社会动物”，不仅由自己个人的意识所引导，还要受到我们社会关系的引导。
这不是说我们已经击败了自私、贪婪、偏见或孤独。没有人建议我们将爱的念珠带回来，或盲目地向自己保证说我们处于一个“大同时代”。根据老歌《Hair》中所预言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了和谐与理解、同情与信任”的时代。话说回来，最近再次走红的那个40岁的音乐家演出场场爆满，观众大多是怀旧的婴儿潮时期的出生者，这位音乐家一直在拉近这些人与他们的成年子女或孙子辈的距离，这是不是一个随机的巧合呢？
英国人雷·帕尔非常想知道，社会让人们在其中感到不安并要警惕各种各样“可怕的人”，在这一点上政府是否应该负一些责任。这不是一个牵强的想法。另一种情况，即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的需要或目标聚到一起，也不是那么容易预测的，而且可能会走到“出人意料的方向”。智能行动族就是个例子。帕尔谴责媒体既鼓励我们“以恐惧、悲观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又总是报道那些充满人情味的个人英雄事迹，遮蔽了那些隐藏的团结。
不过，不是所有的媒体都这样做。本书的中心目标就是使那些团结不再被隐藏起来。
暴风雨的避难所
未来令人质疑，没有彼此，我们能活下去吗·简短的答案是不能。
我们确实需要一个村庄才能活下去，哪怕这个村庄的村民住得相距几英里远，而且彼此差异很大。长一些的答案则更为复杂一些，那是布劳在2005年11月成为临时飓风救援小组成员后发现的。布劳和另外两名同她一起从马萨诸塞州外出旅行的女性站在路易斯安那州尤尼斯市的新天堂浸信会教堂的停车场里，手拿写字板，身边围着一群卡特里娜飓风的幸存者。《纽约客》曾经的负责人布劳问这些幸存者：“你们还需要别的什么东西吗？衣服？清洁品？尿不湿？”
玛丽·华盛顿★是一名性格外向、身材臃肿的女性，穿着人字拖和七分裤，她已经看遍了捐赠箱。“窗帘。”当与布劳目光相遇时她说，“我需要窗帘，你们有窗帘吗？”
布劳看着她。“窗帘？你在开玩笑吗？你不想要运动鞋或者给你的孩子要个床垫或别的什么东西吗？”
“没有。我就是想要窗帘。”
布劳和她的同伴很疑惑。作为教堂的志愿者与华盛顿交谈则减轻了她们的疑惑，她们了解到了华盛顿的故事。华盛顿一直在新奥尔良的一家护理之家工作，当时，护理之家的老板叫着她和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上了挤满了护理之家疗养者的大巴。他们没有食物、没有医疗用品、没有目的地。大巴最后在尤尼斯没汽油了。那时，一名疗养者已经死在了华盛顿的怀里。这样说来，受到如此创伤、对政府如此愤怒的一个人、一名女性、一位母亲，失去了一切的人，现在怎么会开玩笑说需要窗帘呢·
但每一次当华盛顿见到志愿者，她都会问：“你给我找到窗帘了吗·”
志愿者一直也没有找到窗帘。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需要，对他们来说，窗帘似乎不是一个需要优先考虑的物品。几天之后，救援队正好来到了倒塌的住宅开发区，华盛顿及其他被疏散人员暂时居住在那里。
这些一层的房屋挤在一起；很多窗户的玻璃都碎了。最终布劳和她的同伴才知道，为什么华盛顿将窗帘作为基本需要。如果挂上窗帘，人们从外面看不到里面，那么也许他们就不会闯进来。
这3名志愿者被她们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经历改变了。当她们离开时，志愿者组织还在分发钱、供给品和圣诞礼物。布劳和华盛顿的那个非常害羞的妹妹、8个孩子的母亲维蕾特·西蒙斯★一直保持电话联系。但是，西蒙斯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后那一年遇到的大多问题却无法靠捐赠解决。
孩子们在学校表现不佳；自己血压高；每个人都想离开尤尼斯——这里不是他们的“家”。布劳听西蒙斯唠叨、问她问题、帮她打电话，有时还给她提一些在布劳自己看来细心体贴的建议（“出去散散步吧。也许能帮你清醒头脑”）。西蒙斯的沉默，再加上两人不同的口音（语速快的纽约人遇到了说话慢条斯理的南方人）让我们无法知道那些电话会不会对西蒙斯有所帮助，也不知道是否使她的生活出现了不同。3年之后，布劳最终鼓起勇气去问西蒙斯。
“这是发生在我身上最好的事情了。”39岁的西蒙斯毫不犹豫地回答，“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不是这个州的人。这些年，能有一个来自其他城市的朋友、能认识家庭成员之外的人，真的很好。从中我得到了很多，因为我有能聊天的人了。”
如果说，二人之间的差异，能使重要陌生人对我们非常有价值，也能成为我们之间关系的障碍，那么，解决办法似乎就是邀请各种不同的人走进我们的生活。如果无法越过我们之间的不同，那么至少也能变得对他们的存在感到更舒服，并了解什么是我们自己的有限经历无法告诉我们的。我们的生存也许依赖于尝试。
“拥有社会关系的人能够达到原本远远超越了个体所及范围的目标。”罗伯特·普特南在《独自打保龄》的续篇《最好在一起》中写道。
尽管不包括千禧年一代正在增强的公民意识，但普特南支持他在2003年写到的观点：“我们还没有看到社会联系或社会参与在集体公共生活中普遍复苏的证据。”但是他也承认，“在表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正在削弱的概括性统计背后，隐藏了大量形形色色的特别经历”。
通过重要陌生人的角度仔细想问题，我们会发现很多种上面所说的特别经历——个体与群体在网络上建立联系、亲自见面、跳舞、比较自己的养狗记录、交流拯救这颗星球的策略。网居社区的居民联合起来反对说话不算话的开发商；尼泊尔妇女在她们的村庄里掀起了接种天花疫苗的宣传；“红帽会”成员跃入生活的新阶段。这样的联盟反映了广义概念的“集体”——致力于解决问题或使生活更加轻松、有趣、快乐的人们。雷·帕尔声称，这些人放大了那些时事评论员们“很少考虑”的隐藏的团结，而这些隐藏的团结正是“一些经得住考验的社会关系，人们会带着这些社会关系走完自己的一生”。
我们发现，报纸上的文章也讲述了类似的故事：长岛的一名音乐家在周六早上向所有前来参加的人提供免费的拉丁鼓课程。4月，来了6个人；而到了8月，前来参加的人超过了1000名。一名身体健康但居家不出的94岁的盲人女性组织了一些年轻人每天来给她读书。偶然发现这件事的记者承认：“为盲人和老年人读书并不新奇。但这个特别的团体组织起来、围绕在古德耶女士身边那随意、朴实的方式，能让人们看到纽约也可以就像一个小镇，看到陌生人也可以成为一个集体。”
事实上，陌生人与重要陌生人之间的界线已经模糊了。想一想米歇尔·斯拉塔拉为《纽约时报》“科技先锋版”写了10年的专栏“网络购物者”的最新一篇《亲爱的陌生人：现在是凌晨四点。帮帮忙吧！》。她慎重地指出，1998年当她刚刚开始写有关互联网的文章时，网络购物还很少见。可如今，她不知道谁会不在网络上买东西，或者不在网络上寻求建议，“换句话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从陌生人那里获取帮助似乎一点也不奇怪的时代。”
网络助人者也是重要陌生人。但是，不管你如何给这些各式各样的人贴标签，重要的是你注意到了你的核心社交圈之外那些形形色色、性格各异的人们。与你有联系的每一个人都能给你一些不同的东西。
当我们通过这一更广阔的视角审视我们自己的生活时，就能看到我们的社会关系可以延伸到多远。我们看着那些在我们的中心舞台走上走下的演员们，这既可以给我们归属感，又可以给我们承诺感。我们可以完成任务，因为我们不是孤独的人。我们可以帮助、呵护他人，也可以被他人照顾。我们能够发现“越过熟悉的框框”的想法和经验。由于有了重要陌生人，卡拉·莱特福特才能迅速开启一项反传统的事业，四肢都被部分截肢的道格·戴维斯才能不把自己当做残疾人。通过借鉴位于公司社交护航队外围的那些机构，宝洁公司发现速易洁品牌隐藏在两个不同部门负责领域之间的空白地带。理解了相互之间的依存性和联系，有助于使一群政府官员和部落领导人更好地了解他们在调控加纳的水资源使用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理想情况是，这些文字也将激发你去注意和欣赏你的社交护航队中的所有人，并扩展你对什么是“重要”社会关系的定义。我们的希望是，通过为这多元化的社会关系赋予一个名称——“重要陌生人”，将更能使你认识到他们的力量。如果希奥多拉·斯泰特斯能说明问题，那么我们的希望就实现了。你在第1章读到的技术娴熟的80后——指导我们在互联网的以太世界中穿行的“比特里斯”，对她来说，互联网至少像天堂一样。那时还只是在2006年——互联网发展历程中的古代。而两年之后，斯泰特斯通过Facebook给布劳发了这样一条信息：最近，我有一些棒极了的与重要陌生人打交道的经历（这本书让人们突然就认识到了重要陌生人居然有这么多！）我发现，关系越私人，重要陌生人给我们的就越多，从人类理解的角度来看，这也是说得通的，但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就不是了。在过去的两天里，我搭了两次顺风车，喝了3次免费咖啡，得到了一个百吉饼、口香糖、一份杂志，还有一家小吃店的汤——所有这些都是几乎每天都要和我打交道的人给我的。每一次我都试着拒绝，但每一次都是他们提出来要给我的，每次之间也没有什么关系。这些人也不只是男性；其中一半是女性。我想，人们最终都会成为很多人的重要陌生人，对我们来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另一方面来理解真是很奇妙。在以上所有情况中，每一次对我的给予都发生在重要陌生人告诉我一些他们自己的私人生活之后，就好像他们希望付出点什么来交换经验或机会。
不好意思，我有点跑题了。有时候，人性……真是非常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