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特里恩·库佩里，法国学者、巴黎亚洲学会的一员，学识广博，他在1880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展示了汉语与古巴比伦语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以及汉字和楔形文字都是一种原始象形文字的变异这一令人惊讶的事实。在许多文字中含有同一种符号，还有许多文字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下表出自M·特里恩·库佩里给出的关于二者相似性的列表。
这个不同寻常的发现更加密切了中国文明与其文明发源地地中海文明间的联系，也增加了中华文明起源于亚特兰蒂斯文明的可能性。中华文明的缔造者黄帝或炎帝这一名称或许就来自于苏西亚文献中记载的众神之首纳昆塔，这也让人不禁想起印度部族中的德瓦·纳胡莎，希腊部族中的亚特兰蒂斯之王狄俄尼索斯，据说他的帝国曾“远至印度”，甚至就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环绕了美洲大陆”。
语言学界在从冰岛到斯里兰卡等国家的语言中建立了一条纽带，使他们认为这些国家的语言都是同一母语——印欧语的不同变体后，取得了重大成果。但语言学界需要为一种更为具有概括性的理论做好准备。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存在一个更为古老的母语，它包括诺亚时代的语言，亚特兰蒂斯帝国的语言，柏拉图描述的“侵略成性”的帝国的语言和鞑靼帝国的语言，雅利安语、闪米特语和含米特语都起源于它。
阿拉伯的“bin”（在……之内）当表示区间时变为“binnon”；德语和荷兰语的“binnen”撒克逊语的“binnon”也表示“在之内”。埃塞俄比亚语中的aorf（睡觉了）是“morpheus”的词根，“Morpheus”是睡眠之神的名字。希伯来语中的“chanah”（居住）是盎克鲁·撒克逊语中的“inne”和冰岛语的“Tnni”（罗马）的源语，也是英语中“inn”（旅馆）的源语。希伯来语的“naval”或“nafal”表示“陷入”，从那里衍生出了英语的单词“fallandfool”（陷入的人）；古巴比伦语中的“nabal”表示“使……成为傻瓜”，阿拉伯语中的“nabala”表示死亡，即“陷落”之意；从古巴比伦语“rlasar”（看）的最后一个音节中衍生出拉丁语的“serra”，高地德语中的“sagen”，丹麦语中的“sauga”，和英语的“tosaw”；阿拉伯语的“nafida”（消退）与意大利语的“fade”，拉丁语的“fatuus”（愚蠢无味的），荷兰语的“vadden”，英语的“tofade”意义相同。埃塞俄比亚语中的“gaber”（制造，做），和阿拉伯语中的“jabara”（使……强大）变成了威尔士语中的“goberu”（工作，操作），拉丁语的“operor”和英语中的“operate”；阿拉伯语中的“abana”（刺，叮）成为威尔士语“bar”（顶峰），“par”（矛），“per”（吐，刺），英语的spear的词根；古巴比伦语、古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中的zug表示参加，组成队，从这个词中衍生出了希腊语zugos，罗马语的jugun和英语的yoke，德语衍生出了iok或jog，荷兰语衍生出了juk，瑞士语衍生出了ok，而梵文则是juga；阿拉伯语的sanna（牛老的）在拉丁语中是senex，威尔士语中是hen，英语的是serlile；希伯来语中的banah（建造）在爱尔兰语中英语是bun（根基），拉丁语中是fundo，fundare（建立）；阿拉伯语中的baraka（由膝或前仆）也许就是撒克逊语中的brecau，丹麦语中的brakke，瑞典语中的bracka，威尔士语中的bregu，英语的tobreak；阿拉伯语中的baraka，还有“雨下得很大”之意，由此衍生出撒克逊语中的roegn（下雨），荷兰语的regen（下雨），西马布埃语的rookia（雨）和威尔士语的rhey（雨）；古巴比伦语中的bralc（肢干）在爱尔兰语中是braic或raigh（胳膊），威尔士语中是braic，拉丁语中是braichium，英语中是brace（可以像手臂那样支撑的东西）；古巴比伦语中的frak（摩擦，脱谷）与拉丁语中的frico，frio和英语的“rake”同义，阿拉伯语中表示磨擦的词是“fraka”；古巴比伦语中的“rag、ragag”表示渴望，与希腊语中的“oregw”，拉丁语中的“porrigere”，撒克逊语中的“roeccan”，冰岛语中的“cakna”，德语中的“reichen”和我们的“toreach”，“torage”同义；阿拉伯语中的“cauka”（拉紧，净化），比如葡萄酒，就是我们的英语单词“cack”，“torackwine’；希伯来语中的“bara”（制造），即英语的“bear”，如“bearchildren”，欧洲语言当中的许多单词在各种变形中都含有“bara”这个词根，希伯来语中的“kafar”（覆盖）就是英语的“tocover”，“coffer”（可以用来覆盖的东西）和“covert”（秘密场所），从这个词根中又衍生出拉丁语的“cooperio”和法语的“couvrir）（覆盖），阿拉伯语中的“shakala”（捆住下半身）就是英语的“toshakle”；从阿拉伯语中的“walada”和埃塞俄比亚语中的“walad”（使存在，使发生）衍生出了威尔士语的llawd（射击）和英语的lad：英语的matter或pus即来源于阿拉伯语的madda；英语的ma—ture最初源于古巴比伦语的mita，阿拉伯语中的amida表示到达尽头，从这个词衍生出名词，极限，终结，拉丁语的mota和英语的meet和mete。
还有很多的词汇可以被列举出来，但我想这些足以表明所有的亚特兰蒂斯部族曾拥有共同的语言，而这种原始语言在希纳尔的分散变异则展示了一个民族的语言经历了漫长的时期之后的分离。文字学还处于初步阶段，但诺亚各部族的语言能够像雅利安语那样被认可和接受的日子已指日可待。最近不但有调查确切地表明北京和巴比伦城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还有一项中美洲调查证实在中华民族和某个墨西哥种族之间存在一条神秘的联结纽带。二者之间的相似性极为明显，以至于舒特先生说：“毋庸置疑，在奥托米与汉语之间存在极强的相似性。”塞诺·纳米拉中给出了一些词语，现将其列举在下面。目前，在德国莱比锡福斯海默出版了一个关于奇克索语、乔克托语、西米诺尔语、莫斯科语和乌格尔——阿尔泰语的真正具有科学性的比较研究报告，其中发现了在这些不同民族的语言中存在许多有趣的相似之处。
我们在一般意义上认为美洲的印第安语与汉语和日语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是源于一次从亚洲出发，经过白令海峡，最终到达美洲的大迁徙，然而现在我们发现中国人仅仅在有史以后才到达太平洋海岸，并且他们是从地中海和亚特兰蒂斯的方向迁移过去的，另外我们发现在美洲种族中流传着大量关于亚特兰蒂斯被大洪水毁灭的传说，那么两个种族经由亚特兰蒂斯的交流也许应该是奥托米语与汉语的相似之处的更为合理的解释。
我们在上帝称呼诺亚的儿子们的这一记载中找到了一个证据：“这些是诺亚的儿子塞姆、哈姆和雅弗，在他们旁边的是洪水之后才出生的孩子们。”
我们怎能不设想一下那三个儿子分别代表着先后出现的三大种族呢？《创世纪》宣称腓尼基人是哈姆的后代，希伯来人是塞姆的后代；而我们发现希伯来人和腓尼基人有共同的语言、风俗传统和民族特征。犹太人是公元后1800年的世界商人，而腓尼基人恰恰是公元前1500年的世界商人。
另外，曾一度被归为闪米特人或塞姆的后代的阿拉伯人在他们的传统中承认他们是“安道，哈姆的儿子”的后代；《创世纪》在第十章中把他们归为哈姆的后代，并把他们称为塞巴、哈维拉和拉玛等。如果闪米特人祖先的所谓的两大远古部族——腓尼基人和阿拉伯人——都是含米特人的话，那么第三大部族也定属于这个种族。
如果我们承认犹太人也是含米特人的一支后裔的话，那么就会有三大原始种族，第一种族是闪米特人，也就是乌拉阿尔泰人，他的后裔包括伊特鞑靼人、中国人、蒙古人、日本人和鲁里亚人；第二种族是含米特部族，称为“被太阳晒黑了的”民族，即红皮肤的种族，包括埃及人、柏柏尔人、库希特人、希伯来人和腓尼基人等；第三大种族是雅弗人，他们的皮肤比其他科族的人白皙，包括凯尔特人、意大利人、哥特人、希腊人和使用梵文的人或者说整个雅利安种族的人。
如果在这三大种族之外再加上在《创世纪》中被归为诺亚的后代的黑人种族的话，虽然这个种族不属于亚特兰蒂斯人的后裔，就出现了四大种族，埃及人认为这四大种族已包含了他们所知的一切人种，即黄色人种、红色人种、白色人种和黑色人种。
至于闪米特人，在《创世纪》的记载中也略有模糊之处。在《创世纪》中，闪米特人和含米特人被认为是两个不同的种族，比如塞巴和哈维拉；而马什人或麦什人则被分别归为塞姆的后代或雅弗的后代。事实上，含米特人与闪米特人两者之间存在混淆的地方。“这一点表现在对亚洲的含米特人的平静顺畅的承认；亚洲的含米特人与埃及的含米特人的交流设施上；含米特人和闪米特人的一些古代铭文的混合上以及闪米特人对含米特人的宗教信仰体制的采纳上。显然在并不很遥远的某段时期里，两大种族的人居住在一起，讲着相同的语言。”是否在乌拉阿尔泰种族中寻找诺亚后裔的第三大分支比假设《创世纪》所谓的闪米特种族仅仅是含米特种族的一个分支更为合理呢？
弗朗西斯·勒诺尔芒同意乌拉阿尔泰人是雅弗之子，马高的后裔这一观点。他认为乌拉阿尔泰人介于白色人种和黄色人种之间，并渐渐地向任一方转变。“匈牙利人、奥斯曼土耳其人和乌兹别克人和在外表上与最典型的白色人种并无区别；另一方面，赤昂德人与属于黄色人种的通古斯人长得十分相似。”
秘鲁人信奉太阳崇拜，“而太阳是蒙古人从古至今的独有的神”。卡梅克·茜雅是印度一位女神的名字。秘鲁人认为帕夏卡马克是他们至高无上的创造者。许多东亚国家和波哥大高原上的迈斯卡斯人都认为60年是一个循环。乌拉阿尔泰语因与美洲语言同样具有粘着构词的特征而为人所注意。在印加人中海力（Haylli）这个词是赞扬太阳和每一首颂歌的主题。约翰·兰金先生从这个词衍生出了阿拉（Allab）和哈里·路扎（Halle—lujah）。在库斯科城里有一片土地，只有皇室的人才可以在那里耕种。印加人在某些季节的一些欢宴或仪式上掘起一块草皮。中国也有类似的习俗：皇帝亲率诸侯、公卿大夫、农官到田地中象征性地犁地。蒙古人和印度人都长有浓密的胡子。印加皇室的颜色是黄色，中国皇族的颜色也是黄色。在中国和秘鲁人们都通过结绳来算账，被称为结绳文字，而且他们都使用由上至下的象形文字。“我认为有一点十分明显，”赫姆勃特说，“那就是美洲的纪念碑、计时方法、天体系统以及许多神话同东亚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表明他们曾经在远古时代的交流，并且这些相似之处并不简单地是这些国家都处于文明初期这一类似条件的结果。”
我们在距离缅甸东部较远处的柬埔寨古城遗址中发现了一处古庙遗址，它与在墨西哥找到的阿兹特克人的古庙类似，而且风格、图案与尤卡坦同属于一类。在爪哇的海边我们看到了一座名为苏库的阿兹特克人的古庙，它与在特旺特佩克地峡那里发现的一模一样。弗格森先生说：“沿着幼发拉底河谷向东前行，每迈出一步我们所遇到的艺术品都与中美洲的风格越发相像。”普鲁斯科特说“这些巧合完全可以证明安那华克的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东亚文明的影响；然而，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别又说明这些交流是在远古时代进行的。”
“所有的迹象，”勒诺尔芒接着说道：“表明乌拉阿尔泰种族是第一个从雅弗种族脱离出来的分支；由于这种不成熟的脱离，及其孤立的，对抗性的存在使其呈现或保留了那种与之截然不同的外貌特征……他们成为进化不成熟的白色人种。”我们可以把这个黄色人种看作是从亚特兰蒂斯种族中最早脱离出来的分支，所以他与其根源的相似性最弱，然后脱离出来的是含米特种族，接下来是雅弗种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