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罗致御前的，既有词赋家司马相如、枚皋、严助、东方朔等，也有音乐家李延年等辈，还有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等，史学家司马迁最初也在网罗之列，一时也可谓人才济济。汉武帝命这些学士文人随从左右，有事时，让他们与闻朝议，献赋作颂，平日里，则“俳优蓄之”，不过是御用清客。东方朔是明白人，自甘倡优，只在御前插科打诨。他与司马相如是汉赋名家，相如的大赋最受武帝的青睐。这种大赋是那个时代的招牌产品，以99%的内容来歌颂夸耀帝国的富庶强盛与皇帝的英明伟大，留上1%的篇幅来一点讽谏规箴，借用一位文化学者的譬喻，充其量只“在文化的脂肪上挠痒”。司马迁太傻，真把“牛马走”当成了主人公，立马被皇帝整成“刑余之人”，终于幡然醒悟，自个儿“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这才发愤独立，有了“成一家之言”的《史记》。汉武帝创立的文化机构以乐府最着名，命李延年主持全国民歌征集。一些优秀的乐府诗曲固然赖此而传世，但其初衷不过让民歌为文化繁荣妆点门面（早就流传民间的乐府诗与司马迁发愤着成的《史记》，或来自底层，或出乎异端，代表了当时文化的真正精华，但都不是汉武帝文化国策卵翼下孵化成功的）。总之，新设文化机构也好，畜养文人学士也罢，其目的无非既为文化繁荣鼓噪造势，更为太平盛世歌功颂德。
第四项文化政策，倚仗国家权力与财富，大搞阔气排场的文化庆典。
汉武帝在位期间，隔三岔五地举行明堂、郊祀与封禅等大典礼，宣扬汉家受命于天。关于郊祀，他一年祭太一，二年祭后土，三年祭五畤，三年一轮回。汉武帝命李延年创作《郊祀歌》，找来童男女组建了大型的御用乐队，千乘万骑浩浩荡荡，在一路弦歌鼓吹中，向郊祀地进发，大摆不可一世的气派。上古三代，只有炎、黄与尧、舜、禹等功德盖世的圣王才有资格行封禅大礼，但那只是个传说。秦始皇是载诸信史的封禅第一人，却备受儒生讥讽。而汉武帝特别热衷这种高门槛穷折腾的自娱自乐，从元封元年（前110）起，不惜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先后封禅达六次之多，几乎每五年就搞一次。郊祀、封禅之类，“皆虚文无实际”（钱穆评语），汉武帝却乐此不疲，硬是把庆典虚文铺排成文化繁荣。
且举一例，以概其余。敦煌屯田兵套住一匹野马，汉武帝说成是天神太一所赐的天马，命李延年谱《太一之歌》以为颂扬。骨鲠之臣汲黯直言不讳道：“王者作乐，应该上承祖宗德政，下合百姓民情。为了一匹马，又作歌，又谱曲，还要荐献进宗庙，我真不知先帝和老百姓是否听得懂这种音乐！”凭借君主的威权与国家的财力，以独尊儒术为指导方针，汉武帝打造出一个文化繁荣的表象，其主流就是这种老百姓听不懂也看不懂的捞什子。乍一看这种文化繁荣，外观上冠冕堂皇，光鲜照人，本质上却是阿谀大一统集权的宫廷文化。这种莺歌燕舞的虚假繁荣，不过是汲黯痛斥的“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而已。
继暴秦以后，儒学兴起，虽有其思想与社会的内在之势，但吕思勉以为，“其得政治上的助力”，则是重要原因之一。按史家张荫麟一针见血的说法，“汉武帝虽然推崇儒家，却不是一个儒家的忠实信徒”，他最得力的帮手，既不是为他规范策划的大儒董仲舒，甚至也不是曲学阿世的公孙弘之流，而是“以峻文决理”的酷吏张汤之辈。汉武帝独尊儒术下的文化繁荣，纵然千般光鲜，万般堂皇，说到底，不过是包裹其专制集权的一袭华衮。
战国以来百家争鸣因秦朝暴政而戛然中止，及至汉初，思想自由乍露短暂的复苏之机，但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最终扼杀了这一线生机。顾颉刚论及独尊儒术的负面影响时指出：“儒家统一实是中国文化衰老颓废的征验”，“于是专己武断，思想渐致锢蔽了”。范文澜说汉武帝时期“文化的极盛”，是其表象；顾颉刚说独尊儒术是“文化衰颓”的开始，是其实质。相对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血与火来摧毁文化，独尊儒术下的文化繁荣，对中国文化的戕害，不啻是“软刀子割头不知死”。
（本文原载2012年2月26日《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题为《汉武帝时代文化大繁荣的本质》）
豺狼当路，安问狐狸
自东汉中期起，外戚、宦官与清流官僚构成左右朝政的三大集团。吕思勉指出：
汉朝时候的社会，本不及后世的平等。它的原因，是由于（一）政治上阶级的不平，（二）经济上分配的不平。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倘使政治清明，也还可以敷衍目前，为“非根本的救济”；却是后汉时代，掌握权柄的不是宦官就是外戚。
我们不能将三大集团统斥为一丘之貉，以一句“统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权斗”抹杀所有是非。毫无疑问，外戚与宦官代表着王室，是统治阶级中最腐朽的特殊集团；而清流官僚代表着文治政府（按钱穆之见，汉武帝以来文治政府开始脱离王室而独立，是政治制度的一大进步），力图还国家民众一个相对清明的政治环境。东汉和帝以降，倚恃君主好恶的左右摆动，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轮番控制朝局。但不论哪个集团上台，重用的都是自己一流人。区别仅仅在于，外戚倚重的是娘家伯叔兄弟及其党羽，宦官集团起用的是惟命是从的鹰犬死党。这样的政局哪会清明！而黑暗腐败的中央政治，总是勾结地方上贪墨官吏与不法豪强，鱼肉当地民间的弱势群体。吕思勉这样概述当时情势道：“中央的政治一不清明，各处郡县都布满了贪墨的官；各处郡县都布满了贪墨的官，各处的土豪，就都得法起来。那么，真不啻布百万虎狼于民间了。”且以顺帝朝为例，以张婴为首领，聚众万余人，在扬州、徐州之间（今江苏南部）长期“寇乱”。这一群体性事件的真正起因，是那些弱势群体“不堪侵枉，遂复相聚偷生，若鱼游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须臾”。
且说汉顺帝11岁即位，成年后立侍中梁商之女为皇后；不久，就拜梁商为大将军，其子梁冀为京城最高长官河南尹。梁商还算安分，梁冀却“居职多纵暴非法”，竟公然“遣人于道刺杀”告发他的洛阳令吕放，还目无国法，“尽灭其宗亲、宾客百余人”。梁商一死，顺帝就命梁冀接替他老爸的大将军之职，还让梁冀之弟梁不疑代为河南尹，梁氏兄弟成了专横跋扈的官二代。继和帝朝的窦氏、殇帝朝的邓氏以后，梁氏外戚集团掌控了朝政大权，而且为恶更烈。
按吕思勉的说法：“凡是一种特殊阶级，不到他应当灭亡的时候，无论他怎样作恶，人家总只怪着阶级里的人，并不怪着阶级的本身。这是社会的觉悟，有一定的限度”。然而到东汉中叶，人们已普遍觉悟，把朝政贪腐污浊的总根子指向外戚与宦官这样的“特殊阶层”。在推动社会觉醒上，清流名士的大声疾呼与殊死抗争起着积极的作用，而他们向外戚、宦官的斗争，就具有历史正能量的作用。
史称，顺帝“委纵宦官，有识危心”。皇帝有危机感，固然值得肯定，但放纵宦官来夺回外戚的权力，无异引虎驱狼，则是绝对昏招。汉安元年（142年），顺帝也认识到有必要在地方上惩治贪腐，整肃纲纪，便亲选八位“素有威名者”，分行天下。八使犹如后世的钦差大臣，也仿佛现代的中央特派大员。这在当时绝对算得上大举措，史称“八使同时俱拜，天下号曰八俊”，朝野翘首引领，期望值相当高。据《后汉书·顺帝纪》载：“遣侍中杜乔、光禄大夫周举、守光禄大夫郭遵、冯羡、栾巴、张纲、周栩、刘班等八人分行州郡，班宣风化，举实臧否。”《后汉书》对他们承担的两大使命交代得比较原则，对照其他史书便相对清楚。所谓“班宣风化”，据司马彪《续汉书》，就是“其有清忠惠利，为百姓所安，宜表异者，皆以状上”，也即树立正面的榜样力量。而所谓“举实臧否”，据《资治通鉴》，就是“其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驿马上之，墨绶以下便辄收举”，说得浅显点：出使者倘若查访到贪墨的官员，凡是州刺史与郡守级别的方面大吏，必须以驿马快递上报给朝廷惩处；至于县级官员，有权直接将他们就地法办。不言自明，“举实臧否”，即惩治贪腐的地方官，才是朝廷派遣大员出使的真实用意。这些使者都是“耆儒知名，多历显位”，官衔也都不小，光禄大夫是九卿之一光禄勋的副职，相当于当时的副部待遇，由此足见汉顺帝的惩贪决心。
八使之中，要数张纲最年少官微，却颇有主见。此前，他得知顺帝虽有危机感，却引用宦官，便慨然长叹：“秽恶满朝，不能奋身出命，扫除国家之难，虽生，吾不愿也！”立即上书，规劝顺帝说，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都不能倚重，应“少留圣思，割损左右”。当然，顺帝还是拉这个特殊阶层打压另一特殊阶层，走他危险邪乎的权斗钢丝。
再说杜乔等七位使者相继离开京城洛阳，络绎赶赴指定州郡。惟独张纲卸下使者专车的轮子，埋在京城都亭之侧。有人询问其故，他愤然说道：“豺狼当路，安问狐狸！”在他看来，地方贪腐的总根子全在朝廷，现在让八使按察地方，不过去逮几只狐狸而已，而豺狼却仍在朝中当政，完全是治标不治本的把戏。拒绝出使后，张纲退而上奏道：“大将军梁冀、河南尹梁不疑倚仗外戚的身份，占据要害的职位，贪婪敛财，骄纵无法，重用谄谀，陷害忠良，实为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应加。我条陈他十五款无君的罪状，都是正人君子所不齿的。”张纲的奏书及其埋车都亭的快举，让整个京师为之震动。顺帝尽管明白张纲的耿直之心，也深知其所奏都是事实，但在“豺狼当路”的情势下，“内宠方盛，诸梁姻族满朝”，对张纲冒死上奏“终不忍用”。
梁冀却恨之入骨，派张纲出守广陵（今江苏扬州），去对付徐、扬之间历时十余年的张婴“寇乱”。他的如意算盘是，张纲即便不为所杀，也可以找碴算计。张纲赴任，直抵营垒，只带十余亲随，约见对方。张婴见其诚意，出营赴会。张纲说：“前后那些郡守恣意贪暴，致使你们怀愤集聚，他们确实有罪，但你们这样闹事也不对。现在主上派我来，不想加以刑罚，而要给以安抚。当然，你们如果执迷不悟，那就大兵将至。两者利害，还望三思。”张婴表示，自己所以起事，不过是游鱼偷生釜底，因无法上达朝廷，现在情愿归服。张纲解散起事群众，亲自为他们解决居宅与田地问题。史称“人情悦服，南州晏然”，南方州郡终归稳定。朝廷对张纲“论功当封”，却遭到梁冀的阻挠。在广陵一年，张纲病故，扶老携幼前来吊唁的老百姓不可胜计，都说：“千秋万岁，何时复见此君！”张婴与其五百旧部为张纲成服行丧，千里迢迢将灵柩从广陵扶送回洛阳，一说送回其老家犍为（今四川彭山东），还为他背土垒坟。老百姓心中有杆秤，对张纲的反腐与为政作出了最高的评价。
张纲拒绝出使，其他使者巡察结果究竟如何？对郭遵、冯羡、栾巴、周栩与刘班等五人的出使，现存各家《后汉书》未见片言只语，显然无可称述。《后汉书·周举传》虽有记载，却仅十二字：“劾奏贪猾，表荐公清，朝廷称之”，表述笼统空泛，其成效恐怕也不宜高估。唯有杜乔巡察兖州，成效最堪称道。据《后汉书·杜乔传》，他表彰太山太守李固为政“天下第一”（桓帝初年，李固与杜乔终因反对梁冀，惨遭杀害，暴尸洛阳城北，此是后话），还举报陈留太守梁让、济阴太守泛宫、济北相崔瑗等贪赃达“千万以上”。梁让是梁冀的叔父，泛宫、崔瑗也都为梁冀“所善”，由于梁冀这头豺狼当路，连逮住的那几只狐狸，也依然逍遥法外。《资治通鉴》说，“八使所劾奏，多梁冀及宦者亲党，互为请救，事皆寝遏”。即以杜乔举发者为例，最终无不不了了之：作为大将军之叔，梁让受到奥援自不在话下；泛宫不仅受到庇护，桓帝初，梁冀竟让杜乔荐他出任尚书，杜乔以其“臧罪明着”，严词拒绝；崔瑗虽已赴廷尉受审，却“上书自讼，得理出”，也来个无罪释放。
总之，汉顺帝朝八使出巡的大举措，充其量只是干打雷不见雨的反腐过场戏，从而印证了张纲的说法：“豺狼当路，安问狐狸！”
（本文原载2013年2月24日《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题为《东汉顺帝“八使出巡”的反腐戏》）
何以文人不自由
《明代文人的命运》（樊树志着，中华书局，2013年8月，下称《命运》）选择了有相当知名度的十八个文人，包括刘基、宋濂、方孝孺、解缙、康海、唐寅、徐渭、祝枝山、王守仁、何心隐、李贽、顾宪成、高攀龙、钱谦益等，分六个专题，对他们的坎坷命运进行了类型解读，勾画出风涛险恶的政治生态下各具个性的面影。
文人，古时也称士大夫，现代划入知识分子的范畴。一说到文人，不禁让人低吟陈寅恪“最是文人不自由”的名句，也联想到宋代刘挚“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旧训（原作“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在君主专制政体下，文人是否“足观”和“自由”，其实具有某种匹配关系。文人“足观”与否最终取决于“自由”与否，而这种自由度不外于来自两方面。首先是社会大环境为文人划定的思想、言行的政治空间，任何朝代的文人只能在这一空间里周旋腾挪，别无抉择的余地。然而，自由不仅仅指现实的政治空间，还有另一层面，即文人自身的精神自由度，这种空间的大小与文人自身的人格修为、价值追求乃至思想高度都密切相关。
相对说来，在中国古代，宋代文人具有较高的自由度（其属性与现代自由自不应等量齐观），其关键在于对知识分子的基本国策。用今天的话说，宋朝制度的顶层设计远比明朝来得宽松，立了不杀士大夫和言事人的祖宗家法（虽偶有特例，但整体还是执行的）。就大环境言，明代文人享有的政治自由度大不如宋代，其根本原因在于君主政体越发内敛与专制。由此可见，由制度顶层设计建构起来的历史大环境，无疑是文人能否相对自由的首要前提。
自儒家成为主流价值之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始终赖其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当然，在既定大环境里，一个文人能否执着坚守价值观，在精神思想层面获得最大的自由度，自身的抉择还是起相当权重的。《命运》提供了足资对照的两个典型：高攀龙“祸患突临，从容就义，有内省不疚、不忧不惧气象”，达到了“原无生死”的最高境界，备受后人仰慕；而钱谦益在精神自由度上把持不住，先为逆党翻案，继而腆颜新朝，终为后世不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