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21日至7月10日，我贵州军区剿匪部队东集团指挥部，遵照西南军区首长的指示和贵州军区领导的统一部署，为了迅速打下匪风，进剿一地，净化一地，在黔东首次组织“铁壁大合围”。
地处黔东的瓮安、余庆、湄潭三角地区，西北接遵义，西南临贵阳，东北连铜仁并通湖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一带，地势险要，情况复杂，人口稠密，物产富饶，居民多分散小群聚住。长期以来，这里是土匪宋公伟、陈英、潘苗子等盘踞的地盘。1950年3、4月间，贵州全省匪风四起，驻在这里的国民党起义部队第89军第343师第1027团叛变为匪。该团3营副营长王福堂，原是国民党军第96师第386团副营长，在淮海战役中被我军俘获，后乘隙潜逃，跑到贵州又“官复原职”，继续与人民为敌。
1949年11月，我第5兵团进军大西南时，王福堂迫于形势，随部队起义，后由于其反共反人民的本性不改，又叛变为匪，自封为“392部队野战副司令兼1团团长”，勾结当地的宋、陈、潘等股匪，杀害我军代表，袭击我执勤分队，屠杀无辜群众。他们所到之处，抢劫行商，伏击车辆，抓丁派款，无恶不作，闹得鸡犬不宁，四面交通受阻，城乡联系几乎断绝。更令人发指的是：我第150团2营1个加强排，在护送镇远地委组织部长王富海同志去余庆的途中，匪徒设伏于一碗水地区，进行突然袭击，王富海部长当即牺牲，我战士伤亡20余人。这一罪恶，激起我剿匪部队极大义愤。随即，我剿匪部队以营为单位对其进行出击。经我1个多月的追歼、进剿，到5月底止，已歼灭土匪的部分有生力量，迫使股匪大部龟缩于八龙山、太平铺地区。至此，对匪实行大规模合围进剿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东集团指挥长潘焱同志决定：集中主要兵力，对盘踞在瓮安、余庆以北，湄潭以南袋形地区之诸匪进行一次“铁壁大合围”，从而打下匪风，净化该地。
前指的决心，很快得到贵州省委、贵州军区党委批准。军区党委决定，集中第136团、第138团、遵义随校、第140团、第148团、第150团大部分兵力，组成合围进剿部队，进行首次大合围，创造经验，夺取剿匪斗争的新胜利。
一声令下，各部队分别以小股多路，从不同方向形成一个宽大的正面，向合围地区进击。第138团兵分82路，由合围地区东部向西运动，围歼太平铺一带之敌。第136团兵分55路，由合围地区北部向南压来，进剿珠藏一带之敌。第140团、第148团、遵义随校共分成183路，分别由合围地区南部、西部向北、向东实行篦式合围进剿。至此，总共有320路剿匪队伍，从四面八方，进击瓮、余、湄三角地区，完全形成大合围的态势。一张天罗地网，即刻布置停当。在军区范围内，第一个铁壁大合围战役开始了。
6月21日，我各部队突然出现在合围地区。当夜，就地宿营，布哨设卡。整个合围区域，漫山遍野，到处燃起火堆、火把，红、白、绿各色信号弹不时飞向天空。
战士们一进入合围点，就紧紧地把住公路、渡口、山垭、小径，凡一切土匪可能逃走的地方，都布上了明岗暗哨。其声势之盛和规模之大，当地群众反映说：真是几辈子都没见过。
陷入我天罗地网的匪徒惊慌失措。当我第138团从东向西，在120里的横面上，分兵80余路拉网前进时，躲在八龙山上的王福堂股匪，乱放了一阵枪炮，急急忙忙向西北方向窜逃。逃来逃去，也没逃出“如来佛”的手掌。西北方向也升起了各色信号弹，王匪只得将其匪部由大股活动分散成小股流窜，自己只带1个连的匪徒东躲西藏。
6月22日拂晓，各部队展开篦式进剿搜索。320路搜剿部队，路路红旗飘扬，哨子、牛角、竹筒、军号声响成一片。战士们一边搜索一边高声喊着：“出来吧！
缴枪不杀！”这口号声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山上在喊，山脚也在喊，山鸣谷应，好像整个高山河川都在喊。狡猾的王福堂一看大事不好，便和几个喽罗合计了一下，竟冒充我搜剿部队也吹起哨子、牛角，在山林里鬼混。当他们刚刚溜出我内线包围圈时，立即又被我外线包围部队迎头赶了回来。受到内外夹击的王匪，哆嗦着，东逃西窜，活像见了猫的山耗子。
各部队在重点地域驻扎后，广泛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我军一道与土匪作斗争，掀起群众性的搜匪、捕匪、劝匪投降热潮。我第138、第140两个团，在两周内分别召开群众大会933次，帮助群众担水1.9万担，锄草1200亩。还组建了农会、妇女会、民兵等组织，培养了大批农民积极分子。第140团4连战士陈立福，每天挑水80担，供全村群众吃，感动得一位老太太遇到3个散匪东躲西藏，就走过去说：“你们往那里躲呀，到处都是解放军，还不赶快去缴枪，缴了枪解放军不杀。”结果，3个散匪缴了枪。群众发动起来了，形成了真正的“铁壁合围”，有的群众手拿菜刀捉住散匪送到部队。就这样，在我军民共同努力下，一窝窝、一伙伙的土匪，从山洞里、树丛中揪了出来。被我打散的残匪，就像无头的苍蝇，东撞西碰，眼看已无生路，只好出来缴枪投降。
在大部队搜剿的同时，合围地区里活动着一支支特殊的剿匪小分队，他们时而装扮成农民，时而变成商人，有时又装成“土匪”，神出鬼没地活动在土匪经常出没的地区，这就是各部队派出的便衣侦察小分队。他们深入匪区，机智灵活地打击敌人，捕捉匪哨，追踪匪首，战功卓著。140团便衣班，在中坪合击中，首先接近匪哨兵。土匪问：“你们辛苦了，下着雨还来呢！”便衣班走到跟前，即将匪哨兵捕获。进到匪营后，土匪正在猜拳吃酒，便衣班大喝一声：“缴枪！”这时土匪还笑着说：“缴什么枪呀，兄弟，喝醉了吧！都是自己人，来呀，喝吧。”这时，藏在里屋的匪首觉得不对头，叫传令兵出来看个究竟，我战士一梭子扫了过去，打中传令兵胳膊，众匪举手投降，共俘获16个土匪16条枪。
特别是第138团8连便衣班，到处追寻大匪首王福堂的踪迹，个个熬红了眼，身体消瘦了，但只要发现一点线索就立即追捕。一天，副连长了解到王匪带着两三个人溜到老西沟去了，他便带着便衣班，化装成当地百姓，拿着旱烟袋，扛着扁担顺着八龙山往西沟扑去。他们刚爬上一个山头，迎面走过来一个打铁匠，副连长问：“老乡，我们是王团长的兵，在八龙山被解放军打散了，跑到老乡家里帮了几天活，听说王团长到这里来了，我们来找他。”那铁匠吃惊不小，吓得吞吞吐吐地小声说：“听说了，听说王团长在山岩下陈绍权家住着。”副连长将便衣班9人分成3个小组，从不同方向朝陈绍权家扑去。副连长进到陈家门里一看，一家人正准备吃饭，便问：“你家几口人？”“两口人。”可是桌子上明明摆着3个碗3双筷，这一下露出了马脚。“搜！”
副连长一声喊，全班立即进屋搜索，里外屋搜遍，不见王匪，便到后头牛棚里搜。在臭牛屎堆旁，蹲着一个红鼻子大汉。副连长问：“干什么的？”那红鼻子朝副连长看了看，回答说：“我是湖南人，来给陈家扛活的。”副连长追问：“你姓什么叫什么？”那红鼻子变成了猪肝色，鼻孔里“嗯”了一声，答不出话来。副连长把红鼻子揪到院子里，一个战士大声说：“王福堂是红鼻子，你也是红鼻子，巧极了。你既然不说姓名，我替你说吧，你就是王福堂！”王匪红鼻子上冒出汗来，贼眼转了转，仍不答话。副连长说：“王福堂，我们找你好久了，这时候你还不承认。”王匪看到掩盖不过去了，才吱吱唔唔、结结巴巴地说：“我是……王……福堂。”
7月10日，我历时20天的瓮安、余庆、湄潭三县接合部的铁壁大合围胜利结束，股匪基本肃清。上述三县方圆300里、10万人口的三角地区恢复了人民政权，重建了社会秩序，人民群众初步组织和发动起来，为进一步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五大任务打下了良好基础。
摧毁“赣西绥靖司令部”
这是1949年8月上旬的一天。清晨的阳光驱散了山林的雾气，给山岭、树林、山间小路洒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远处山涧的瀑布像一匹闪光的银绸一泻而下，山林里的野花沾着晶莹的露珠在阳光映射下显得格外的鲜嫩、灿烂，山雀儿在茂密的灌木丛中“叽叽啾啾”地欢叫着，山区的风光十分旖旎。
在永新黄竹岭通往拿山的山路上，走着一个约40岁左右的中年汉子，他头戴小斗笠，肩挑一副香烛担子，似乎无心观赏山里秀丽的景色，只是匆匆地赶路。
虽然山里的早晨还算凉快，可他的额上早已沁出了汗滴。这位中年汉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永新县武装大队侦察队长贺炳先。贺队长这次只身去拿山，担负着重要的侦察任务。1949年7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野战军第18军解放了永新县城，人民欢欣鼓舞、庆祝解放。但是，由国民党中将贺维珍(永新人)奉命纠集部分国民党军残部、地主土匪武装、流氓地痞组成的所谓“赣西绥靖司令部”，窜进井冈山拿山一带，盘踞险峻山头要隘，筑起岩壁堡垒，准备军火粮食，妄图抵抗解放军进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