磊子
与剑秀结识，很有些年头了。那时我们都还年轻。他在鲁山县辛集乡当老师，传道授业解惑之余爱写点抒情散文，笔触细腻，情思缜密，更难得的是字迹非常娟秀，俨然灵心慧质。于是我便一厢情愿地以为她是个窈窕淑女，禁不住浮想联翩有望梅止渴之意。及至终于相见，却是一条虎背熊腰的壮汉，喝起酒来颇有古代侠客之风。
啊啊，一晃就是二十来年了。人到中年，就像庄稼长到了成熟的季节，总该结出些果实来。近日，叶剑秀酝酿多年，殚精竭虑，终于推出了他的长篇小说《野太阳》，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取材于当地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以赵子开的生平为主线，向我们展示了鲁阳县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幅绚丽多彩的风情画卷。人物形像鲜明，故事情节曲折。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对当地方言的运用，诸凡士农工商，引车卖奖者流，无不形神兼备，肖其声口，几欲出神入化。
然而通篇看下来，也感觉到一些不满足。首先是人物处理上的概念化与脸谱化倾向比较明显。这就把复杂的人物简单化了。小说是写人的，而且是写给人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在征服人心。而人心是最难征服的。兵法上云：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人心的难以征服。自古以来，征服人心靠什么？靠行政命令，不行。靠绳捆索绑也不行，靠杀人放火更不行。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那就只有靠道德文章，春风化雨，靠感同身受，相濡以沫。
其实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全靠一颗心，用心来体察世间万物，用心来感受人情冷暖等等，因此人心是一种最为敏感的东西。没有这颗心，人便只剩下了一个躯壳，毫无意义。具体到小说写作上，那就是要像沈从文先生说的，你得要贴着人物去写。要同自己笔下的人物有一样的冷暖相知和感同身受。在小说家的笔下，是不存在所谓的好人和坏人这个概念的。好人和坏人，正义者和反动派，那都是政治上的定义，而不是艺术上的定义。好人也可能干坏事，而坏人也可能干好事。因此你笔下的每个人物，都要求小说家有一颗公正的心来对待，不能简单地用政治概念来套，这样很容易把人写得脸谱化。你笔下的人物所做每一件事甚至每一句话，你都要给他找出一个充足的理由来。为什么他会这么做，而不是那么做；为什么他要这么说而不是那么说。这就要求你用心去体察你所写到的每一个人物，反复玩味，就像熟悉自己一样来熟悉他，就算是干坏事，也得给出他不得不这么做的理由来。这就是尽可能地贴近人物。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或者简单地给他们标上一种好人坏人的标签，这就是对人物的不负责任。在小说中你只是在匆匆忙忙地交待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那你就不是一个好的小说家，而只是一个旁观者，见证者，或叙事者。这样读者就是在看一件事的发展过程，而不可能有情感的投入，这就大大减弱了小说的感染力。
再者我想说的是，写小说不是写故事，也不是写新闻，不能过于简单地推进情节的发展。写新闻我们都知道，只要把事情发生的地点，人物，过程交待清楚就行了。因为新闻的着重点就在于发生了什么事儿，而小说的着重点却不在于发生了什么事儿，而在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发生这种事情的根源在哪儿？当然其中主要是人的因素，诸如人的性格、人的思想、人的心理。这正是小说家要下足功夫的地方。如果你做得不好，真实的事情也会让你写得很虚假；如果你做得好，那么有些看似不可能的匪夷所思的事情也能让人深深折服。
这也就是为什么小说家不容易做的原因。因为世事纷纭，纷繁复杂，我们在写到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必须要做到了如指掌水到渠成，要不然你笔下的人物就会发飘，就会虚假。这是没办法的事情。美国小说家海明威的冰山理论说，作家所描述出来的，只是冰山露出来的那一角，而更多的东西却在冰山下面被海水淹没着。这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那更多的被冰山淹没的东西，那你露出来的这冰山一角也注定是会破绽百出的。因为人心是多么敏感的一种东西呀，你要让人们相信你写的一切，你就必须要洞察这一切。你没有洞察，文字中就不会表现出来。而文字中没有的，读者心中自然也不会有。所以他们就会认为你写的东西不真实，很虚假，这简直是一定的。
因此一个好的小说家仅仅靠文字功夫好是不行的，还必须是一个杂家和通家。也就是说你得是一个无所不知的全才。因为小说是写世间百态的，你写到什么样的人物，你就得去熟悉什么样的人物，你写到哪个领域，你就得掌握哪个领域。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诸凡五行八做，三教九流，都要求你熟悉，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一言一行，都要做到了然于心。当然不必精通，但熟悉是必须的。不熟悉你就无法写活人物。文字这东西是掺不了假的。因为人心不容掺假。否则你写的东西就注定会流于空泛。而流于空泛，正是小说家的大忌。
这话扯得有些远了。我与剑秀都是文学这座山道上的跋涉者，可以说相濡以沫多年，肝胆相照。因此我才愿意把自己在阅读《野太阳》时的一些真实感受提出来与剑秀共勉。好话不多，逆耳难免。知我罪我，任之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