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生，都在追逐自己的梦，从不曾停下脚步。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萎靡与堕落，曾经的梦想在心底渐渐复燃。他要寻回曾经的灵感，改变这白开水一般乏味平淡的生活。他是热情洋溢的浪漫主义诗人，是永远不会被生活所打到的。
3、新月复燃飘渺梦
生命是一切理想的根源，它那无限而有规律的创造性，是心灵活动的强大灵感。
——徐志摩《<新月>发刊词》
燃烧的战火不仅将徐志摩夫妇逐到了政局相对稳定的上海，更将北京的一大批人也逐到了这个避难的城市。原新月社的许多成员，包括胡适、闻一多、余上沅、梁实秋等先后来到上海。
雄心勃勃的徐志摩看到了这个好机会。他积极联络新老朋友们，共谈文学与诗歌，再续曾经的文艺梦。
在与朋友们谈笑风生的时候，志摩的悲观情调似乎一扫而光了。生活所给予他的苦难，在此时都成了一种向上奋发的动力。经过几个月的讨论与酝酿，大家决定以开书店的形式来开辟一个新的阵地，让每一个人都能在文坛上有所作为，再创中国文学的辉煌。
早在北京时，他们就成立了新月社，一面因泰戈尔《新月集》之故，一面是取新月必满之意。徐志摩的梦想就像天边的新月，他始终在不遗余力地填补皎月的空缺，他相信，新月总有一天会成为一轮明亮的满月。
他们为这个书店取名“新月书店”，虽然与新月社同名，但并没有太大关联，只是大家都舍不得这个名字。
终于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满怀雄心壮志的徐志摩在日记中写下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对新月的良好祝愿：愿新的希望，跟着新的年产生，愿旧的烦恼跟着旧的年死去。
这是一个续梦，也让志摩迷茫的心找到了归宿。他希望借此来大显身手，做出一些业绩来，不仅是对前一段时间颓废生活的安慰，更是对灵魂空缺的弥补。
新月书店邀集的股本共有两千元，大股一百，小股五十。参加业务集股的有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余上沅、闻一多、饶子离、张禹九、丁西林等。胡适做为书店董事长，余上沅为经理。
虽然此时新月的领袖是胡适，然而徐志摩才是新月真正的灵魂。他为新月书店的成立东奔西走，可谓劳苦功高。在每一次聚会时，他总能如旋风般横扫四座，让每一个人都情不自禁地活跃起来。
1927年7月1日，新月书店正式开张，地点设在上海华龙路法国公园附近的麦赛而蒂罗路一五九号。
梦想的花火，在那些印染了书香的日子里再度绽放。新月书店的生意很好，这也让徐志摩等人很是欣慰。他们依然保留着定期聚餐的方式，以此来联络感情，谈论实事与心得。每次聚餐，他们会定一个主题，先由一人主讲，然后由大家围绕主题展开讨论。这是胡适提出来的，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无论是在文学上还是思想上都有了更多的收获。
渐渐地，大家已经不满足于仅限口头的讨论与演说，他们需要一个更系统的阵地，来影响更多的人。他们希望把各个主题的演说与讨论以文章的形式公之于世，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梦想总是在成长的，就像一支诱人的花苞，总是会慢慢展开来，展开来，最终绽放成芬芳绚烂的花朵。
经过商议，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办一个刊，来承载那些精华演说与绝妙思想。志摩还提议为刊物取名“新月”，以此来象征梦想必有月圆时之意。大家也都同意这个名字，有着编辑经验的徐志摩自然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新月》编辑之职务。
1928年3月10日，由徐志摩主编的《新月》月刊问世。
在新月的创刊号上，徐志摩发表了发刊词《“新月”的态度》。这是以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的宣言，更是志摩发自肺腑的心声。
面对动荡的局势与黑暗的现实，他提醒世人“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雪莱的名句里，仿佛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无论是品读，还是吟咏，都令徐志摩心血沸腾。
他与朋友们致力于文坛的复兴，希望能够为着时代的思想增加一些体魄，为这时代的生命添一些光辉。
虽然他们遇见了一个荒凉歉收的年头，收成的希望是渺茫的，但他们不会放弃任何努力，纵然带着难酬的壮志走到最后，他们也无怨无悔。
他拿出了否定一切的勇气，慷慨激昂地向世人宣布，生命是一切理想的根源，它那无限而有规律的创造性，是心灵活动的强大灵感。他用梦幻而夸张的语言，来引起更多人的共鸣。
然而诗人的理想往往是脱离实际的，他的发刊词中就体现了这一致命的弱点。志摩心中的理想，总是充满着罗曼蒂克的色彩，那虚无缥缈的梦想，常常不被世人所理解。
每一个诗人，都有着他自己独一无二的宇宙。在这个小小的宇宙中，他们漫无边际地幻想、渴望、沉沦，情感的明灭往往不为人知。没有人知道那个宇宙里究竟浮游着什么事物。
志摩所代表的新月态度很快遭到了文艺界的合力批判。许是早已习惯了他人的指责，徐志摩根本没有因为他人的批评而改变自己的主张，在他的世界里，理想是永恒的追求，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逐梦的脚步。
《新月》办了将近两年，并一度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在这两年中，新月人凭着他们的智慧与勤奋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书籍，包括徐志摩的散文集《巴黎的鳞爪》《自剖》与诗集《翡冷翠的一夜》，这些也成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宝贵资料。
《新月》的累累硕果中，徐志摩自然功不可没。也许是婚姻所给予了他心性的沉淀，也许是梦想对他不可抗拒的诱惑，《新月》是他所参与编辑时间最长的刊物。
这是一本纯文学的刊物，新月的成员也都致力于文艺上的努力。但是从第二卷第二期期，它也不时刊登一些社会政治与科学等方面的文章，这也符合了新月中一部分人的主张。
新月的疆土在渐渐拓展，所刊登的文章也不再仅限于文学。很多人都对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便不免或多或少的矛盾与争执。《新月》的发展方向由原来的文坛生出了许多枝杈，越来越难以把握。基于此，徐志摩在1929年7月编定《新月》2卷5号后，就辞去了编辑职务，将这一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梁实秋。
辞职后的徐志摩，并没有远离新月。他时常将自己绝妙的诗文交付新月，为新月的发展继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4、诗情艺心办美展
在一间暗屋的窗前
望着西天边不死的一条缝，
一点光，
一分钟。
——徐志摩《阔的海》
艺术是心魂的凝聚，是生活本身，也是生活的升华。
志摩一生爱诗，爱艺术，在他的身上，永远不时地闪烁艺术的光华。
20世纪不仅是中国历史转型的世纪，也是中国美术史的转折时期。在这个动荡而变幻万千的年代，原本高雅深奥的美术飞入寻常百姓家，越来越多的人对美术产生的了浓厚的兴趣。
随着人们视野的开阔，美术藏品也如同一颗高贵的宝石由贵族们的专宠走入了千家万户。
在中国古代，一些文人雅士经常小聚一室，拿出自己收藏的名人墨宝给大家鉴赏。但这仅局限于很少人之间，很多人在得了宝贝后都会小心珍藏，轻易不会给别人看，除非是非常信任的人，这也导致了一个非常糟糕的现象，就是许多珍贵的名画墨宝总是随着历史的流逝就悄悄退出了人们的视线，给后世留下一个永远的未解之谜。没有人知道那些烜赫一时的珍奇到底去了哪里。
到了民国时期，社会风气渐渐开放，尤其是一大批留学归来的有识之士吸收了西方艺术的特色，他们不仅将中西方绘画的艺术融会贯通，而且在赏画、藏画上也吸收了西方的特色。
起初，他们小规模地汇聚一方，展示自己的文墨或者藏品。但渐渐地，他们意识到这样的范围依然很小。为了影响更多的人来了解美术这门高贵的艺术，他们提倡像外国一样建博物馆，开展览。
1929年4月10日至4月30日，国民党教育部在政局相对稳定后在上海举办了“第一届全国美展”。
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政府出面举办并定名为“全国美展”的规模宏大的艺术展览。在展览中，徐志摩参加了筹备工作，并被推举为筹备处理。
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在后来的历史中，美展一直延续至今。今天的美展是由国家文化部和中国美协共同主办的，也是我国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国家级美展。
徐志摩与杨清馨、陈小蝶等人合编了《美展汇言》，并在该刊上发表了《美展弁言》。他阐述了美术的重要性，并指出西方国家政府对美术的重视程度，以引起中国政府以及各界人士更多的关注。
他为中国艺术有如此发展而兴奋不已。这是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虽然困难重重，但美展还是按计划正式开幕了。展览会总务常务委员有徐悲鸿、王一亭、李毅士、林风眠、刘海粟、江小鹣、徐志摩。
这次美展是由教育部主办的，也是政府提倡美术的初次正式的表示。
展览规模宏大，吸引了中外近十万人前去参展。场面之壮观，气势之雄伟，在中国美术上如此大规模的展览是前所未有的。
美展上共展出了354件作品，包括写实主义、式样主义、浪漫画派、印象派、后期印象派、未来派等风格分类的西画作品。虽然很多颇具名气的名家名作都在此次展览上露了面，但这些作品多以中国中国国画为主。陈小蝶在《从美展作品感觉到现代国画画派》中将展出的国画分成了六派：复古派(顾鹤逸、冯超然、吴岱秋、黄晓汀)、新进派(钱瘦铁、郑午昌、张大千、许徽白)、折衷派(高剑父、陈树人、何香凝、汤建猷、方人定)、美专派(刘海粟、吕凤子、王显韶)、南画派(金城、萧谦中、齐白石)与文人派(吴湖帆、吴仲熊、陈子清、郑曼青、狄平子)。
除了墨宝，展览中还展出了50件人像与动物的雕塑作品。雕像栩栩如生，表情逼真，让许前去参展的人叹为观止。
美展在徐志摩等人的精心筹备下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但这成功背后，总还是有那么一些遗憾。
徐悲鸿作为总务常务委员之一，又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美坛巨擘。但在思想上，他却深深陷入了排斥西方现代主义的漩涡。因此无论徐志摩等人如何努力，他始终拒绝将自己的作品参展。他认为现代主义是极其有害的，在与徐志摩的论争中，他写下了一篇题为《惑——致徐志摩公开信》的文章，并于4月22日发表于《美展汇刊》上。
在文章中，徐悲鸿更是语出惊人：
中国有破天荒之全国美术展览会，可云喜事，值得称贺。而最可称贺者，乃在无腮惹纳(Cezanne)、马梯是(Matisse)、薄奈尔(Bonnard)等无耻之作。
他将西方现代艺术的结晶称为“无耻之作”，课件其对现代主义的极度排斥以及对徐志摩等人将现代主义作品引入美展的强烈不满。
徐悲鸿出身贫寒，自幼随父亲学画。曾赴法留学，一心扑在挚爱的绘画艺术上。他曾与康有为为友，康有为的改良主义对他有着很大的影响。从他对现代主义的排斥态度就可见一斑。
面对徐悲鸿的锋芒，徐志摩也毫不示弱，与其据理力争，以一篇《我也“惑”》来“回敬”这位固执的朋友。这就是中国美术史上有名的“两俆之争”。
徐志摩钦佩徐悲鸿的为人，“你的言行的后背，你坚强地抱守着你独有的美与德的准绳”。但这并不能让徐志摩就赞同徐悲鸿对美术的观点。在徐志摩眼中，徐悲鸿犹如一尊佛，“危然趺坐你热情的莲座上，指示着一个不可错误的态度。”这貌似赞扬的话，实则是讽刺其顽固的态度。
除了对徐悲鸿正面的批判，他还假想徐悲鸿妻子蒋碧微的口吻说“他是一个书呆！”
蒋碧微是一个性格刚烈的人，经常与徐悲鸿吵架，两个人谁都不肯让步。
诗人的境界不是凡夫俗子所能想象的。两人虽然意见不合，但依然是好朋友。或吵或合，都自有一种乐趣。
1929年，蒋百里被唐生智起兵事件牵连入狱。早在北大读书时，志摩就与蒋百里亲密无间。他是志摩的长辈，更是知心好友。一向重感情的徐志摩得知消息后随即扛上行李奔赴南京陪他坐牢。
后来徐悲鸿曾送徐志摩一幅画，题为《猫》。并题款：“志摩多所恋爱，今乃及猫。鄙人写邻家黑白猫与之，而去其爪，自夸其于友道忠也。”徐志摩曾经将心爱的女子当做可爱的猫咪来写，极度表现了对猫的喜爱之情。徐悲鸿之言，一面称赞了徐志摩的忠义之情，另一面也小小地嘲讽了一下这个诗人的小虚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