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纪念日。在中国主要有三个：农历二月十九为观音诞生；农历六月十九为观音成道；农历九月十九为观音出家。
七、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几个特点
佛教中国化是一个宗教传播学上的概念。作为三大世界宗教之一，佛教存在和发展于传播过程中。在对华传播过程中，佛教没有采取强制改宗和宗教战争的激烈形式，而是在比较和平的环境中，运用佛教本身在思想理论上的优势，使中印两种高级文化在保持各自特征的前提下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在这一过程中，佛教获得了中国的表现形式；中国宗教和中国文化因佛教的加盟而丰富了自身的内涵。因此，中国佛教史首先是佛法在中国弘传的历史，是灵与肉、精神与物欲、法性与无明此消彼长的心路历程。其次才是作为世俗层面的中国文化重要内容的演进史。
佛教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传播主体和传播客体两方面的因素。
第一，取决于佛教自身的开放、包容性质。从传播主体佛教来说，所谓“中国化”，就是佛教在传教过程中“契时应机”的方式和结果。佛教的“性空”智慧和慈悲精神导致传播中的独特方法论——真俗二谛的真理论和方法论，出世殊胜的佛法不离世间并体现在世间生活之中。“中国化”就其适用范围表现为：进入异质文化圈的“本土化”；体现时代精神的“现代化”；扎根大众的“民众化”。
第二，取决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制约和融摄。佛教是中国人请进来的这一事实，表明中国社会需要佛教。重智慧、重解脱实践的出世性佛教能弥补中国固有思想和宗教之不足。这是佛教能在中国二千年历史中传播发展的基本前提。而佛教在中国时兴时衰的曲折起伏，则受政教、教教、教俗三重关系的制约。
1受政教关系的制约。佛教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突出表现为同国家的关系。二千年封建国家处于周期性的统一、解体、分裂、再统一的振荡之中，佛教的发展亦相应呈起伏状态。在国家解体、分裂时期，佛教得到长足发展，但往往走向畸型，导致“灭佛”事件。在强盛、统一的王朝时期，政教关系相对保持祥和正常，佛教取得适度发展，但佛教对政治的依附性也随之增强；在外族入主或中原王朝文弱时期，政权对佛教较多地干预和钳制，使佛教处于萎缩状态。中国佛教史上的“僧官制”和“度牒制”，表明佛教从未凌驾于王权之上，而是处于王权的有效控制之下，区别只在于这种控制的强弱程度。就佛教的圆融、和平的宗教性格而言，佛教只有在政教分离的格局下才能得到健康发展。
2受教教关系的制约。中国宗教具有伦理性宗教的性质，表现为重现世、重功利的特点。佛教与中国其他宗教的关系，在封建时代，主要有儒教、道教、民间宗教三大类，中国宗教的主流是儒教，儒教作为一种不健全的国教，其兴衰起伏通过国家政权而制约着佛教。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时空不平衡性，背后机制端在儒教。
在儒教失落时期，佛教填补了儒教留下的精神真空，得到广泛发展；在儒教重建时期，佛道儒三教鼎立，由于儒教作为一种宗教所具有的排他性，在中国历史上长达一千多年的三教关系争论，反映了儒教企图独霸精神世界的领导地位和佛教为求得自己生存空间的努力；在儒教一统时期，佛道二教皆匍匐在儒教之下，佛教日益失去自己的主体地位。只要儒教作为政教合一体制中的国教，即使它处于名实不符的地位，儒佛之间就只能是一场不对等的竞赛。
3受教俗关系的制约。中国封建政治和儒教的基础是农耕宗法制社会。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不得不受到中国世俗社会和世俗文化的影响。在宗教思想上，受中国哲学思维直观性、简易性、整体性之影响，遂有传译讲习中的“格义”（用中国思想文化解释佛教概念）和创宗立说中的“判教”，以及在此体系指导下的编撰、印刻佛典；在宗教经济上，受农耕社会之影响，原来的乞食制转化为自主的寺院经济，有农禅并重之丛林制度产生；宗教组织上，受宗法制度之影响，有传法世系之延续，并反映在对佛教历史的重视上；在宗教生活上，受入世功利性的民俗之影响，遂有“为国行香”的官寺之产生，和重现世利益和死后生活之经忏礼仪的盛行。
道教与森林旅游
道教是中国的民族宗教，它植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土壤中，自产生以来，至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道教以“道”为理论核心，主张崇尚自然，顺应自然，返璞归真，清静无为，与名山有不解之缘。为了宗教修行的需要，中国古代的道教徒选择幽谷、崇山，在风景秀丽的名山讲经布道、炼丹修道，与森林旅游发生重要关联。“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道教丰富的建筑遗迹，为名山凭添了奇幻的色彩和迷人的魅力，这就是所谓“名山借宫观增色，宫观借名山增辉”。
道教以太上老祖之“道”为最高信仰、以长生成仙为终极追求的中国本土固有的宗教。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文学艺术、医药科学和民风民俗等各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道教的思想基础来源
道教是在我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产生的。道教思想渊源于中国先秦时期的祖先崇拜、鬼神信仰，秦汉之际的神仙方术、阴阳五行、道家学说等。其中，老子创造的“道家”学说是其产生的最主要的思想源泉。
（一）道家学说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一名重耳，又号老聃，谥曰聃，约生活在春秋末年公元前580年～500年之间，《史记》载“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楚国苦县厉乡，即现今安徽亳州涡阳县闸北郑店。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老子的思想被道教大量改造和吸收，因此，被道教奉为教主或教祖，尊为“道德天尊”，列三清尊神之一，太上老君是道教对老子的尊称。世传《老子》即《道德经》，是其思想的结晶。在先秦老子、庄子的哲学中，宇宙万物的起源归结于“道”。在庄子的哲学中还塑造了“真人”、“圣人”、“神人”的思想境界。
1核心思想。提出“道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说。老子把宇宙看成一个自然产生、自然演变的过程，天地万物是依照自然规律发展变化的，而“道”是世界的本源。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宇宙间一切事物发展变化运行的规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2哲学思想。表现为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老子认为事物是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他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由此，他主静、取弱、居柔，因条件的改变而制动、胜强、克刚。
3社会思想。提倡“小国寡民”。老子主张“灭智弃圣”、“使民无知”，从而达到“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农社会。
4处世方法。提倡“无为而无不为”。所谓“无为”指不要人为地干预“道”的运行，不要违背规律而动；而应遵循自然规律，被动地适应。因此，在治理国家上，要“无为而治”；在处事上应当“清静无为”，不要为世俗凡尘所累。
（二）中国古代巫术、神仙方术、鬼神思想
中国古代社会对自然和祖先十分崇拜，在我国民族原始宗教中，人们将日月星辰、江河山岳、祖先等一度视为神灵，在祭祀和祈祷中，逐步形成一个有关天、地的神灵体系。道教作为我国的民族宗教，承袭了这种思想，并将这个神灵体系的许多神灵作为神仙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教还从汉朝以前的神仙家那里吸取了不少思想和方术技法，相信天地之间有长生不老的神仙存在，幻想经过某种方法修炼或者服用金丹成为不死神仙。为此，历代道士，还构筑了天堂仙境，作为神仙的居所。
（三）阴阳五行说
阴阳五行说，可分为阴阳说与五行说。
1阴阳说。早在夏朝就已形成，认为阴阳两种相对的气是天地万物源泉。阴阳相合，万物生长，在天形成风、云、雷、雨各种自然气象；在地形成河海、山川等大地形体；在方位则是东、西、南、北四方；在气候则为春、夏、秋、冬四季。天之四象，人有耳、目、口、鼻为之对应；地之四象，人有气、血、骨、肉为之对应；人又有三百六十骨节以应周天之数；所以天有四时，地有四方，人有四肢，指节可以观天，掌纹可以察地。
2五行学说。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人民创造的一种哲学思想。它以日常生活的五种物质：金、木、水、火、土，作为构成宇宙万物及各种自然现象变化的基础。这五类物质各有不同属性，如木有生长发育之性；火有炎热、向上之性；土有和平、存实之性；金有肃杀、收敛之性；水有寒凉、滋润之性。五行说把自然界一切事物的性质纳入这五大类的范畴。五种元素在天上形成五星，即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在地上就是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在人就是仁、义、礼、智、信五种德性。古代人认为这五类物质在天地之间形成广泛联系，如果天上的木星有了变化、地上的木类和人的仁心都随之产生变异。我国古代占星术就是以这种天、地、人三界相互影响为理论基础衍生而来的。
道家从阴阳五行说中吸取营养，从中提取自己需要的成分，形成基本理论。
二、道教的创立与发展简史
道教以《道德经》为立教之本。道教正式创立，一般认为是在东汉后期，出现的最初形式是五斗米道和太平道；南北朝以后，道教体系逐渐建立起来，形成了“全真道”（创始人为王重阳）和“正一道”（创教人为张道陵）两大派别。
（一）道教的创立
道教与其它的宗教一样，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早期教派并非经由同一途径，在同一地区和同一时期形成的。道教的历史渊源诞生于汉末，它是汉代社会的产物，是汉代思想文化的组成部分，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大约在东汉顺帝（125—144）时期，道教有两个较早的派别。一个是太平道，一个是五斗米道。
太平道。又称黄老道。它的主要经典是《太平经》，创立者是黄巾起义领袖张角，他以黄天为至上神，又信奉黄帝和老子，认为黄神开天辟地，创造出人类，黄帝时的天下是太平世界。在太平世界里，既无剥削压迫，也无饥寒病灾，更无诈骗偷盗，人人自由幸福。在此基础上，张角提出了“致太平”理想。这种思想成为太平道的基本教义和宗教理想。黄巾起义失败后，太平道逐步消亡。
五斗米道。是在先秦神仙方术和黄老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古代巴蜀地区的民族信仰，由张陵（道教称张道陵，字辅汉，是张良的八世孙）所创立的一个早期道教教派。它以老子为教主，尊为太上老君，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其名称来源是：当时想要入道和请求治病的人要交五斗米作为“信米”，弟子入教以后还要轮流缴纳米绢、薪柴、纸张等物品，以维持教团的生活之用。另一种说法是，“五斗米道”的得名同崇拜五方星斗和斗姆有关，“五斗米”即五方星斗中北斗姆。黄巾起义后，五斗米道由于有大量的太平道信徒转入，得到新的发展，并成为道教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道教的发展
1道教的分化。魏晋时期，太平道随黄巾起义被镇压而衰微，鉴于黄巾起义，统治者害怕农民起义者利用宗教组织起来进行革命，便对早期道教采取了两手政策，一方面进行限制或镇压，另一方面又进行利用或改造，促使道教发生了分化。从曹魏时期开始，道教逐渐分化为上层神仙道教和下层民间道教两个较大的层次。向上发展的这一部分以葛洪、陶弘景为代表。葛洪认为道教教徒要以儒家的忠孝为本，提出“儒道双修”的主张，把神仙方术与儒家的三纲五常礼教结合起来。葛洪主张对违反儒家忠君伦理纲常的农民起义进行镇压，并把民间的一派道教称为“妖道”，要求禁绝。
2道教的发展。南北朝以后，五斗米道从形式、内容到性质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道教，被称为天师道。天师道又分为南天师道和北天师道。
南天师道。指南北朝时期南方的天师道。南朝初期的天师道组织涣散，科律松弛，阻碍其进一步发展。在此情况下，道士陆修静整顿了道教的组织形式，完善了道教的科仪规戒，依据灵宝斋法及上清斋法等，制定道教斋仪，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斋醮规仪，使道教的斋醮仪式初具体系。他还对道教经典进行了分类整理，按照三洞（洞真、洞玄、洞神三部）分类经书，编撰《三洞经书目录》，这是中国道教史上第一部道经目录。陆修静对道教的整顿改革使道教在南方获得了进一步发展。通常把经陆修静改革后的南方道教称为南天师道。
北天师道。指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天师道。北天师道在张鲁弟子、北魏嵩山道士寇谦之的改革下完成。寇谦之早年信仰天师道，并对其进行了改造，他假托自己在嵩山见到太上老君，老君封他“天师之位”，并赐给他《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按老君的启示：寇谦之对道教清理改革：一是废除常规五斗米道的“伪法”，建立符合统治者需求的“新科”；二是新道教采取儒家的礼教为道教的第一要义。目的是辅佐太平真君实现天下太平，维持统治秩序。
3道教的鼎盛。从隋唐到明朝中叶，道教进入鼎盛时期，教义与仪式逐渐完备，经典体系逐步完成，由于统治者的参与，道教形成了全国性的组织管理体系与道官体系。唐代统治者自称是老子后裔，封李耳为“太上玄元皇帝”；北宋统治者加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唐宋统治者的一系列崇道措施，对道教的贵族化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这时道士人数大增，宫观规模日大，神仙系统也更为庞杂。
4民间化时期。明朝中叶以后，特别是清代，由于统治者采取抑制政策，道教失去了官方的支持，日益衰微，道教进入了民间化的历程。在国家南北分裂的过程中，道教也出现众多派别，其中最重要的是全真道和正一道。
全真道。始创于中国金代初年，创始人为王喆（1112—1170），道号重阳子，正隆四年（1159），王重阳自称在甘河镇遇仙，得到金丹口诀，于是在终南山隐居修道三年后出关到山东传教。招收马钰、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等七大弟子，号称全真七子。全真道至此正式成立。随后，其弟子邱处机创全真“龙门派”；谭处端创全真“南无派”；郝大通创全真“华山派”：王处一创全真“嵛山派”；刘处玄创全真“随山派”；马钰创全真“遇山派”；孙不二创全真“清静派”，以上七真人称“北七真”。
正一道。正一道于元代中后期形成并一直流传至今。正一道的形成，以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敕封张陵第三十八代孙张与材为“正一教主”为标志。这一年元成宗在已授张与材管领江南诸路道教的基础上，加授他为“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明中叶以后，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封建制度动摇，原来产生于封建社会并为之服务的道教难以自我调整，加上此后的封建统治者大多不崇尚道教，正一道从此进入衰落时期。
三、道教标志、经典与教义
（一）道教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