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工作场所，或者任何需要沟通与合作的场合，社交技巧一直都很重要。除此之外，一组社会学家考察了家庭和工作趋势，以便确定为迎接21世纪的挑战青少年应做好什么样的准备，根据他们的观点，人们对于“社交多样性”的需求在今天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这些学者得出结论说，形成并保持成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需要“一个安全、灵活的内部自我，使得个体能够在不同的世界之间切换”。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能力是在家中通过好交际、能共情、示范了如何与人建立联系的父母或祖父母那里获得的。但是，与成人一样，孩子们也能通过他们与重要陌生人（如保姆、老师、辅导员、教练、牧师以及其他孩子等）之间的沟通获得不同的益处。当青少年面对多元化的群体时，特别是在所有人都处于平等地位的场合中，他们就能学习到如何与那些处于自己小圈子外围或那些原本与自己属于不同世界但碰巧进入了类似社交圈的同辈交谈。他们获得了作为群体间桥梁而产生的社会货币，并发展出了自信来处理当不同的世界相碰撞时可能出现的棘手局面。
实际上，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这些技巧。即使是我们在地理上将自己划分为不同区域，从而使得市场研究大师能直接引导我们的倾向、政治民意测验专家能预测我们将会投谁的票，即使是我们在做人类一直在做的事情——受到和我们相似的人所吸引，我们也依然生活在一个充满复杂的社交世界中。
情况变得越多，他们也变得越多
迈克尔·温图拉是一名60岁出头的意大利裔美国人、一个曾经梳着引人注目的灰色长辫子的“来自布鲁克林区的孩子”，他是一个与人们心目中形象不太一样的得克萨斯州拉伯克县的居民。在奥斯汀或西雅图这种“创意阶级”所喜爱的城市，他的外表似乎看起来更加应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温图拉到拉伯克的旅途开始得颇为偶然。当时他27岁。“我做的事就是穷孩子版本的‘66号公路’，走出去探索美国。”
当温图拉在他的一个已经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圣克鲁兹市的儿时老友家中享受圣诞大餐时，他随口提起自己正在计划节日过后搭便车到纳什维尔参加婚礼。“和艾琳还有我一起去吧。”坐在餐桌旁的一名重要陌生人、温图拉的老朋友的一个新朋友克拉什说，“到了拉伯克，就走了一半路了。”
3人到达拉伯克时，正好遇到了历史上最糟糕的暴风雪天气之一。
在街道上的积雪得到清理之前，温图拉打算好好地在这里消磨一下等待的时间。温图拉擅长打扑克，这很快就让他与当地人有了共同点，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他“不是这附近的人”。那时温图拉还没有留长发——鉴于他对搭便车的爱好，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不过，由于他有着橄榄色的皮肤，即使是他的新朋友，也不觉得他是“白人”。
“在那里有时我会遇到问题。”温图拉回忆起那个“意外地”割伤了他的脖子的理发师时说。“人们不知道西西里岛人长什么样子。有些人当着我的面儿叫我‘意大利佬’。”1973年的拉伯克到处都是白人，他们是驾驶着有篷马车迁徙到得克萨斯州的凯尔特人、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开拓者的后裔。他们没有与西班牙裔美国人或非裔美国人通婚。艾琳是温图拉在拉伯克认识的唯一一名犹太人，而她在他之前就离开了。确实，当地人吹牛说，这里“人均拥有基督教徒的数目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多”。
如此说来，那一年，是什么将温图拉留在了拉伯克那么长时间呢？
当然不是那里的烹饪技术，而是克拉什和艾琳认识的那些关系密切、令人着迷的土生土长的音乐家和艺术家们，他们的鉴赏力与温图拉惊人地相似。“他们是我所见过的最具有趣、最具智慧、最富有创造力的人。跟他们聊天感觉太棒了。而且他们每个人的文化背景也完全不同。”温图拉的新朋友把他带去了棉花俱乐部，猫王在那里演出过。“乐队演奏的是节奏布鲁斯和摇滚的混合形式。舞台上有和我年龄相仿的人，但也有小孩子以及年龄跟我父母差不多大的人。那里有各种不同辈分的人，我在家里从来没有见过。”
温图拉后来搬到了奥斯汀，在那里开始了自己的作家生涯。从那时起，只要口袋里有了闲钱，温图拉就跳进自己的汽车去“探索美国”，而到了现在，他已经走遍了“除密歇根州之外的每一个州”。5年前，当温图拉决定搬回拉伯克时，他正住在洛杉矶。那时，拉伯克已经是一个和以前大不相同的城市了。人口数目已经翻倍，有了20万人。但那里依然是一个基督教地区——到了下一年，拉伯克已经成为仅居犹他州的普罗沃之后第二保守的美国地区。但拉伯克也具有了世界性，有了各种民族风情的市场和蔬菜店、清真寺、有女性拉比的犹太教堂，还有吸引世界各地人们的大学和医疗中心。
温图拉坚持说，1973年的拉伯克永远也不会同意成为2008年的拉伯克。坐在一家墨西哥咖啡馆里，温图拉看着“一名衣着得体、留着整齐的灰白卷发、典型的得克萨斯西部盎格鲁-撒克逊老年女性”在和她那黑白混血的孙女玩耍。餐馆里没有别人注意到她们。“那名老年女性出生的时候，”温图拉说，“这个州的每一所学校、每一家餐馆、每一个洗手间、每一辆公交车都是种族隔离的，多数盎格鲁-撒克逊裔的得克萨斯人都愿意把这种形式持续下去。”
“35年前，拉伯克带有明显的得克萨斯风格。”温图拉说，“现在，明显的口音就像牛仔帽一样少见。”当温图拉刚刚开始他的美国大冒险时，口音、服装和行为足以充分表明这里是什么地方。民族多样性是只有大城市才有的事。“所有的一切都变了。”温图拉说，“南方人、纽约人、得克萨斯人的传统形象正在从日常现实中渐行渐远。对于中产阶级和富裕人士来说尤其如此。”
温图拉认为，这种情况出现在拉伯克，也出现在各个地方，这是“在经济、文化、科技和感知方面出现无法控制的潮汐变化”后的结果。就此而论，这里已经不再是白人的世界、男性的世界、单一文化的世界或异性恋者的世界。时光不会倒流。最坏的情况是这些变化将把我们推入围城。有些观察者认为这已经发生了。但也有可能会这样，我们支持多元化，并建立起能够利用我们的弱联结力量的新类型的联盟，也许早就应该这样做了。（可以证明的是，那些支持巴拉克·奥巴马的人，将会乐于看到我们沿着这个方向前行。）
比利的伙伴：隐藏的团结
吉姆·胡里汉记得，当他的儿子比利出生时，护士抱着孩子飞奔出了产房。“他皮肤发灰，呼吸也不太对劲。克里斯汀知道情况有点不妙，但是没有人说什么。在偶然间，我在必须要签字的一张纸上看到了‘唐氏综合征’这个词，于是我跑出去找医生。”胡里汉承认，尽管在后来的这些年里，全家都把比利看做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一个能引发我们对他人的感恩和接纳的孩子，这是前所未有的，但“在最初的日子里，我们感到就好像天塌下来了一样”。胡里汉回忆说，“转折点”出现在几个月之后，他和克里斯汀以及大家庭的几名成员在新泽西州的普雷恩菲尔德参加了“结伴同行”长走活动。他们是通过全美唐氏综合征学会听说这个活动的。每一年，全美唐氏综合征学会都要赞助几百场这样的长走活动，来募集资金，并唤起人们的重视。“与已经参加过这类活动的家长交谈，并看到大一点的孩子们开心地玩耍、打垒球，对我们是一种安慰。”胡里汉回忆说，“但是在我们居住的伯根县没有这样的组织，于是我的母亲说：‘让我们来成立一个吧。’”
在这个网络化个人主义的时代，我们自己的社交护航队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中，不受时间、地点或体制的限制。
然而，我们还属于能代表特殊位置的更大群体和集体，这些特殊位置也许是定位于某个生活片段、某种兴趣爱好，或者身份的某一方面。
因此，我们中的多数人都是多元化集体的成员。
我们“加入”的集体越多，就越能将新的重要陌生人带入自己的生活中。“加入”这个词在这里的意思很宽泛。当面临某个挑战时，我们可以“创立”一个集体，就像吉姆·胡里汉和克里斯汀·胡里汉所做的那样。
在他们的第一次筹划会议上，克里斯汀和她的婆婆以及3位小姑子坐在星巴克里，制订了一个她们心目中的现实目标，也就是第一年要做到的事情——吸引20名长走者参加，筹集到2万美元。但是，实际情况是，有400名长走者前来参加，并筹集到了6万美元。“这就好像多米诺骨牌效应。”吉姆·胡里汉说，“我给办公室同事、客户、我所在垒球队的队友都发了电子邮件。在我的15名队友中，有8个人都来了。”克里斯汀，这名将产假延长的按摩师，打入了她所在的妈妈网络。吉姆的妹妹是一名记者，她认识当地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负责人。通过这层关系，已经为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开展过专门项目的YMCA同意为这次活动提供赞助。胡里汉的其他朋友和认识的人继续散播这条消息，直到消息流向了他们各自社交护航队的远端，还超出了他们社交护航队的范围。结果是，长走活动的规模每年都会大幅度增长，到目前为止，已经募集到了20万美元的资金，足够作为YMCA新的扩展项目“比利的伙伴”的启动资金。作为一家咨询公司的合伙人，胡里汉在生活中一直拥有许多重要陌生人；感谢为比利举办的长走活动，让他拥有了更多重要陌生人。“有些现在积极参加活动的人我还不太认识。”吉姆·胡里汉承认，“这些人也许一年我只见到两次。”
“结伴同行”组织给了胡里汉一家支持和希望，并让他们对比利的未来看到了一点启示。而他们现在要做出回报了，为那些刚刚开始旅程的人点亮他们面前的道路。“已经认识你很长时间的人说：‘我理解你。’
但其实他们并不真的理解。”吉姆·胡里汉63岁的母亲、在当地一家学校的管理委员会工作的珍妮·凯莉说。在最近一次长走活动中，一对双胞胎的母亲和她大家庭的成员来参加了。双胞胎中那个患有唐氏综合征的男孩刚做完开胸手术，正在医院里恢复。但是这位母亲还是来参加了。
“在长走活动之后，这位母亲热泪盈眶。”珍妮·凯莉回忆说，“她告诉我说：‘我们应该在这里，看看这一切。你都想象不到这对我们的家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她向我许下诺言说明年会来当志愿者。如果我们的‘结伴同行’长走活动只是对这样一个人有所帮助，那也是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