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琼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土匪文化根基。土匪作为专制社会的叛逆，一方面破坏了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给平民百姓制造祸端，十恶不赦；另一方面又树立了啸聚山林、造反求生的榜样，成为受尽压迫的下层民众理想中的英雄好汉，万古流芳。豫西山区，因其优越的地形地势，多年来隐匿着无数匪群，鲁山地域也在各类土匪兴盛之时，形成了独具地方风情的“杆子”，在厚厚的中华匪史中占据了不可或缺的篇章。鲁山的土匪文化，也因其民风的异样，具有了鲜明特点，这又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多姿多彩富有情趣的素材，因此，在我们惊诧于土匪文化何其博大的社会属性时，更愿意从文学处着眼，探寻文学在这个文化之上的建树。本土作家叶剑秀，无疑成为了勇于实践的第一人，他的鸿篇巨制《野太阳》，不仅完成了本地文学长篇小说的成功突破，更可贵的意义在于，它以文学的形式，谱写了土匪文化壮美的史册，吟唱了一曲人性嬗变的颂歌。
主人公赵子开，本是普通农家子弟，聪明、善良、勤勉、淳厚，有着较为愉快的童年。但是父亲突遭匪害，家道败落，孤儿寡母从此陷于困苦生活。所幸母爱如山，生活的希望尚存，赵子开在外学艺，赢得了东家姑娘的青睐，年轻人内心的梦想依然灿若朝阳。故事照此发展下去，将是娶妻生子，子嗣相传，男耕女织，安宁祥和，共赴小康。但是，命运却非要捉弄一下与土匪不共戴天的赵子开。由于惹怒乡绅恶霸，遭人追杀，赵子开走投无路，遁入匪寨。接下来便是寻亲复仇，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凭着年轻气盛，胆略过人，赵子开斩首服众，自立为王，俨然山中枭雄。这样写来，仍不失为一部“逼上梁山”的惊险传奇小说。然而，叶剑秀并不满足这些常见于传统文学中，温良百姓成为疾恶如仇的英雄豪杰的表述，他做了更深刻的思索，他想通过赵子开的从匪历史，探究“人性到匪性的蜕变”，转而完成“从匪性到人性”的回归。从这一点来看，他做到了，因而也就使得《野太阳》不同于一般的通常意义的土匪小说，他在阐述人物命运史，借着精彩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人性变化中凄美的情感历程。
好的小说必定有个独具个性的让人铭记在心的人物，为了塑造赵子开这一血肉丰满的形象，作者让他陷入与三个不同女性的爱情纠葛之中；为了让这个草莽英雄“人见人爱”，作者又让他自幼受到良好教育。这样，天资聪颖，武艺超群的青年人，不但身强体健，英俊威武，而且知书达理，通晓兵法。身为匪首，他独断专横，却正义在胸，惩恶扬善；面对强敌，他深入虎穴，出生入死，既料事如神，又心狠手辣。特别是对待女性，他情感细腻，体贴入微，既得小家碧玉如王素云的崇拜，又被知识女性如荷姑娘所欣赏，更是良家妇女如罗秋雁的依靠。这样完美的男人之所以如此迷人，缘于他身上最突出的品格，那就是与生俱来的野性。这种野性是对邪恶势力的殊死抗争，是对幸福人生的积极追求，是生命激情的澎湃，是原始欲望的张扬，正如《野太阳》所唱的：“头上有个野太阳，俺怀里揣个郎。白天想你去挑水，黑夜想你敲打床！”“匪事情仇刀枪见，功过是非济沧桑。身后不谈功名事，往事如烟论短长。”
由娇美女子口中唱出的《野太阳》，更能彰显人们对理想情人的诉求，当然，这也是作者的理想诉求。
体现在赵子开身上的野性，还有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品格。占山为王，独霸一方，他心中自有主张，杀恶霸，抗官兵，锄汉奸，驱日寇，他深明大义，绝不服软，即使在穷途末路，也不思卖身投靠。这样的绝对自由精神，在长期专制国度，在始终难以摆脱禁锢的生存状态下，恰恰是人们对强权、暴力的反抗，也是对理想世界的期盼。这种精神，其实在今天，早已体现在走出乡村、投身城市的大批青年身上。虽然作者提供给我们的是无拘无束、称王称霸、打家劫舍、睚眦必报的土匪人生，但压抑在人们内心的野性怎样才能得以宣泄，又怎样才能找到适当的表现，则无论是什么年代，都是激发青年人走向世界、实现自我的原动力。这样说来，《野太阳》所讴歌的爱恨分明、生死依恋、忠肝义胆、浪漫温情不就具有了更新美的现实意义吗？
土匪文学，因其精彩离奇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富于传奇经历的人物常给人飘忽朦胧的感觉，而朦朦胧胧之中又暗含诸多难以明确表达的主题，因而形形色色的土匪就成为许多作者笔下之爱。叶剑秀的《野太阳》大肆铺展了人物个性之后，在结尾处又巧妙地收手，留下了似是而非的结局，似乎预示着没有边际的野性终究难成正果，这是历史史实的局限，也是现实要求的局限。这类似圆满的结局虽然不是小说家最中意的结果，但也不能不说符合了更多读者善良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