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扶正固本”学说探源
扶正固本是针对虚损而设的中医治疗学法则，是中医治病的根本大法之一，具体而言是对于正气亏虚的病证，采用培补正气以愈病的方法。
《内经》认为“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素问·通评虚实论》首言“虚”之意，在于正气之虚，《素问·三部九候论》提出“虚则补之”的具体治疗总则，进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详述虚损不同证型的治则：“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素问·至真要大论》则进一步提出：“劳者温之，……燥者濡之，……散者收之，……损者益之”的治法，《素问·调经论》提出“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说明虚证有阴虚、阳虚之别。《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则指出：“疏其气血，令其调达，而致和平”是治疗的目的，为后世扶正固本学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难经》则以脏腑为主，根据五脏发病特点，提出“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调其营卫，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肾者益其精”的治疗大法。
《金匮要略》与《伤寒论》的扶正观：《金匮要略》始立“虚劳”篇专论虚损病证，重在研讨脾肾两脏之阳虚，并相应创制肾气丸温肾扶阳，诸建中方以补脾胃中虚。《伤寒论》始创扶正思想指导热病治疗，提出热病伤损正气，是以损阴伤气为主，故热入阳明，以诸承气汤急下以存阴；邪热炽盛，白虎加人参汤清热益气，旨在固护正气，防止气阴虚损。热病后期，阴血已损，阳气已虚，但邪热尚存，以黄连阿胶鸡子黄汤育阴清热，炙甘草汤益气护阴复脉等等。仲景将补益方药具体应用于虚损病证，使虚损病证治疗的理法方药初步形成，为中医学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脾胃论》的扶正观：东垣在《内经》、《难经》基础上，结合自己临床实践，独创脾胃内伤说，详论了脾胃虚损的因、机、证、治规律，提出“甘温除大热”之法，创制“补中益气汤”为代表的扶补脾胃系列方，使脾胃学说成为中医学中最活跃而最重要的学术流派之一。
《丹溪心法》以“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立论，主张“滋阴降火”，颇有创见地提出以“大补阴丸”为代表的治疗阴精虚损的系列方剂。《医贯》则提出“世谓补肾不如补脾，余谓补脾不如补肾”，并倡导命门之说。《景岳全书》专立“虚损”篇，侧重肾脏虚损，创左归饮、右归饮系列分别补肾之阴阳。同时指出“人之始生，本于精血之源，人之既生，由于水谷之养，独精血无以立形体之基，独水谷无以成形体之装……此脾胃之气所于人者不少”。阐明脾肾互养之关系，不可重此轻彼。
综上所述，历代众多医家均在虚损病证的理、法、方、药上各有许多独到的新见，丰富和充实了扶正固本学说的内容，使其日趋完善。
二、“扶正固本”学说阐微
扶正固本学说，源于《内经》、《难经》、《伤寒》，启发于东垣、丹溪、献可、景岳，直接影响于家传之学，且侧重于培补脾肾两脏，主张补虚益损的用药特点，即“男子注重益气补肾，女子注重养血疏肝，小儿注重消导健脾，老人注重平补阴阳”。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类疾病谱的变化，通过多年临床实践观察，认为前人强调补法而培本的经验，在虚实相兼病证的治疗中，已经显现出它的不足，因而扶正固本学说对虚实相兼病证的认识和治疗则可以更详尽的发挥。
1.正虚不能御邪且生邪正气是抗御病邪，免致疾病的主导因素。正气虚损患者，在正虚未复之前，常易感外邪，形成虚实相兼病证。如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患者，素体禀赋不足，肝肾亏损是正虚，外感风、寒、湿热之邪是邪实，内外相合，正邪相争而发病，为虚实相兼病证。
正气虚损，不仅可因虚而易致病邪侵袭，且亦可由虚而生邪。尤以脏腑虚损，阴血不充，阳失化源，气化难行，营血郁滞，津液转输失常。久则可致水湿、痰饮、血瘀内生、或阴虚生内热、津枯血滞、血瘀气结等邪实之证。如SLE后期，多脏虚损，阳气不足，气化不行，脏腑失和，寒、湿、瘀、热内生，因虚致实，证情复杂。
2.邪实亦能致虚复生邪外邪侵犯人体，无论感邪之新久，病位之浅深，邪热之轻重，必致正邪相争，耗伤正气，一时之伤损，且虚损不甚，常可随邪除而正复。若邪气留连，病久未复，必致正气伤而成虚损病证。再而因虚致实，虚实相兼，因果往复，病程缠绵。如SLE之初，外感邪气，从热而化，热毒炽盛，留连难除，势必耗气伤阴；气虚日久湿浊生，阴虚而使内热升，气虚、阴虚、湿热互结，病难向愈。
总之，“正虚”不管是因于“先天不足”或是“后天”疾病所伤，总为“本虚”。“邪实”不论“实”到何种程度，皆为“标实”。而由功能性“代谢障碍”所造成的“标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于脏腑功能不足之“正虚”形成的，同样“标实”日久可以导致“正虚”。通常的情况是“正愈虚”，所表现的是“标愈实”，显示了“标本虚实”的二重性。
三、免疫学与“扶正固本”
1.正气与免疫功能正气是机体抗御病邪，适应环境，调整和修复疾病伤损机体的能力。现代免疫学认为免疫系统有防御、自稳、监视三大功能。防御功能，就是抵抗各种微生物感染，即正气防御外邪的作用；自身稳定，就是清除自体抗原，排除外源性因素干扰，稳定内环境，维持免疫平衡。即正气调节阴阳，消除内邪，维持机体阴阳平衡的作用。免疫监视是防止机体细胞突变成“异己分子”，一旦突变，就通过免疫排斥反应，排斥这些突变细胞。即正气协调脏腑经络气血，互相依存，相互制约的功能。由此可见，正气具有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
2.正邪交争与免疫反应中医正气学说认为，正邪之争贯穿在疾病发生、发展的始终，决定着疾病的发展与转归。正气是正邪斗争的主导方面，正气盛衰是决定矛盾转化的关键，正气充实就能抵御邪气，免于发病，即使发病，正气也可祛除病邪，使机体康复。若正气虚衰，或邪气太强，正不胜邪，疾病就发生发展，从免疫学角度来看，一切外来的病源微生物和因种种原因改变了性质的机体自身组织细胞，均是能刺激机体产生免疫排斥反应的“非己”物质，均为“邪气”。似可这样认为，免疫反应就是正邪交争，正气战胜邪气，就不致病，正不胜邪，或正邪剧争，都可发病。
3.扶正祛邪与免疫扶正与祛邪是中医治病的二大法则，扶正就是调动机体的抗病力，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增强其稳定性。祛邪就是排除破坏免疫平衡的一切因素。经大量实验研究证明，补气、补血、补阴、补阳等扶助正气药物及方剂均能提高免疫功能，不论是细胞免疫还是体液免疫，不论是特异性免疫还是非特异性免疫均有一定作用，尤其对细胞免疫功能促进更为明显。祛风除湿药、清热解毒药、活血化瘀药、毒性攻坚破积药及桂枝汤、荆防败毒散、黄连解毒汤、活络效灵丹、血府逐瘀汤等均有免疫抑制作用。而更重要的是不少如黄芪、党参、甘草、刺五加、玉屏风散及活血化瘀、清热解毒方具有双向调节作用。所谓双向作用，是同一药物(方剂)具有促进细胞免疫，抑制体液免疫的作用。而临床上不少免疫性疾病(包括SLE)，就表现为细胞免疫功能低下，体液免疫功能过亢的错综复杂现象。而扶正与祛邪并用的复方，前者激发偏低的细胞免疫，后者抑制过高的体液免疫，使调节免疫反应的作用更强，为中药治疗免疫性疾病展现了光明的前景。
由此可见，以现代免疫学观点来看中医理论，正气的作用具有免疫系统防御、自稳、监视三大功能，正邪相争类似免疫反应，正胜于邪则不发病，正不胜邪和正邪剧争均可发生过高或过低的免疫反应而发病。免疫药物研究表明：扶正药物具有增强细胞免疫功能作用，祛邪药物则有抑制体液免疫的功能，而扶正方药具有可贵的双向调节作用，扶正与祛邪并用，则能更好地发挥双向调节作用。由于中药成分的复杂，其免疫调节作用可能通过多系统完成，因而中药多可发挥整体的调节作用，并通过整体而作用于局部，或许正是中医整体观念的支持论点之一。
中药的免疫调节作用是长于整体，短于局部；强于扶正，疏于祛邪。对正气虚为主，邪气不盛者，起效快，症状、体征改善明显，检验指标改变亦快，疗效较好。对正虚不显，邪气较盛者，起效慢，病情难以缓解，常需加用西药强的松、环磷酰胺(CTX)等抑制体液免疫而加强“祛邪”，方能取效，乃至“痊愈”。化疗极易伤阳，由此推测，将CTX看做“苦寒解毒”药，强的松定为“辛热解毒”药，赋予中药之性，纳入辨证论治范围使用，这样克服了中药“短于局部，疏于祛邪”的缺点，更好地发挥“长于整体，强于扶正”的优势。通过临床观察，确实达到了起效更快，病程更短，减少激素、CTX的用量，减少感染次数，病情易于稳定，患者生存质量更高，比中药或西药单用有更好的疗效。是否比不加“辨证”观点的中西药合用更有效，是今后应该继续研究的。
四、“扶正固本”的基本治法
1.调补法即调理补益法，以脾胃为重点，适用于以下多种情况。虚损早期，正虚不著之证，予以香砂六君子汤、四君子汤、益胃汤等扶脾养胃，使化源充沛，其虚自复。脾胃气虚，或脾阳不足，水湿偏盛之证，补中易气壅湿重，扶阳则助湿化热，先予芪薏四君子汤益气健脾，化浊利湿，而后再培补其虚。虚损晚期，气血阴阳俱虚，脾胃衰败之证，先予甘淡平和之品，如香砂养胃汤、八宝粥等调补脾胃，待脾胃气复，饮食能进，则药力能行，后依辨证而补益诸虚。正气虚损，致各脏腑气机运动障碍，失于协调者，如肝胃不和、肝郁脾滞、心脾不调等证，施以四逆散、逍遥散等疏理气机，调和肝脾。
2.平补法即平和补虚法，选用药性平和之品，组成刚柔相济之方，治疗缓慢进展的虚损病证。禀赋不足，老年生理性虚损者，予六味地黄丸、龟鹿二仙膏等平补肝肾。归脾丸治心脾气虚，玉屏风散治卫表不足，杞菊地黄丸疗肝肾阴虚诸证，均属此列。
3.清补法即寓清于补法，适用于正气已虚，余热未尽，或因虚生热之证。温热病后，阴津已虚，余热未尽者，予竹叶石膏汤、青蒿鳖甲汤、清燥救肺汤等。阴虚发热，阴精虚损于内，阳热亢盛于外，热复伤及阴，因果往复，予知柏地黄丸、大补阴丸滋肾阴，清虚火；黄连阿胶鸡子黄汤养心肾阴血，泻心火宁心神。气虚发热时，扶中气，升中阳，甘温除大热，予补中益气汤。值得注意的是本方之中，参芪升柴之类用量不宜增大，否则升提太过，气机壅滞，不但虚热不除，反而变生它证。血虚发热时，营血不足，气失固护，虚阳外浮，予当归六黄汤养血固表，补而兼清。阳虚发热系阳气不足，水湿留滞，湿、食积而化热，治以扶阳散寒，在温阳方中少佐苦寒清热药，如黄连理中汤，顺应病势，阳复热除。
4.温补法即温热补益法，用温热性的补益药，或补益药配以辛温散寒药，以达到回阳救逆、扶阳散寒的目的。卫阳不足者，玉屏风散酌加温阳之品。阳虚兼寒者，附子理中汤、真武汤。阳虚兼表寒者，麻黄附子细辛汤。阳虚阴盛，虚阳至极，予参附汤、四逆汤等回阳救逆，温阳散寒。
5.峻补法用大剂疗效可靠、效专力宏的补益药，治疗虚损重危证，取收速效之功。阳气厥脱，以独参汤、参附汤、四逆汤、参附注射液，参芪注射液，益气固脱，回阳救逆。气阴两虚重证，生脉散、复脉汤、生脉注射液，急固气阴，挽救危亡。营血亏损重证，未兼邪实，脾胃尚健，人参养荣汤加龟胶、鹿胶、阿胶、鱼鳔胶，直补营血。
6.食补法适用于多种慢性虚损证，选择与虚损病证相宜之食物，且易为脾胃受纳运化者，尤宜食粥疗法。
对于人体来说，《内经》指出“五谷为养”。《伤寒论》提出疾病之后“糜粥自养”。而慢性虚损病患者确有“药疗不如食疗”的一方面，且“药食同源”，故根据粥有充养胃气，易于吸收，口感较好，老少皆宜，制作方便，缓缓固之的特点，临证常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药物治疗和食粥疗法同时进行。基本用药：粳米、生薏苡仁、蕨麻、山药、莲子。肺胃阴虚者，加百合、银耳；偏于血虚者，加桂圆肉、红枣；偏脾虚者，加陈皮、扁豆、山楂；偏肝肾不足者，加枸杞、核桃仁。
五、“扶正固本”的应用原则
本者，疾病之根本，虚实相兼病证中，无论因实致虚，还是因虚致实，均以虚为本，以实为标。因而临证时，首判正气受损的程度，斟酌正邪斗争情况，衡量标本虚实的性质，确定辨证论治的依据，或攻补兼施，或先攻后补，或先补后攻，总以维护正气为要，除此准确地把握补虚与泻实的时机、比例、程度之外，还要遵循以下原则，方能使药与病更合拍，取得较好的疗效。
1.祛邪勿伤正气在疾病之初，因实致虚，或正虚之体，复感外邪，邪实突出，正虚不著，若求胜心切，祛邪之品药力峻猛或使用过久，则祛邪伤正，在所难免。故而治疗之时，祛邪之剂应中病即止，不宜多用。若病邪缠绵，旷日持久，谨防伤正，视病机转变规律，适量佐以益气养血、滋阴温阳等扶正之品。如SLE热毒炽盛期，病程日久，必耗气伤阴的传变规律，治疗时在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方药中佐以西洋参(或太子参)、麦冬等益气护阴而扶正，可望逆转病势。
2.治病勿犯胃气《内经》云：“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伤寒论》亦多处强调“勿犯胃气”。至《脾胃论》进而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此后调治脾胃成为后世医家遵从的重要治法。“勿犯胃气”首先是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取舍过偏、易伤脾碍胃之品；次而视脾胃所伤程度分而治之。素体脾弱者，或既往脾健，但病程日久，服药多杂者，均脾胃易伤。常加砂仁、鸡内金、生山楂等醒脾和胃化滞，防治并行。脾虚气滞者，用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加沉香、大腹皮、莱菔子即消胀理气汤，健脾行气，虚实并重。脾气虚弱者，用四君子汤加生黄芪、生薏米即芪薏四君子汤，益气健脾。中阳不足，甚而脾虚下陷者，附子理中汤、补中益气汤，温中健脾，升阳举陷。对于复杂的疑难病例，证型错杂，辨证难明，无以下手，应悟“上下交损，当治其中”之理，认为惟有“执中央、运四旁”，方能执简驭繁，事半而功倍。这也是在SLE冗长的病程中，始终固护中焦之理。
德国《药物植物》杂志刊发研究论文指出：中药的有效成分是低分子抗氧化剂，它们多数是由高分子多聚物经胃液热处理后释放出来的具有较高生物利用度的分子片断。如黄酮类、胡萝卜素、维生素E、抗坏血酸盐、黄胺蛋白，聚多酚等。且临床试验证明：凡是疗效较佳的病例，病人胃液中胃酸和胃蛋白酶含量都是较高的。反之，凡是疗效较差的病例，病人胃液中胃酸和胃蛋白酶含量都是较低的。这与“留得一分胃气，便有一分生机”、“得谷者昌，绝谷者亡”的中医理论不谋而合，从现代科学角度证明培补脾胃的重要性和相应的生物学基础。
3.扶正勿忘祛邪在疾病错综复杂的变化之中，尤其进入以虚损为主阶段，正气虚损即可表现为多种病征，又是疾病发生和发展的因素之一。同时表现为物质基础的不足和功能活动低下而代谢障碍。故而随时判断正气是否进一步受损，受损的程度，重视疾病的全过程，从虚的本质中发现标实产生的征兆，及时恰切地予以治疗措施，即祛邪与扶正并举，甚至加大祛邪力度，选择得力方药阻断病情的恶化。如SLE病程中，气虚则易气滞、生湿、成瘀，故而行气、化湿、活血之品常施方中。阴虚则生内热，热邪伤津，津枯血瘀，故养阴生津、清热、化瘀之品方中常用。
4.顺应脏腑升降之性气机的升降出入体现在各脏腑的功能活动，各脏腑升降出入运动的协调，才使机体“阴平阳秘”。五脏六腑是人体之大主，总体而言，三焦总司气机运动，是气机升降出入的通道。五脏藏精气而不泻，主升清；六腑传化物而不藏，主降浊。升降与出入有其相对性，具体而言，肺主呼吸之气，呼为升，吸为降。肺与肾而言，前者主呼气而降，后者主纳气而升。肺与肝而言，肺居上焦司气降于右，肝居下焦司气升于左，成为升降之关键。心与肾，心主火下行为顺温煦肾阳，肾主水上济于心滋养心阴，才能水火既济，心肾相交，方为平衡。脾与胃，脾主运化而升清，胃主受纳而降浊，共为气机升降之枢纽。因此疾病之生，无论何因，皆致气机不畅，升降失序，脏腑失调，气血不和 ，阴阳失衡。故有“病因脏腑升降失常而生，治宜从脏腑升降之性”之说。即临证时，不忘脏腑升降之性。治法、方药也应顺从其宜升或宜降之性，疏理气机，调适枢纽，不失升降之机。如：胆胃通降片的研制即遵此意而行。
六、扶正特色方药举隅
治疗虚损证时，扶正注重脾肾，遵从张元素“古方今病不相能也，时易则事易”之观点，继承古方，化裁新方，方药运用灵活多样，临证常以经方、时方、验方合而施之，方能得心应手。限于篇幅，仅举最为常用的健脾方药、补肾组药、益气药，以解其意。
1.健脾方药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位居中州，是气机升降之枢纽。“四季脾旺不受邪”，因而调治脾胃是扶正固本治疗中的重要治法，亦是临证应用最广的治法之一。现仅介绍健脾法中使用最多，在古方基础上加味而成的芪薏四君子汤和消胀理气汤。
芪薏四君子汤，顾名思义，由健脾益气之名方四君子汤加黄芪、生薏仁组成。何以组此方？因为临证时发现，脾虚而挟湿者居多，且脾喜燥恶湿，湿滞气更虚，脾虚湿更盛，而四君子汤补气之力亦较弱，故选补气作用较强，尚有利水之效的生黄芪和健脾益气、渗湿利水的生薏仁与四君子汤组方，似有补气不忘利湿之意，全方益气健脾，补而不滞，虚实兼顾，且防因虚致实，效力更宏。
消胀理气汤，据名可知，功用是健脾理气而消胀。它由仲景之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加沉香、大腹皮、莱菔子组成。究其组方之义，脾胃为气机升降之枢纽，一升一降共司平衡。若脾气虚而失于健运，则脾气不升，胃气难降，临证多见腹胀痞满，单用朴姜夏草补脾行气，效力单薄，虚胀难除，故加行气止痛、温中降逆之沉香，行气导滞利水之大腹皮，消食降气除胀的莱菔子共同组方，全方健脾理气，兼以消食利湿，临床使用，每获良效。
2.补肾药物肾为先天之本，元阴、元阳之所系，且肾无实证，故补肾法是扶正固本治疗中最具特点的治法。在临证时，应发挥家学，灵活配伍，特立组药应用，旨在相互协同，补偏救弊，突出重点，增强疗效。如用仙茅、仙灵脾、巴戟天温肾助阳，疗精冷；红参、肉桂、鹿茸，温肾壮阳助命火；杜仲、川续断、骨碎补，偏于益肾强腰健膝；益智仁、山萸肉、五味子、桑螵蛸，偏于益肾缩尿涩精；莲须、芡实、金樱子、锁阳，偏于益肾收敛固精；龟板胶、鹿角胶、阿胶、鱼鳔胶一组，则填精养血，阴阳双补，尚能止血摄精。而以下两组在组方时结合现代药理研究结果，融入辨病成分：杜仲、白芍、寄生、川牛膝养肝肾，抑肝阳，重在降压；首乌、草决明、黄精、生山楂补脾肾，清肝热，化瘀浊，重在降脂。
3.补气药物现代免疫学研究表明，此类药物具有双向调节作用，能改善机体的反应性，增强机体对有害刺激的防御能力，加强机体适应性，成为机体功能的调节剂。在临床上虚损之证，气虚为先，故益气药最为常用，其中人参类最具代表性。以下对参类药物应用作以介绍。
人参类：包括人参(东北参)、西洋参、党参、太子参。其中东北参根据炮制方法不同分为：野山参、生晒参、红参、糖人参，归心、肺、脾、胃经，具有补肺强心，健脾益胃，固表敛汗，养阴生津的作用，善于治疗一切气虚证，偏重于上、中二焦。东北人参：性偏温，能大补元气，补气之力最强，效力精专，适用于气虚重证，气脱危证，除此之外，临证多在阳虚证中施以本品，益气助阳，增强脏腑机能，如在癌症患者手术、化疗之后，元气大伤，阳气不足，多用红参。SLE患者，CTX冲击治疗后，元阳受损，易感风寒，白细胞低下，亦多用之，本品有滞邪碍胃之弊，应当同时予以行气和胃之品。西洋参性偏凉，补气之功似东北参，而生津之力强于它，且少滞邪之弊，对气阴两虚之危重证最相宜，在SLE病程中，有气阴两虚者，本品最为得力，缺点是价格较高，必要时可用国产洋参或糖人参加养阴生津药代用。党参：性温，补气作用较好，但弱于人参和西洋参，疗效可靠，药用最广，价格较低，临床应用于各种气虚证，亦应注意滞邪气壅之弊。太子参：性平而微苦，补气之力最弱，兼能清热生津，无滞邪之弊，对气津两伤、虚证不甚者最为适合。
七、对标本虚实的剖析
“扶正固本”学说是中医治疗学的重要原则，也是中医治病的根本大法之一。近几年来，随着中西医结合的发展，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越来越多，并且已收到良好的效果，成为国家的重点科研项目。有鉴于此，从数十年来的中医临床和教学实践出发，以下就与“扶正固本”密切相关的几个问题，谈一些认识。
1.从“物质基础”和“功能活动”来理解“本虚”中医生理学观点认为“精”为“物质基础”，“气”为“功能活动”，“神”为生命活动之外象。“精”和“气”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宝贵物质，也是脏腑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正常的生理活动，又在源源不断地产生和补充着“精”和“气”等基本物质。例如：精从来源上讲，有“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所谓“人始生，先成精”之精，是禀赋于父母，是与生俱来的，此为生命之源，所以称为“先天之精”。可见，“先天”是“后天”存在的基础，所谓“后天之精”是指饮食物经脾胃功能作用，消化吸收后之水谷精微所化生之“营养精微”物质，它不断地充养“先天”，因此，“后天”是“先天”发展的条件。所说的“生在先天”“养在后天”即是此意。看来，“后天”之充养，意义重大。因为如若“先天”不足，可加强“后天”充养之力，以资补救。相对地，如“先天”旺盛，但“后天”失养，势必也能将旺盛造成不足，其所以强调“后天”，是为“扶正固本”建立牢固的思想基础。这种富有生命力之精，是人身之气的物质基础，所以有“真阴”“真阳”之称。不论“先天”和“后天”之精皆封藏在肾，因为肾为脏，脏属藏精气而不泻。因此，“精”盈则生命力强，适应性好，有抵抗力；若“精”虚，则生命力减弱，适应性和抵抗力也就减退了。
同样，气也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之一，《内经》所说“肺生气”，形象地以“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为气”，说明了气的概括内容。其中，元气包括“元阴”和“元阳”之气，其来源于“先天”而赖“后天”之充养不断滋生。藏于丹田(下气海)，借三焦之道，通达周身，推动五脏六腑等一切脏器组织的活动，为人身生化动力的源泉。因此，元气愈是充沛，脏腑就愈强盛，身体就健康少病。相反，如“先天”禀赋不足，或久病损伤元气，则脏器虚衰，抵抗力差，就会招致一切疾病。所以历代医家在治病时都非常注重元气，以固根本，所谓“寿世保元”即是此意。
至于藏于胸中上气海之宗气，是饮食水谷所化生之营养之气和天气通于肺，吸入大自然之气的结合，它可助肺司呼吸和贯心脉以行血气。宗气和元气之结合就叫“真气”，正如《内经》所说：“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也”。可见，由元气之激发，宗气之助心肺，如此之结合，运行于经脉之中，起充养周身，维持生命的作用，才是真气的实际用途。另外还有营气、卫气，营气是营运于脉中的精气，它出于中焦，注入手太阴肺经，循十四经之道，昼夜不息，营运于周身上下内外各部分。卫气所不同者，善于游走窜透，所以它不受脉道的约束，而行于脉外，卫为阳气，所以温养肌肉、皮肤，有保卫肌表抗拒外邪的功能。
血和气一样，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如《内经》所说：“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血在脉中运行，奉养全身，如目之视，足之步，掌之握，指之摄以及皮肤的感觉等，无不需要血液的运行以供给营养，内在五脏六腑，外而皮毛筋骨，都必须在血液运行不息的状态下，才能得到充分的营养，才能维持其功用。
总之，精气神的论点，主要是说明人体的“阴阳生化”关系。而这三者的结合，正体现了物质、功能、现象三者的互相关联和不可分割的统一性。功能和现象的物质基础是“精”，精是一体的，所谓先后天之分，不过是同一关系下的包含着时间概念的对偶概念，反映其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关系罢了。由此可见，精气神三位一体的论点，反映在中医的生理方面，突出地体现了对有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性，所以三者之中，精是根本，气是动力，而神为主导。古人称精、气、神为人身之三宝，是有其深切意义的。鉴于人是一个整体，所以上下、左右、内外都是统一的，尤其以五脏为中心的脏腑学说，是祖国医学生理学的核心内容，因为脏与脏、腑与腑、脏腑彼此间有着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例如局部的不协调，会影响整体，相对地使整体的功能低下(本虚)或亢盛(邪盛)更能加重局部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则是指的疾病，轻则脏气虚衰，重则损伤气血，甚而严重者，耗损阴阳，这阴、阳、气、血之不足即是“本虚”的具体内容。
“本虚”的原则不外“先天不足”和“后天失养”。“先天不足”由于精气不充，每致脏气虚衰，呈现出一系列功能不足，虚失所养的象征。“后天失养”包括久病虚弱及病后失养，由于给养不足及病患之耗，培补不力，造成精气内亏，脏腑功能低下，虚候层出不穷。
此类病况临床非常多见，常以“扶正固本”治法获效，如以心脏疾病，从气血阴阳的观点来看，乃属一个“虚”字，以“扶正固本”着手，“补气”可加强“帅血”之力，补血可增强“润养”之功，“补阳”可加速循环功能，“补阴”可达“镇静安神”作用，故而对冠心病拟定了“扶正气，固根本，开化源，增动力，执中央，运四旁”的18字方针，以“扶正固本”为前提，从“开化源”健脾胃着手，目的是增加“动力”，因为只有从中焦脾胃着手，才可起到“执中央，运四旁”的作用，此法竟收到意外之功，使无数病人恢复了健康，足证研究此题之前景十分广阔。
2.从“代谢障碍”来认识“标实”从《内经》“精气夺则虚、邪气盛则实”的论点来看，“虚”的内容是“正气虚”、“实”的意义是“邪气实”。“正虚”不管是因于“先天不足”、或者“后天”疾病所伤，总为“本虚”。“邪实”不论“实”到何种程度，皆为“标实”。而由功能性“代谢障碍”所造成的“标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脏腑功能不足之“正虚”形成的。那么反过来说，因为“标实”(例如邪恋日久)同样可以导致“正虚”(如病久伤正之说)。往往的情况是“正愈虚”，所表现出的是“标愈实”，可见二者的关系是相互影响，不是决然无关，由此足以证明所谓“标本虚实”的二重性。有关“本虚”的情况前面已略述，现再就有关“标实”的问题举例以叙述，兹举“气滞血瘀”和“痰湿困阻”例证，来讨论脏腑功能障碍的本质性原因。
(1)气滞血瘀：生理上气血之密切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为用，而在病理上所以很难将“气滞”和“血瘀”截然分开，而“气滞”和“血瘀”在提法上虽可分可合，但在临床上必须从“虚实”上着手。
其虚的一面有“气虚”和“血虚”，这是由于脏腑功能不足，因此化源不充，所表现为：喘汗乏力，气不足为用，血脉空虚，运行无力、缓慢郁滞等。其实的一面有“气滞”、“血瘀”。“气滞”的一系列临床症状，如憋胀郁闷等皆因气机阻塞不能通畅之故。而“血瘀”之锥刺针扎，瘀暗涩滞的表现系由瘀血阻络、血行不畅之象。
对临床上常见之咽喉阻塞感(所谓梅核气即是)，又如呃逆频作，再如胸闷、胁痛、腹胀等胀闷之气滞病证和全身各部的局限性刺痛暗滞，及(久痛入络)慢性痛证甚而肌肤麻木不仁等瘀血病证，若进一步探讨其病因实质，就必须从脏腑病理说起。
“气”为肺之所主，但在来源上如前所述，必须由肾精所化之元气，和脾胃营养精微之气与吸入自然之气结合而成为宗气。元气和宗气结合才是人之真气，同时在分管上也各有己职，如肺主呼气，肾主纳气，所以“气虚”要追究是肺气虚，还是肾不纳气，或者脾的生化之源不足？不可断然为肺。
此外，气之输布运行，尚需肝之疏泄条达密切配合，因肝之疏通排泄作用可通畅气机，肝之主升，促使了肺之主降，如这种阴阳升降的运动形式遭到破坏，特别是肝气郁结，“气滞”的病证则往往伴肺而生。
再谈血，血在脉中运行，由心所主，其所以在正常生理情况下，不至于散流外溢，乃是由于脾之统摄作用，肝之藏血实质上是调节其量，脏腑学说中有“肝肾同源”之语，因而在生成上也有精血互化之说，可见血虚之因，要追此四脏之责。
至于实证“瘀血”一定和气滞有关，因为“气为血之帅，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凝”的正确理论，故而“气滞”不一定有“血瘀”，“血瘀”则一定有气滞，也就是说“气滞”的进一步发展会形成“血瘀”，试想气虚，血虚之中是否会有“实”呢？“气滞”“血瘀”之中是否会有“虚”呢？
(2)痰湿困阻：湿痰是“代谢障碍”之病理产物，人体生理功能在正常情况下，肺之宣降通调，脾之健运散精，肾主膀胱三焦水道通畅，就无所谓“痰湿”的滋生。但临床上之痰湿致病，每每多见，如慢性气管炎之痰浊阻肺，肺气肿之痰喘，痰热蒸腐之肺脓疡，还有如神经系统之所谓痰“蒙心阻窍”，以及淋巴结核之“痰核流注”等。
因湿而致病的种类就更多了，如湿邪中阻，清阳不升之眩晕，浊气不降之呕恶便秘，湿与热结之肝炎，水湿泛滥之肾炎，湿热下注之膀胱炎，寒湿下注之妇科带症，湿盛之濡泻，湿滞经脉的痹证等，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湿痰在病理上，虽可责之于肺失宣降，脾失健运，肾不制水，膀胱气化受阻，三焦水道闭塞等原因，但以明代张景岳之“其标在肺”、“其制在脾”、“其本在肾”之论点，尤以“其制在脾”(制为制约之意)来解释最为得当。因脾居中央，为上下之通道，升降之枢纽。况脾有喜燥恶湿的特性，而脾虚最容易生湿，且湿盛也最易困脾，故《素问·至真要大论》(即病机十九条)所说：“诸湿肿满，皆属于脾”是至为恰当的。可见，治脾可纵横捭阖，可左右逢源，上述所举之病证，皆因之于痰湿使然，然痰湿之源皆生于脾，故脾便是实质之所在，因此抓住了脾，就是关键之所在，故以此为着眼点，所以常获满意疗效。
临床上常常可确认为“实证”的病人，在治疗上是否皆可以攻为主呢？例如如上所举之“气滞血瘀”和“湿痰困阻”之“标实”例证。所谓实证以攻为补，如“气实宜泄之”“血实宜决之”等，这当然有刻不容缓的一面，如急腹症，以荡涤腑实，通里攻下，其实目的也是为了扶正。又如汗吐下法，皆指此意。
正如以上所述，“标实”所造成之“本虚”或由“本虚”所致之“标实”决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实属“虚实相间”，所以要“补泻同用”。其实前人之“攻寓于补”或“补寓于攻”之法早就有了。笔者认为“同病异治”要看标本，“异病同治”要看性质。决不能只见“现象”而忽视“本质”，同时还应掌握治本要稳，治标要准，“治本”不可操之过急，“治标”不能贻误病机，正如老前辈岳美中老师所说：“治疗急性病要有胆有识，治疗慢性病要有方有守”，这是确切精当的至理名言。
3.从“治病勿犯胃气”联想到的问题“胃气”学说，由来已久，自《内经》：“人以胃气为本”；“纳谷者昌，绝谷者亡”，尤其“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之观点提出以来，已被历代医家所高度重视。如东汉张仲景在其所著《伤寒论》中，曾多处强调“勿犯胃气”，并以中焦脾胃为中心，创立了许多著名的方剂，如补中之建中汤，泻中之承气汤，温中之理中汤和清中之白虎汤等，两千年前的虚实寒热辨证分明，以补泻温清，眉目清晰，这种学术实践，后人推崇备至，为脾胃学说奠定了基础。到宋元时期，在学术争鸣中，创立了“补土派”，产生了李东垣专论脾胃学说的专著《脾胃论》，为治疗内伤杂病，开辟了新的门径，后世有“外感崇仲景”，“内伤尊东垣”之说。李东垣在《内经》“气血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进而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使脾胃学说得到长足的发展。之后更有“肾为先天之根”，“脾为后天之本”之说。然而“先天”和“后天”孰为重要，竟展开了争论。东垣说：“凡治肝心肺肾之有余不足，或补或泻，惟益脾胃最切”。明·赵养葵则说：“世谓补肾不如补脾，余谓补脾不如补肾”。其实，赵养葵乃至张仲景的温补主张，不仅未否定脾胃学说，相反推动了脾胃学说的进一步补充和发展。后世谓“肾阳”如“釜底柴薪”就是例证，因为脾的运化要靠肾阳的温煦。足见“先天”和“后天”是互相促进、互相补充的。脾胃是生化之源，气血皆赖以养，临证时无论“先天”不足，“后天”失养与病后失调等，皆应从脾胃着手，方可得到充实。“治病勿犯胃气”成为历代医家的一条戒律，道理也在这里。李东垣认为：“内伤脾胃乃伤其气，外感风寒乃伤其形，伤其外者为有余，有余者泻之，伤其内者为不足，不足者补之”。可见他在治内伤证时是以培“本”为主的，他还在《内经》“劳者温之，损者益之”的治疗精神启发下，提出了内伤脾胃是“阳气不足”为主，所以升发脾胃之阳气，便成了首要任务了。在这种认识指导下他创制的“补中益气”“升阳益胃”成为后世常用有效药方。
古人提出的治病必“护胃气”的原则是“扶正固本”学说又一体现，因为“胃气一败，百药难施”，切不可丧失机会。这对于只顾治标，不注意固本，专以攻为主，而滥用苦寒者，是一大警告。
此外还有“祛邪勿伤正”及“扶正勿留邪”的问题。我认为，其目的与“勿犯胃气”同理，仍然是立意于维护“正气”。如以癌肿为例，此类患者大多消耗很快，皆有“正不胜邪”之证，如是上述，在“扶正固本”的思想指导下以补气、补血、补阴、补阳为先导，兼以“祛邪抗癌”，就有可能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调动身体的抗“邪”能力。无疑这种“支持疗法”，在临床实践中会获得比较满意的效果。
再如，“肺气肿”，我们在“扶正固本”思想指导下，主要用补气、健脾、益肾之法，大凡气虚痰喘，辨证重点在肺、脾、肾三脏，而从健脾着手，较为恰当，因健脾可以益气，健脾也能补肾。同样对于痰喘也应从健脾着手，因“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而健脾可化湿，通过“扶正”断绝生痰之源，达到既“扶正”又“祛邪”的治疗目的，此法在临床上不论“张口抬肩，呼吸困难”的气喘或“痰饮流涎，胸高仰息”的痰喘，乃至青少年之支气管哮喘等病，疗效皆令人满意。
4.从临床辨证入手，正确运用“扶正固本”法在临床实践中，病虽顺逆万千，但依“所谓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也，故满而不能实也”之生理状况说明病理情况不明之五脏以虚为本。鉴于此，我们在疾病错综变化之中，虽然难以一一理清头绪，但随时判断病者正气是否受损，甚或受损程度如何，却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这是斟酌“正邪斗争”情况，衡量“标本虚实”性质，确定论治措施的依据。下面举例以资说明：肝炎病是常见病多发病，从衡量“标本虚实”性质，确定论治措施的依据。中医病因辨证可概括为湿热二字，湿邪化热或湿热合邪，甚而热邪化毒等；很明显，“实证”非常突出，在一段时间内，用清热、利湿、解毒这种“祛邪”治法，确有明显效果，但如在“祛邪”的同时不注意扶正，经慢性过程后，常常会形成所谓“邪盛正衰”的病理表现，由于“正虚”有时表现的不够明显，而“邪盛”却表现的非常突出，若此时仍求胜心切，还是直追猛打，那么“祛邪伤正”之问题就在所难免了，所以“太过不及”与“虚虚实实”之戒是应记取的。因此对慢性迁延性肝炎，在祛邪治标的同时，一定要配合扶正固本，即在前法基础上取舍过偏药物，而适当增入益气、健脾、养血、疏肝之类，方可达“扶正祛邪”之力。病至肝硬变时，由于肝脾肿大，胁下痞积形成，所现刺痛有定位，颜容瘀暗，舌质青黑，脉象涩滞，很明显是瘀血证候无疑，当然要施治于活血化瘀之法了，但是，仅仅是立足于活血化瘀法还很不够，尤其尽行攻破更为不妥，须知病至肝硬化，就其时间来说，已非短期病程，仅从湿热而言，湿为阴邪，恋久伤正，损伤阳气；热郁化火，火毒伤正，阴血受损，既成气血受害，必然失其节度，造成气无帅血之力，血失充脉营运，而形成气机不畅，经络瘀阻，邪聚痞积由是产生，如见邪聚痞积之实，而无视病理过程伤正之虚，以此定治法，岂不太偏？
所以要正视疾病全过程，尤其要从“实”的现象下窥探“虚”的本质。由此可见，其病所以形成“标实”，一定有邪伤气、血、阴阳之伤正过程，实际上专对瘀血肿胀，用活血化瘀法时，也应益气为先，增强“帅血之气”，动力增强了，气行也必无滞，相对地活血化瘀之中增进养血药物，才能化瘀生新，要比单纯攻破更全面，这样从益气养血着手加以活血化瘀，就有“扶正固本”思想了。
肝病及至晚期即为肝硬化腹水，腹水形成腹部明显突出，古人谓“单腹胀”“水臌”即是。此时，患者一腔腹水，小便滴沥难下，痛苦异常。医者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精神，化湿利尿，逐水之法已在所不忌，欲求水邪急退，以济燃眉之急，往往的情况是事与愿违，欲速而不达。试想，此水湿邪居之形成，经过了漫长的过程，病情早已复杂化，远非单纯之攻逐所能奏效。
《内经》之“至虚有盛候”用来形容肝硬化腹水，确很形象。面对腹水膨隆之“标实”一定要看到“本虚”的严重程度。还以气血阴阳而论，气虚的表现如乏力、困倦、动则气喘等，还有，满腔腹水无阳以化之阳虚证候。再看血虚生燥之肌肤甲错和血虚失养之面容黧黑，乃至缺津之舌干及阴虚内热之舌质红赤等，若论及治疗，此病至此期，确系头绪万千，如从“标”说起，先论化湿，必须先以健脾，脾健自能运化水湿，再说利尿，必须予以温肾，肾阳之温助膀胱才能化气行水。最后说逐水，必须疏利三焦，此三焦简言之，自下而上，所谓“其主在肾”说明得肾阳之温煦脾阳才能运化，所谓“其制在脾”。如是才能有“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经四布，五经并行”之过程，其中通调水道因肺为水之上源，只有肺之正常宣降，才可体会“其标在肺”，此处“标本”兼顾之法必须用之得当。若再说“固本”还是气血阴阳， 但补气要行气，补血要疏络，补阴要助阳，补阳要和阴。除此补虚泻实外，还需疏通肝气，通畅气机，促使升降，这样才能增强功能，促进代谢，清除障碍，决非简易之法可比拟。
综上所述，“治病必求其本”，本者，疾病之根本。从虚实而讲，无论是因虚致实，还是因实致虚的虚实夹杂证，均以虚为本，故而应该采取扶助正气以愈病的原则。扶正固本，绝不是单一的应用补益方药，而是应该根据正邪消长(斗争)情况，辨别标本虚实的性质，确定辨证论治的依据，视标本虚实的缓急，或虚实并重，攻补兼施；或先攻后补，攻中寓补；或先补后攻，补中寓攻，选择相应方药，遵循“祛邪勿伤正气，治病勿犯胃气，扶正勿忘祛邪，顺应脏腑升降之性”的原则，同时“补气要行气，补血要疏络，补阴要助阳，勿忘清热，补阳要和阴，勿忘利湿”，不要偏执补其一，圆机活法，知常识变，方能“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脏，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