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祠堂遗迹
泗县滚龙脊惠氏祠堂祠堂最早建于明代中期，清咸丰七年烧毁，后经惠方茂、惠肇春父子带领族人修复。祠堂坐落在惠庙村惠祠庄前，掩映在600余株松柏林中。前后大殿各五间，东西厢房各五间，天井花池，方砖甬道。列祖牌位、族谱安放在大殿正中，上方悬挂着明朝天启年间熹宗帝钦赐“燕翼流芳”檀木金字大匾，匾为长方形，长约1.8米，宽约0.6米，字为楷体，每个字大0.4米，阴刻镶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两旁为“扶风家声远，燕翼泽世长”楹联。屋顶为滚龙脊，屋爪为插花铁树，前殿大门两旁各置石鼓，雕刻二龙戏珠图案，大门上方镶嵌“惠氏宗祠”四个大字，颇为壮观。
祠堂有专人看管。祠地百余亩，其收入除支付看祠人的费用、祭祀活动与续谱经费外，均用于惠氏公益事业，诸如奖励裔孙获得功名和救济贫困等。解放后祠地划归公有，祠前后大殿被乡政府占用，后被改建为办公室。现在泗县惠姓族人正在筹集资金，恢复祠堂原貌。
无锡惠山惠学士祠无锡城西，有一道绵延起伏的青嶂，是浙江天目山西延伸的支脉。气势宏伟，山清水秀，春花秋月，景色宜人。秦汉时称“历山”，隋称“九龙山”，唐称“华山”，今人称“惠山”。惠山，得名久远，但与惠姓无关。
据《蠡溪笔记》载，开山禅师为西域僧人慧照，他晋代来到此山，常与名士交往，名气很大。后来人们就用慧照的名字命名，叫慧山，慧、惠相通，习称惠山。
惠山古镇一带，从吴地葬制习俗上来讲，地势负阴抱阳，依山傍水，结合阴阳五行、四兽方位、四时各色，为绝好的风水宝地，因而达官显贵争相在此建立祠堂。到新中国成立前，在惠山古镇不足0.3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保存有118处，80个姓氏的祠堂或遗址，主祭惠元佑的惠学士祠就在其内。可惜现在有的仅存遗址，有的荡然无存。庆幸的是无锡市政府于2003年决定，经江苏省政府批准，恢复惠山祠堂景观，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惠山建祠始于唐朝，时兴于明清时期。惠学士祠能够建在惠山，是元佑裔孙怀着一片孝心努力的结果。元佑是主战派，宋室定都杭州后，因不满主暗臣奸的现实，隐居浙江湖州吴兴大全港。
死后儿子惠善迁居江苏苏州长洲（今吴县）阳山，将其葬于苏州震泽东堵城。
他的节慨事迹，正史不载，默默无闻。清康熙年间19世孙费县知县惠润将其在宋室南迁中的功绩写成奏章，呈请在惠山建祠官祭。康熙皇帝于康熙二十年以崇德报功，褒隆先哲，批准国家设所祀典。当时惠山建祠进入鼎盛时期，谁家能在古镇这一弹丸之处，争得一席之地，营建宗祠，这是家族非常荣耀的一件事。因而竞争非常激烈，尽管康熙大帝批准，要建到一个理想的地方，并非易事，无锡裔孙们经过不懈的努力，最终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在惠山建起了惠学士专祠，由裔孙们看护维护。从此春秋两季，当地政府官员隆重祭奠，各支派代表参加。
到清末、民国年间，由无锡大宗族长主持祭奠。
惠学士祠遗址现在无存，但在民国年间惠仰泉主修的《惠氏宗谱》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祠址在今下河塘地段，占地面积不大。宗祠基地细号为：迓字1249号平田二分九厘五毫；又1252号平田四分一厘（咸丰五年公置五厘亦并在内）；又1254号平田六分六厘五毫。总共一亩三分七厘。宗祠四址也有记载：南址洞阳顾公祠，东址街，又东址长寿庵；北址周姓坑潭，又后北址詹节妇祠基；西址杨宗祠墙基。
惠山祠堂没有像外地某些古老祠堂那种占地广阔、高大宏伟的建筑，因地形与用地的限制，大多数是砖木结构，单檐硬山式，粉墙黛瓦灰调子江南传统民居式建筑。惠学士祠也不例外，像简单的民居小院。家谱上简略记载：为堂，为室，为庑，为门。榜正设公位，配以公裔孙明给谏讳世扬。左庑供奉历代各支有功于祠的先祖神位，到民国年间增至81位，其中有惠周惕、惠士奇的神位。祠内还挂有乾隆御书与和亲王题写的楹联以及清代名流题写的匾额，为庄严肃穆的氛围，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山东日照三庄惠氏先祠当今荡然无存，只保留一块“惠氏先祠”匾，为清末翰林宫冯恕所题。传说原建筑宏伟，脊顶有二龙戏珠造形，东西两头都是一条奔腾的大龙，中间一颗圆球。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四方，各有三只棒棒狗，共12个，据说这是地位的象征。这样的建筑，经朝廷有关部门批准才能修建。
“经学之家”与“吴派”经学
经学，是训解、阐述儒家经典着作的学问。清代“吴派”经学，是江苏苏州吴县惠氏留给祖国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不少着作作为典籍收录在《四库全书》中。
在我国汉代出现了训解、阐述儒家经典着作的风气，亦称汉学。代表人物有东汉的贾逵、马融、许慎、郑玄等。宋时程颢、程颐、朱熹在汉学的基础上创造了理学，成为宋以后的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主导思想。
明中后期理学空谈心性，对儒家经典作主观主义的解释，使经学有伪，有迂，有曲，有俗，有杂，引起一些学人的厌恶。清初一些学人总结明亡的原因，认为是理学抛开儒家忧时济世的传统，空谈心、性、气、理的结果。顾炎武、黄宗羲等提倡汉学和史学，主张经学从理学中分离出来，从小学（指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入手，以求名物训诂的真义；主张“六经皆史”。自晚明起，我国经历了第一次“西学东渐”，西方实证科学精神传入中国，与中国固有的求实学风相结合，开始在学术界产生良好作用。此外，也与当时朝廷为转移反清视线，提倡研究古文献有一定的关系，于是兴起了求证求实的考据之风。清代汉学倡导者是顾炎武，奠定基调的是惠栋。到了乾嘉年间达到极盛。
清代汉学家们通过校勘、辨伪、辑佚、注疏、考订史实等手段，对古代典籍做了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工作，使许多面目全非、久已佚失、真伪混杂的文献，基本恢复了本来面目，一些晦涩深奥、不堪卒读的典籍，经过清人的校勘、注释，大体可供阅读研究。
清代经学形成吴、皖两派。吴派经学的领军人物是惠周惕、惠士奇、惠栋以及门徒钱大昕、王鸣盛等。惠栋成就最大，雅号“惠九经”。经学，是惠栋的家学，四代传经。曾祖父惠有声，居住在江苏吴县东渚村，明末监生，以“九经”在乡间授徒，是考据学的先驱。祖父惠周惕，幼承家学，通群经章句。稍长，受业于汪尧峰，引为入室弟子。既冠，户十年读，乃成通儒。
“康熙三十年，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任密云县知县。着有《易传》2卷，《诗说》2卷，《春秋问》3卷，《三礼问》6卷。而诗说尤解人颐。博而不芜，辨而不诡于正，为吴派经学导源人。父亲惠士奇，康雍年间经学家、哲人与诗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馆选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授编修。
后任广东学正6年，大倡经学，收效显着，粤地学风大变，人才济济。高才生”苏珥、罗天尺、何梦瑶、陈海六“被称为”惠门四子。“平生着有《易说》6卷、《礼说》14卷、《春秋说》15卷、《交食举隅》2卷、《琴笛理数考》4卷、《人海集》4卷、《时术录》1卷，诗集有《红豆斋小草》、《咏史乐府》、《南中集》、《采莼集》、《归耕集》各一卷，可谓洋洋大观。
惠士奇生有6子，惠栋为次子，最能传承家学，他继承了祖父周惕、父亲士奇的治经特点，主张尊崇汉儒。惠栋的朋友和弟子如沈彤、江声、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钱大昭、汪中、江藩诸学者，又都恪守尊崇汉儒的治经宗旨，因他们皆为江苏吴地人，故被称为”吴派“经学。如此，吴派”经学经过惠周惕开山创始，惠士奇深化传承，在惠栋身上形成学派体系，惠氏祖孙三代共同开创了吴派经学，为文化史增添了一道动人的风景。惠栋，自幼笃志向学，家多藏书，日夜讲诵。于经史、诸子、稗官、野乘及七经瑟纬之学，靡不津逮。学识渊博，着作颇丰。儒家经典许多古字古音古义，非经师不能辨，他作《九经古义》22卷，诸经熟洽贯串，对经中古字古音古义专作训解。
惠栋尤精于《易》，撰《易汉学》22卷，追考汉儒易学，掇拾绪论，使学者得窥其门径；撰《周易述》40卷，论述《周易》本经，以荀爽、虞翻为主，而参以郑康成、宋咸、干宝之说，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他还撰《古文尚书考》2卷，辨郑康成所传之24篇为孔壁真古文，东晋晚出之25篇为伪。又撰《后汉书补注》24卷、《王士祯精华录训纂》24卷。还着有《九曜斋笔记》、《松崖笔记》、《松崖文抄》及《诸史荟最》、《竹南漫录》等书。钱大昕称：“惠氏世守古学，而栋所得尤精；拟诸前儒，当在何休、服虔之间，马融、赵岐辈不及也。”
吴派经学的特点是：1.尊崇汉儒，求古、求真、求实。对于这点，清代后期学者褒贬不一。梁启超讥讽为“凡古必真”、凡汉皆好。“惠氏祖孙认为汉儒近古，其言必有所本，去古非远，最为迫近原典文献，具有权威性。南京大学李开教授认为，惠栋的”求汉、信汉的目的是求真、求实，“他进一步解释道：据我们研究，惠栋还不是那么唯汉是信，倒是有多处着实批评汉儒的。求真、求实之风崛起于七百年凿空之后，委实是思想方法上的一场解放与革命，在这场解放中惠栋是举旗的。思想方法的求真求实，固然与复古之途的本身蕴含的方法内容有关，另一个层面，与西学的实验论、实证论也是密切相关的，不能因为面貌是中国的传统、古学，就否认其中蕴含的方法与西学求真求实的方法，有相通之处。”2.强调事实说话。一字一句，具有渊源，引据确实，不作空言。
3.字句考证与通论纵观相结合，或文字考释与背景意义相结合是吴派经学的又一特色。惠栋等没有停留在字义、句义的考释上，还注意文化背景、时代背景、思想内容意义画龙点睛式的简论。不仅内涵丰富，时有新意。现代史学家钱穆认为“吴学较徽学更有大气度”，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写道：故以徽学与吴学较，则吴学实为急进，为趋新，先走一步，带有革命气度，而徽学……并不如吴学高瞻远瞩。4.考据中运用形式逻辑偏重于归纳法。如惠栋在讨论《尧典》分篇时，主要通过提供大量的证据而归纳出《尚书》本无舜典的结论。
清代经学不管是吴派还是皖派，各具特色，对儒家经典有清理总结之功，而对近代学术研究有奠基作用。他们具有的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怀疑否定的批判精神、敢于超越前人的创造精神，对于我们今天学术研究有着现实意义。
（附：据清光绪二十六年徐傅编着的《光福志》载：东渚惠氏四世传经，殁后犹动人凭吊。祖墓俱近东渚镇，惠有声墓在乌龙山扇子坞，周惕士奇父子墓在西渚村种德桥南，惟徵君栋墓别在光福倪家巷。近年苏城寓公李根源、绅士徐英培偕其后裔往访致祭，并议请建专祠，为时事所阻未遂，经学大师之名重海内有由也。）
古寺踪迹
有玉佛王国之称的南岩古寺，坐落在广东省揭阳市普宁市南溪镇登峰村飞凤岭北麓。据揭阳市税务局吴智鹏先生研究，惠士奇任广东学政6年，政绩卓着，深得士子的爱戴，但也遭到小人的陷害，产生了消极避世思想，因而利用巡视学风之便，云游广东，寻所隐居。至南岩古寺，夜宿寺内，与住持洽谈甚欢。见其地山势奇特，毓秀钟灵，便将随身携带的红豆种下为卜，如隔天红豆吐芽，择日在此隐居。果然如愿。雍正年间，惠士奇被削除官职后，就隐居南岩古寺，留下千古传奇。现将他撰写的《南岩古寺》一书中有关惠士奇的遗迹摘编于后。
惠宗师牌位
在南岩寺主殿的一侧，设有惠士奇宗师牌位，道出了人们对惠先生的尊崇。惠士奇隐居南岩期间，仍然设馆讲学，培养人才。有关他的事迹，在民间代代相传。16弟子省试中举的故事最为动人。传说普宁几位秀才正月游山，发现南岩古寺大门春联内容高雅、书法高超，非常钦佩，便询问出自何人之手，几番周折，终于发现惠士奇先生隐居寺内，秀才们欣喜不已，随即跪地恳求惠先生收为弟子。因其诚恳，惠士奇答应了他们的要求，随后为他们开讲儒学，传授为文之道。有道是名师出高徒，在隐居的几年里，先后培养了16位弟子考中举人。离开古寺后，乡民于南岩古寺设立惠士奇宗师牌位，供奉至今。附近村民皆尊称他为“惠宗师”。
康熙皇帝圣旨牌
传说康熙六十年，惠士奇有了避世思想，以广东学政身份居住在南岩古寺，康熙皇帝得知后下了一道圣旨，召其回京。这道圣旨就留在寺内，后来住持将圣旨制作成匾牌悬挂在大雄宝殿栋梁左前侧作为纪念，一直挂了200多年，解放后普宁土改期间流失民间，至今下落不明。
红豆树与五福柿
惠士奇幼时，父亲惠周惕从东渚村迁居苏州城东南冷香溪之北。不远处便是东禅寺，寺院里有红豆树，相传为白鸰禅师所种，老而枯萎，新主人来临，似惹得老禅师显圣，竟使得红豆树复发新枝。士奇父惠周惕对红豆树非常宠爱，就移一枝植在自家房前，长得郁然，从此住地称红豆斋，自号红豆主人。僧人睿目存为周惕绘“红豆新居图”，以示“红豆新得知己，雅主采撷红豆”。周惕诗兴大发，自题五绝句，又赋红豆诗十首。枯树新枝作为奇闻在苏州传扬，吸引着四方名士，过吴门者毕停舟往访红豆斋，总希望目赌红豆风采和周惕雅兴。对红豆素有交契的骚人墨客，和周惕红豆诗者达200多人，红豆斋成了苏州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惠士奇对这棵红豆树也非常珍爱，时咏之于着述，出游常随身携带一些红豆，有时也用于占卜。学界称他为“红豆先生”，尊称周惕为“老红豆先生”，称他儿子惠栋为“小红豆先生”。惠家与红豆结缘，在文化史上传为佳话。
惠士奇在南岩寺隐居时亲手栽种红豆树，有一株经历两百多年的风雨沧桑，长得高大盈抱。不幸的是在1969年的“7.28”强台风中倒下了。前几年村民们又原地种下红豆子，生根发芽，现在长得一米多高，寄托着对宗师的情思，视之为文脉传承象征。
由于人们对惠士奇的崇敬，便给予红豆树富于神秘的色彩，认为红豆有灵异，随身佩戴，可呈吉祥。因而这一带的人们有着采摘收藏随身携带红豆的习俗。
五福柿，学名北京柿，俗称山柿。康熙六十年惠士奇先生亲手植于寺中。据广东省农科所人员介绍，此种柿树原生于北京，为珍稀树种，目前全国仅有两棵，北京、南岩古寺各一棵，北京那一棵不开花。这棵柿果有五边角，果肉呈金黄色，带丝状，酸甜溢香，如同仙果。1958年大炼钢铁期间，五福柿险遭破坏，至今树身仍留有斧痕。2004年初，南岩古寺拓建重修工程开始，柿树开花，至初夏，满树结果繁密如星。村民惊异，五福柿从未有此盛果。众人议论纷纭，以为机缘巧合，瑞兆显现。
宗师墨宝
惠士奇先生对南岩寺非常赞赏，挥笔题写了“岭南禅宗”四字，苍劲有力。僧人制作成牌匾，悬挂在主殿屋檐下。村中有一文人，对这四字非常喜爱，经常临摹。上世纪50年代这块匾丢失。现匾就是那位文人仿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