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们管过年三十叫“熬年”，临近年三十那几天，开始洋溢着过节的气氛。到年三十这天，家家都在忙着蒸馒头、剁馅儿、包饺子，煎炒烹炸各种过年的美食。天快黑下来时，街上便响起阵阵鞭炮声。大人们打发我们吃完了饺子，我便和伙伴们跑到街上去放鞭炮。整条街上、院子里噼里啦响起爆竹声，人们出来进去，个个脸上都充满了喜气。
那时节，电视还没有进入家庭，也没有如今牵动亿万人心的春节联欢文艺晚会，甚至连一台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都很贵，一般家庭是买不起的。唯一娱乐是家家连着有线广播，那只挂在墙上的木匣子，听有线电台播放歌曲戏剧还相声快板书什么的，在春节里，有线电台的广播就是人们最主要的娱乐工具。再下来要做的，就是熬年了。
熬年对孩子们来说，其实是比较虚无的东西，较实际的是等着那一年一回的压岁钱。大人有规定，压岁钱只是在娃娃们睡了以后才给。而孩子们这时的心理，就有些迫不及待。出于好奇，惦记着早早将那为数不多的几个压岁钱拿到手上才是一种满足。因之便为了等待这一庄严时刻的到来，熬年就不惜熬得眼皮儿开始打架，睡意渐浓时，还半睁半合地在那儿挣扎。常常是半夜刚过，困意上来，不知不觉倒头便进入梦乡。待到早晨时分，一夜的睡梦中被一阵鞭炮声惊醒，才急急地揉着眼睛爬起，首要的一件事就是先翻看自己的枕头下面，屏气凝神地看看大人今年给了多少压岁钱。
那年头的家长们手头也都紧巴，零钱有限，即使给也只是个象征，多少给几个，充其量够买几挂鞭，再就是买两样自己平时想买而因囊中羞涩买不起的物件，诸如洋片、小人书等，再有就是约上几个同伴去看场电影。
那一年，我们得了压岁钱后，欢欣的跑出屋子，互相数数自己手中的压岁钱，小心的藏好，暗暗计划着给自己添置几样心仪已久的玩物。
去买一卦鞭或几个二踢脚，就理当成为首选。
大弟因舍不得去买鞭炮，就在街上捡别人放完弃于街上的瞎炮，回来后，自己再动手加工成一个个“触触炮”，没事就将那些个“触触炮”放着玩。一次，他正玩得起劲，不留神被一枚自制的“触触炮”烧到的眼部，整个右眼眶上的眉毛被烧焦后，眉头上变得光秃秃的，回来后大家见了就笑，问他怎么回事，大弟很委屈地道明原委后，沮丧地询问他这眉毛以后还能否再长出来？母亲便吓唬他说，烧掉了哪里还能长出来？这下好了，我儿变成没眉毛的秃小子啦！大弟一听，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上中学后，到过年时，心里还惦记着压岁钱的事，谁知那个年三十，母亲并未提及给压岁钱的事。心里充斥着失落，便有一种难言的怨气，暗猜测压岁钱的种种，但转念又想，那两年家里的经济情况也确实困难，我们也长到“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年龄，做儿女的也该体谅大人的难处才是，这么想着，心中也就稍稍释然了些，但总是心的不甘，期盼着意外惊喜的降临。到了初一的早晨，身穿了新衣新裤，母亲进来问，怎么样，合身吗？我点头说，合身。母亲带些狡黠的眼神，特意过来伸手摸摸我的衣领，含着笑说，你摸摸口袋，看里面有什么？那话语提醒了我，顿悟了其中的名堂，很快，就从衣服的口袋里摸到两张崭新的一元一张的压岁钱，那一刻，我的心里充满一股暖暖的热流，我望一眼母亲的笑脸，转身便跑到院子里去了。那次，我把两张新票子攒了起来，一直坚持攒到第二年的年三十的晚上。
岁月蹉跎，每逢过年，此情此景，总会忆及自己儿时过年的那淳厚的欢愉与快乐，忆及父母的辛勤养育的种种不易，到年三十的晚上，待春节联欢晚会演出临近结束，伴着午夜钟声厚重的回鸣，我回望一眼已入梦乡的女儿，思绪满满地涌汇于心，逐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悄悄塞在女儿的枕头下面……
原载于1994年12月26日《太原晚报》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