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尚贤上》）
墨子说：“这是因为王公大人治理国家不能做到尊贤使能。在一个国家中，如果贤良之士多，那么国家的治绩就大；如果贤良之士少，那么国家的治绩就小。所以王公大人的急务，将是如何使贤人增多。”
春秋战国时期，战乱纷争迭起，针对当时国家这种混乱的社会状态，墨子提出自己的政治纲领，这就是尚同思想，墨子认为天下混乱是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制度标准，因而主张建立一种上下相一致的社会秩序，并要求下级要保持和上级的一致。但尚同思想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演化为封建专制主义，墨子也考虑到了这种情况，因而，在提出尚同理论的同时，墨子又提出了尚贤的主张。
尚贤和尚同相结合的政治主张可以说是中国历代封建社会统治者施政纲领的一个缩影，“尚同”所讨论的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如行政制度的设立、行政长官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而“尚贤”所涉及的问题是如何选拔、培养、任用人才，以便得到德才兼备的贤士来辅佐君王治理天下。因而，墨子的尚贤思想也可以看作是有关人才管理的经典。
墨子的“尚贤”思想针对人才管理推出了系统的管理理论，从识才、用才到养才，都有自己合理独到的见解。
以“尚贤”为中心，墨子首先提出了“贤人”的标准。
才能领导社会、领导国家。墨子认为能臣贤士是国家的宝物，只有在在贤才的辅佐下，君王才能有效的实现自己的治理，于是“尚贤”思想就成为墨子人才管理思想的核心，既然要推荐贤才，首先需要一个标准，否则也就无所谓“贤才”了，在这种情况下，墨子提出了贤人的三个标准。
墨子的人才标准主要包括岁那个方面：
一是厚乎德行，这是对贤士道德品行方面的要求。
在古代中国，对一个人的评价主要取决于社会伦理道德方面的因素，在普遍的社会观念中，“德”被看作是一个人最崇高的品质，很多学说都主张“有德者居天下”。士人大夫都把个人品行操守的修养看作是做人之本、把社会道德作为自己行为的规则，道德高尚、品行端正的人往往被视为君子。在上古时期实行禅让制的时候，尧、舜、禹被列为有德者的典范；皋陶、周公也因为自己的美德而青石留名。因而，墨子所提出的人才标准，把“厚乎德行”放在了首位。
二是辩乎言谈，这是对贤才办事能力方面的要求。
墨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把“谈辩”作为贤才不可缺少的专门职业和技术的人，墨子认为，贤才仅仅具有高尚德行是不行的，辅佐君王还需要有实际的处理事情解决问题的能力，因而主张贤才要“辩乎言谈”。作为一个治理国家的臣子，必须有出色的交际和办事能力，在外交际能维护国家尊严、在内施政能够说服民众，这样才能够把自己的制度主张让百姓明了并遵守，一个善于“言谈”的贤才才能够真正的把自己的才能用于辅佐君王。
在诸子百家中，还有名家也是非常重视辩论的，但他们所提倡的“辩”和墨子重视“辩”在本职上是有区别的，名家的“辩”是自己学说的核心、是名家推行自己学说的工具、“辩”也是名家弟子的职业；而墨子所说的“辩”主要侧重于贤士在交际方面的能力，是实现自己政治理想所应该具备的素质。
三是博乎道术，这是度贤才知识学术方面的要求。
墨子还认为贤才应该具备广博的知识和精通的专业，所谓“既博又专”。学识对于人才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作为一个行政长官，要有广博的知识积累作为自己施政的基础，只有对更方面都有所了解，才能不脱离现实妄加臆断；只有精通某一种“术”，才能有所业绩。因而墨子把道术看作是贤才必备的硬性条件。
在我国古代的教育制度中，就有“六艺”的学科之分，即：诗、书、礼、乐、数、御。这就是对道术“博”的要求，君子对六艺应该都掌握，达到“博”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术业”的“专攻”，比如作为一个将军，“御”应该是他的精通，但如果对历史地理等方面一无所知，同样打不了胜仗。墨子“博乎道术”的贤才标准可以说是要求人才的“综合性”。
在举荐贤才方面，墨子也提出了三条原则：
举义不避贫贱。
墨子提出举荐人才不考虑他们的出身，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普通民众、甚至是当时社会地位低下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只要有能力，就提拔并任用他。这种人才观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墨子提出这种观点，主要是对儒家“尊尊”思想的批判，儒家认为人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那些身份尊贵的人就应该受到尊敬，不管有没有才能都应该受到重用。而墨子代表的下层劳动人民，儒家的“尊尊”思想剥夺了他发挥自己才智的机会，因而，墨子提出了“举义不避贫贱”代表下层民众思想的呼声。
举义不避亲疏。
儒家和“尊尊”相连的就是“亲亲”的思想，儒家把血缘关系看作是社会伦理的维系，支持以血缘亲属关系为依托的等级制度，认为爵位应该世袭，在举荐任用人才时，常常以亲疏关系为标准，针对这种思想，墨子提出了“举义不避亲疏”的人才举荐标准，主张应该平等公平的选拔人才，这样不但能使真正的贤士得到任用，更有利于统治者施政。
举义不避远近。
这是从人际关系角度考虑而提出的原则，一些善于迎逢拍马的人并不一定具备出众的才能，但因为能够“投上级所好”，因而得到了任用，而一些有真正才能的人，因为不擅长这些交际，因而才华得不到施展。作为统治者，应该理智的对待自己身边的“近臣”和“远臣”，让真正有才能的人得到重用。
对于如何用才惜才，墨子提出了三个方法：
高予之爵。
就是说统治者要给贤能之人以高官，只有位置尊贵了，才能让民众信服，如果爵位不高，民众对他就不会敬重，如果权力不大，民众对他就不畏惧。同样一句话，普通人和行政长官说出来，分量就不同；同样的解决问题方法，普通人提出来就无法实行，而由官员提出来就很容易得到落实。因而，要给贤人以高官重爵，只有赋予了贤人相应的地位和权力，才能让他们有实际的权力来协助统治者施政、治理国家。
重予之禄。
意思是要给贤人以实际的利益，在经济上给他们好处，如果俸禄不厚，民众对他就不信任。古代官员养家立业，依靠的都是俸禄，如果他们的薪水连养家糊口都不能满足，谁还有心思去治理国家，的那个官员们为生计而烦恼的时候，也就很容易滋生腐败。因而墨子提出，对待贤才，还应该给他们经济上的保证，只有在后顾无忧的情况下，贤士才能专心于国家的治理，才能更好的发挥自己的才智为国效力。
任之以事，断予之令。
在给贤才们高官厚禄之后，还要给他们具体的任务和施政的权力。贤士的聪明才智，只有在具体的治理过程中，才能得到具体体现；贤士为国家所作的贡献，也只有在辅助君王治理国家的具体事务中才得到实现。因而，要想贤士有所作为，只有先给他分配任务，让他们从事具体的工作。而在他们施政的过程中，要想使自己的政见得到落实，就必须拥有权力，能够在自己的领域内有赏罚专断的权力，这样才能对民众实施具体有效的管理。
简单的说，对待贤士要“贵富之”、“敬重之”、“委以重任”，给与贤士地位、金钱、权力，并不是简单的赏赐或者收买人心，而是为了贤士能更好的为国家服务。
在任何识才、荐才、用才之外，墨子还提出了很多具体的用人措施和管理智慧，如对待贤才要做到用人不疑、对待贤士的缺点要善于包容，要让贤士们各尽其能、发挥优长等等；如“举公义、避私怨”的推荐人才观念、“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平等观念、“有能则举止、无能则下之”的任用人才思想、“因官授禄、论功行赏”的奖惩原则等等。
总之，墨子的尚贤思想主张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智慧，他所提出的尚贤尚同相结合的人才管理思想系统，对历代帝王的统治和施政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和影响。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那考研从中学到很多宝贵的经验，很多企业管理阶层甚至把墨子的人才管理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墨子所提出的评价人才的标准、选拔人才的原则、任用人才的方法以及对待人才的态度，对现代的企业管理者和国家的行政官员，提供了一个人才管理方法和模式的例证，有很实用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