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情”何以勘——复杂的“人情”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显得复杂而微妙。每个人都知道中国人在外国人眼中是一个奇妙的群体。中国人讲人情，更讲利益，关系是一座金矿，一条捷径。拥有广泛人际关系的人不一定会成功，但成功的人一定拥有广泛的人际关系。
怎样可以看病不用排号？怎样可以买到紧俏的车票？怎样才能容易地从银行贷到款？怎样容易找工作、容易升迁？车被扣了，怎么才能不花钱把它要出来？三个字——找熟人。于是几乎所有的国人除了工作，放在第一位的就是处理人际关系，请客送礼，更有很多成功者，他们的工作就是处理人际关系。在中国，人情是那么的重要，可抛开个人看社会，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再看看身边的人，有的朋友受不了你过得比他好，有的朋友关系很好却等着看你的笑话，为什么那么多人锦上添花，却没有人雪中送炭？想在人与人组成的关系网中更好的生存，就要明白其中的游戏规则。
关系到底是什么？毕竟只有认清了它，我们才能确定对自己有利的交际方式和交际方向。中国式的“人情”是实用品，比之西方社会，它可以给人带来更多的实在利益，但别期望太高。或者说，美好只是它的一部分。繁冗复杂的关系，岂是一个“情”字了得。透过社会现象或身边的见闻，当“情”字被血淋淋地剖开，你或许会恍然大悟，原来“情”字在含情脉脉的面纱下会隐藏着如此多的玄机。但或许正因为你认识到了“人情”为何物，你才需要结交更多的人，融入属于自己的圈子。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在这种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社会里，一个人拥有的社会关系变为了一种十分重要的权力。别人要不要“卖人情”给你，除了考虑自己的代价和你的回报以外，你拥有的人际网有多大，对他自己有多大的影响力也是别人要思考的问题。
事实上，从来种意义上说，人际关系就是实力的联合，是利益的共同体，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圈子”。既然一切以利益出发，为何中国人的“人情味”还总是显得如此含情脉脉呢？究其原因，就要从中国的历史讲起。两千年来，中国社会都遵从着孔子的儒家思想，讲究“礼、仪、廉、耻、忠、孝、节、义”，用圣人的标准来要求着每一个人。长久以来，这些思想准则已经成为共识，扎根在国人的心中。每一个人潜意识中都向往着达到这个标准，否则就很可能不被社会所接受，就会问心有愧，但普通人不是圣人，做不到这些标准怎么办？做不到又非要做到，于是人们开始学会假装自己做到了。就这样，一方面是对利益追求，一方面是对精神境界的追求，两者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了一种深层次的表里不一。出于精神的需要开始“讲礼”、“讲义”，但常常出于物质的需要而做出与之相背离的行动。久而久之，人情与利益的形成了一个复杂混合体，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必须加入创建、维护人际关系所要付出的成本。谁也不能把两者分开。而且当利益与人情挂钩的时候，原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两样东西，却变得那么复杂，充满着人为的变数。时间到了现代，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资源的供不应求，使关系之风愈加盛行起来。
当今社会，讲究效率。人们已经深深认识到了整个社会在人际关系上付出了太多的无用功。有人甚至开始厌恶这种关系社会，但这里要说的是，无论个人愿不愿意，人际关系这张大网是确实存在的。处理好人际关系，对个人的发展，对社会的和谐，都是显得尤为重要。
关系社会由来已久，古人讲“顺势”，这里的“势”是发展趋势的意思，《进化论》里提到的“适者生存”，都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想生存下去，或者生活得更好，就要顺应社会的发展方向，去适应它，去利用它，否则就会落后，甚至无法生存下去。关系型社会是客观存在，而且各种关系的形式越发复杂，就要芯片得关系，适应关系，合理利用关系。
§§§第2节“学做人”不是“伪君子”
社会心理学对社会化有两个角度的讨论。从个体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化是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的过程，是个体成为一个合格社会成员的过程。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社会化是一种对文化的继承。“社会化”是现代社会心理学的说法，其实中国人对此早有自己的说法，那就是“做人”这两个字。中国人是非常重视“做人”这两个字的。在中国人看来，人出生以后不能算是人，要做了以后才算是个人。人不做人，和禽兽无异。在清朝《拙翁庸语》中有那么一段话：自己肯做人，便是个人；自己不肯做人，便不是个人。自己是个人，别人也就不把你当作人；自己不是个人，别人也把你当作人。别人不把你当作人，你便是个人；别人把你不当作人，你便不是个人。可见，中国人眼中的“做人”是多么重要，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只有被社会认可，被别人接受之后，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人。
“做人”实际上就是个体的社会化。这不是一句空话，在投身各个社会圈子、与形形色色的人建立关系之前，我们必须具备一些可以被社会认可且接受的行为准则。李嘉诚有句名言：如果一笔生意的利润是10%，得到11%也可以，如果你只拿9%，那么你将财源滚滚。这就是一种“做人”的态度。关系的原则之一就是要维护。而要给护关系，就要懂得牺牲一些个人的利益。只要关系有，就有机会。
国人在谈追求事业成功的时候，总会提到“要做事，先做人”这句话，似乎做人与做事是分不开的。而事实上的确如此，“要做事，先做人”，这并不是高调。国人非常注重伦理道德，甚至超过了对法律的重视，不管自己是否能做到，但终归是注重的，一个触犯法律的人未必会遭人唾弃，但如果道德沦丧，那就是干夫所指。
前两年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很多报刊为了抢新鲜的新闻，设立了爆料电话，提供线索的人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奖金。为了激发人们的积极性，有的报刊还特地把金额登在爆料新闻的下方。有一次，某地发生了一起车祸，围观群众纷纷拿起电话给各报爆料，却没有一个人打急救电话，最后导致伤者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而死亡。此事引起当时社会的广泛重视，引起了一场人们对社会道德底线的质疑，当时的围观者、还有报纸，都受到了社会的批评。整个事件当中，不论报社还是围观人群，都没有触犯法律，但当他们触及“见死不救”这一道德范畴时，他们得到的是社会的批评，以及不认可。虽然批评他们的人面对伤者也未必会加以救治，但人们总是喜欢用标准的道德来要求别人。
近日，数家新闻网站转载了一组新闻照片。这组照片记录了发生在厦门的一件事——一位骑车人在暴风雨中碰到路上的水坑摔倒的全过程。这件原本很不起眼的小事却在网上引发了异乎寻常的争论，很短时间里，仅新浪网上的相关留言就已达近五千条。不谈争论的结果如何，是否能分出青红皂白，单从对此事的关注程度上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和道德及个人权益问题，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着。而这种关注，正是出于人们对社会道德越来越多的认同。
摘录一段评论原文：
“支持这位守在水坑旁，等着看他人落水的记者，为其辩护的网友所持的理由主要有二，一，记者的职业就是记录、披露、揭露新闻事实，而不是做新闻的参与者，所以这位记者的做法没有错。次之的理由是，这个坑又不是记者造成的，应为此事故负责任的不是记者而是政府的相关部门，记者用此手段揭露此事，也是不得已为之，并促成有关方面解决了问题，尽了新闻工作舆论监督之责，所以该记者非但无过，而且有功。”
这样的辩解看起来似乎振振有词，但实际上却是本末倒置的强辩。人生存于社会，其首先应当是一个有着基本的人性品格的人，而在一个现代法制国家，就应当首先是一个国家公民，之后才是各不相同的职业人和其他社会角色性。每个职业人的角色扮演应遵从根本的做人原则，或是说国家公民的立身行事的原则。简言之，就是先做人，之后才是做事。我们很难相信，连基本的同情心、爱心都不具备的人可以成为一名好的新闻工作才。
社会上的现象往往是，一个做人越成功的人，越容易得到别人的信任，别人的肯定，容易被别人接受。而我们的社会恰恰是一个人情社会，人们对于“人情”的信任，往往高于人们对规则的信任。当人能被别人所接受时，剩下的事也就好办了。反过来，一个人非常有能力，但不会做人。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得不到别人的信任，人在与他人合作过程中，别人会出于怀疑，人为的对他设很多的心里栅栏，为了检验他的诚意或保证自己的利益不被侵害，而凭空添加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为完成合作提高了难度。也并不代表不会被厌恶。与其放任由着自己被人厌恶，为什么不在学出些“做人”的技巧，让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更和谐一些呢？
但事实上“做人”二字说着容易做着难，有时它代表着牺牲自己的利益，而这个利益不单是物质方面的，还包括时间、面子、自己的意志等一系列的东西。大家都是普通人，都有喜怒哀乐，都有欲望，都会自私，我们不可能完全按照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况，一味的为了“做人”而拿各种人文道德的观念来约束自己是不明智的，也是不现实的。例如现在有不少演义曾国藩及他做人原则的书籍，曾国藩被人尊称为“圣相”，其做人做事已到了一定的境界，后人效仿他，自是没错的。但是，中国出过几个曾国藩呢？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他那种境界的，不管你承不承认，别人的有些东西，你是学不来的。我们大多数都是普通人，未必就能把“人”做的那么成功。那么，我们该如何“做人”呢？于是就有了“学做人”、“会做人”的说法。
这种说法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一个词——“伪君子”。但不知朋友们发现没有，近几年这个词似乎已经很少被用到了，为什么呢？也许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家都在“学做人”吧。“伪君子”一词的概念很模糊，每个人都有伪装起来的一面，只是“度”的不同，那么伪装多少，才能算做“伪君子”呢？伪装多少，才不算“伪君子”呢？如果把伪装比喻为做人的一件外衣的话，那就应该根据自己的性格，乃至人生观，世界观，给自己做一件适合自己却也不会伤害他人的外衣。
你会担心自己成为别人眼中的“伪君子”吗？
著名作家金庸先生著名的武侠小说《笑傲江湖》中，有一位著名的“伪君子”——华山派掌门岳不群。此公外号“君子剑”，是江湖上公认的“君子”。如果不是最后练成了高深的武功，操之过急的撕下了“君子”的外衣，那他极有可能一辈子做别人眼中的“君子”。书中，他最后死于自己徒弟令狐冲的剑下，但这只是剧情需要。如果想像一下类似的情节发生在现这生活中，你不难发现，那些有野心有能力的“真小人”，在社会中大有人在。如果没有令狐冲，“伪君子”岳不群也许会成为笑到最后的那一个。那么，生活中你见过几个令狐冲呢？很多人都想成为令狐冲那样的“达人”，但生活不是小说，大侠可以每天打打杀杀而不用担心吃饭问题，但我们不行。为了生活得更好，或只是为了生存，收拾起打杀的刀剑，为自己做一件适当挡风遮雨的外衣。
说了这么多，我们并不是想说“做人”等于“伪君子”。但是，“做人”的确也是一门学问，供读者参考，我们希望社会上能多一些“真君子”，少一些“伪君子”。“做人”不是要高调，但“会做人”就一定要低调。
§§§第3节“雪中送炭”与“锦上添花”——计算得失的另一个公式
长久以前，一直流传着许多关于“雪中送炭”的故事，在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施以援手，帮助其渡过难关。“雪中送炭”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友情、人性的一块试金石。有谁不想在落水之后能被人拉一把呢？但如果去拉别人一把的代价是自己的生命，那又有多少人会去拉呢？长久以来，“锦上添花”者无数，“雪中送炭”者少之又少，有道是“墙倒众人推，破鼓众人锤”，“落井下石”的人多，施以援手的人却很少。正因为少，所以更显出它的珍贵。
古往今来，传唱着许多“雪中送炭”的美丽故事。其宗旨更像是一种导人向善，告诉人家好心会有好报。著名作家高阳先生的名著《胡雪岩》中有这样一段故事。
胡雪岩是清末著名的“红顶商人”，富可敌国，他的药店“胡庆余堂”当时与“同仁堂”其名；他联合丝商垄断蚕丝市场，在上海滩与洋人斗法；他为了支援左宗棠开垦西北，开向洋人贷款之先河；直到最后灯火楼台人去楼空时，他悲剧式的收场，无不充满着传奇色彩。早年他在钱庄做学徒的时候，遇上一个落魄书生王有龄。当时王有龄穷困潦倒，当胡雪岩得知王如果能去一趟京城，就有可能咸鱼翻身，落得一官半职时，他不顾钱庄的规定，私自从钱庄拿了几百两银子借给王，让他进京。此事被钱庄老板得知后，胡雪岩被炒了鱿鱼，开始在码头上卖苦力为生。偏巧王有龄在进京途中遇到了一位已在朝廷身居要职的知已故交何根云，何根云一封推荐信，使王有龄来到京城不久，就得到了一个回乡就职的机会，免去了不知要等到何时的补缺等待。王回乡第一件事就是报答他这位“雪中送炭”的朋友胡雪岩，看到胡受到自己的连累丢了原本衣食无忧的工作，更是感动不已，从此视胡为兄弟。胡雪岩也自此发迹江南，走上了一条平步青云之路。
这是一个标准的“雪中送炭”的故事，如果没有胡雪岩的银子，王有龄可能会潦倒一生，如果没有王有龄，胡雪岩的发迹之路至少会难走许多，晚上很久。胡雪岩在这“雪中送炭”的过程中，付出了足够的代价，同时也得到了足够的回报。很多人看了这个故事之后，不免会产生一种为了自己的发展，所以才“雪中送炭”的错误想法。事实上，很多类似的故事都是这样，宣扬的是“雪中送炭”的美德，但人们领悟的却是，如果“雪中送炭”，他日必有厚报“雪中送炭”的故事应该很多，但为什么有一些没有流传下来呢？也许是因为当事人后来并没有得到好处。
“雪中送炭”是美德，应该宣扬。但本节要讲的是，如果这种“雪中送炭”是出于自身利益的目的，那就要好好考虑考虑了。如果解决对方的困难在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那不要犹豫，就伸出你的手是。但如果需要付出很大代价，才能帮到甚至不一定能帮到对方，就要考虑得失了。诚然，出于利益心态的每一个助人者，都盼望被助者有一天东山再起。但这只是美丽的故事，生活中发生的概率并不大。还拿刚才胡雪岩的例子来说，如果王有龄拿了银子出发后，没有在进京途中遇到故交何根云，那他不知道要在京城等上多久，也许根本没有飞黄腾达的那一天。又或他得到了官职衣锦还乡，但他却不是一个“知恩不忘报”的人，早就把胡雪岩赠银的事忘在脑后，那么胡雪岩恐怕要在码头上做很久很久的苦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