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金羊毛的寻找者——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学家》一书即将呈现在读者面前之时，自2000年到2003年策划编辑、出版《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民俗学研究”栏目的种种经历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一直以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为核心栏目，为什么在2000年第一期又推出了“民俗学研究”的栏目，而且以中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为第一人呢？
对此，2001年11月，北京师范大学万建中教授应南宁市人民政府的邀请参加第三届南宁国际民歌节时，在我对他的采访中，我们俩人有一段对话作了说明：
徐：对中国来讲，人类学传入也就是近百年的时间，民俗学的传入也是这个时间。对国外来讲，人类学研究的是人的行为方式，也可以讲它是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心理关系，但作为文化人类学所研究的人的行为习惯来讲，实际上与民俗学是重合的，国外的人类学家有些同样也是民俗学家。在中国特殊的情况下，解放以后，人类学被列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被打倒、被禁止研究了，而民俗学（尤其是民间文艺学）因为是民间的东西，在钟先生等人的努力倡导下，却没有被禁止。民俗学和民族学一样一直得到发展。
万：你这一个讲法非常重要，从学科的发展史上来讲，钟先生始终在坚持这样的研究，使得我国现代民俗学和人类学研究实际上一直没有中断。
徐：从这一点来讲他的贡献是非常的重大的，这也是钟先生对人类学的一个重大贡献。
万：对！我们国家的人类学、民俗学之所以能在今天得到飞速的发展，没有中断研究，有一个长期研究的积淀是很关键的。
徐：从一个角度讲人类学曾被中断，但从另外的意义上来讲，由于民俗学有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可以说人类学并未中断。中国民俗学界一直按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在研究中国的民俗和民间文学。
万：民俗实际上不只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一种民众行为、民众的观念、民众对生活的看法、民众的知识，民俗学与人类学交叉重叠的地方就在这里。有许多研究方法，这些学科都是共用的，比如说结构主义人类学方法、象征人类学方法以及解释人类学方法等等。
徐：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钟先生对民俗学的贡献本身就是对人类学的贡献。
万：可以说是跨学科的，因为这几个学科的关系非常紧密。按照某些美国人类学者的分类，民俗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学科分支，或者也可以说彼此是姊妹学科。民俗学研究的不中断性对人类学研究延续性的影响就像对宗教学的影响一样，当时宗教学也是不能提倡的，而民间文学、民俗学则一直在不中断地研究，实际上起了一个很好的带动作用。
徐：所以，由于钟先生的成就与贡献，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的人类学也未曾中断。
万：现在中国人类学研究与国际上接轨得这样密切，与那段时间的积淀是很有关系的。
徐：所以，钟老的贡献，第一他是民俗学的泰斗，第二他也是我国人类学兴起的有力推动者。
万：钟先生之所以名望这样高，不只是局限在民俗学这一领域，钟先生的学科背景是国学的学科背景。你到钟先生家里看，他那些堆积如山的书籍不只是民俗学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书都有，很前沿的书籍他都有，他之所以要求他的弟子们在知识结构上要健全、合理，是从他自己研究的经验得出了对弟子的这种要求。他自己在二三十年代就接触了英国人类学和法国社会学的理论，像不久前翻译出版的迪尔凯姆的《宗教生活的原始形态》一书，在半个多世纪前钟先生就已阅读了，其他还有马雷特的《人类学》、拉罗的《艺术与社会》、莫尼尔的《社会学与经济学》以及葛兰言等汉学家的名著。据钟先生回忆，“五四”运动开始那一年，他还特意邮购了北大陈映璜教授的《人类学》，他的老师西村真次教授的《人类学泛论》对他影响也很大。他的论著，就是多种学科方法综合运用的典范。
徐：正因为钟先生对人类学与民俗学的这样一种不可分割研究，所以他培养的学生中也有跨学科的，比如高丙中博士。
万：对！包括许多博士生写的博士毕业论文都带有浓厚的人类学或其他学科的色彩，这方面的论文还不少。研究对象虽然是民俗，钟先生也一直主张借助于人类学方法，他从来都主张他的学生要涉猎人类学以及其他学科，赞同他的学生从其他角度来进入民俗学领域的研究。
徐：我们讲钟先生对中国民俗学的贡献可以列举很多很多具体的东西，但就这两个贡献，一个是民俗学泰斗，一个是坚持了人类学的研究方向，这已是了不得的贡献。前面一个大家都很清楚地认识到，而后面这个贡献认识到的人也许不会太多。
万：钟先生作为这么大影响的学界泰斗，在整个的人文科学界，他的研究的方法、他的影响都可以为相邻的学界所借用。他拥有扎实的国学功底，又善于吸收国外的理论方法，因此他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建树就非常广泛。在从事民俗学的研究之外，他还从事过文学批评，写过散文、古体诗和诗论，这些方面他的贡献都是非常大的。的确，钟先生的身上洋溢着一种诗人的气质，他的创作热情、研究热情及对民俗学、人类学等人文科学的创造力，与年轻时比可谓是活力不减当年。
徐：这是他永葆青春的活力。就你所说的这点来讲，能在钟先生即将百岁华诞时谈及非常重要，我们既要充分认识钟老对民俗学研究的贡献，也要充分认识到钟老对人类学发展的贡献。
引到这里，民俗学与人类学的关系已十分清楚，可以打住了。这正是我在主持、策划、编辑、出版人类学研究栏目之时，把眼光也投向民俗学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与我一向具有民俗学情结也有很大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文革”严冬过后，枯木逢春，中国学术重建之时，民俗学是我在浙江山区小县——武义县重建我的学术平台时的切入点之一。［1］1983年我有幸参加了金华地区群众艺术馆召开的有关编写风俗志的会议。会上章寿松馆长传达了浙江省编辑写浙江风俗志的精神。会上我接受了编写武义风俗志的任务。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在钟发品、朱连法、唐恒臻、吴钟文、徐荣法、徐从河等武义民间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先于1984年4月29日完成了《武义风俗志》，又于1984年5月30日作为副主编参加了《金华地区风俗志》的编写，1986年11月我又作为一名撰稿者参加了《浙江风俗简志》［2］的编写工作，从此民俗研究一直是我情有独钟的一门学问。1985年进入广西民族学院后，1990年—1994年我主编了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汉族民间风俗丛书》，1997年又主编出版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汉族民间风俗》，2001年又与周耀明合著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汉族风俗文化史纲》。20多年来一直在民俗学园地耕耘的我，在与学者们互动和交流中，认识了许许多多民俗学家。
在与民俗学家们的交往中，我常常被他们坚忍不拔、锲而不舍追求学问的精神所感动、所激励。钟敬文先生在回忆自己20世纪20年代对民俗学产生兴趣时说：“有一天我偶然在《小说月刊》上读到顾颉刚先生的一则读书笔记，那是以新的目光介绍这部中国文献里的奇书的。这大大唤起了我的学问兴趣，我决心要去找寻这种学术上的‘金羊毛’”［3］。
寻找金羊毛，正是世纪之交中国民俗学家们对发展中国民俗学的一种文化表达。熟悉希腊神话的朋友们都知道金羊毛的故事，其大意是忒萨利亚国王珀利阿斯篡夺王位后，为了阻止侄子伊阿宋争位，叫他到科尔喀斯觅取金羊毛。伊阿宁得天后赫拉帮助，造成快艇阿耳戈，和许多英雄一同起程，经历不少艰险，才到达目的地。科尔喀斯国王要他先用火牛犁地，并把龙牙种到地里，才肯给他金羊毛。龙牙下土后忽然变成许多武士，美狄亚施法使们自相残杀，全部死亡，又用魔草使看守金羊毛的神龙酣睡，伊阿宋才取得金羊毛，同美狄亚连夜逃走。回国后，美狄亚再施巫术，烹死珀利阿斯。［4］
从金羊毛的故事中我可以感受到一种不屈不挠的追求精神。可见，钟先生说“决心要去找寻这种学术上的‘金羊毛”’是多么的形象而又生动。
正是基于人类学与民俗学两个学科的亲缘关系，以及对民俗学的情结，我一直关注着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以及中国民俗学界的动态。也正是在这个学术背景下，1999年的暑假，我出席了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在南宁市邕江边的神仙楼召开的一个有关神话的学术座谈会，中午与广西师范学院过伟教授在同一个包厢里休息时，俩人就中国民俗学的现状及未来走向问题作了交流。过教授建议我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上开辟发表介绍中国民俗学家学术成就的论文，并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为我们学报组稿，在发表民俗学家的封面照片的同时，开设民俗学研究栏目，发表封面学者简介和封面学者的学术论文，同时发表该学者对中国民俗学的学术贡献及在中国民俗学史上学术地位的评述文章。于是神仙楼成了《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设置“民俗学研究”栏目的缘起地。2000年元旦以钟敬文先生为封面学者的“民俗学研究”栏目新鲜出炉。在此后的4年中，“民俗学研究”栏目在得到广大民俗学者支持的同时，特别得到了过伟教授的帮助，从2000年到2001年他为我们组了二年的稿。而在编辑过程中，周耀明副研究员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从2000年起一直到2003年，我们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发表了28位中国民俗学家的封面照片、论文和评述文章，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和学术效应。
刊书结合，是我主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做强做大的一个重要举措。为此，我们对某个栏目、某个主题发表了一定数量的论文后，就将其汇编成书出版。迄今为止，已出版了《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1998年）、《本土化：人类学的大趋势》（2001年）、《人类学的世纪坦言》（2003年）三本文集。现在，我又把有关中国民俗学家的论文汇编出版，列入“人类学高级论坛文库”，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以飨读者。
在讨论这本论文汇编时，周耀明建议以“金羊毛的寻找者”为书名，我再配以“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学家”为副标题，这正是今天奉献给广大读者的这本60余万字的《金羊毛的寻找者》。此时此刻，我要对过伟、周耀明两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出版经费的筹措历尽艰难，在此特别要向浙江师范大学陈华文教授、温州师范学院邱国珍教授，暨南大学博士生李冬香、博士生严忠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秦红增博士，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副主编王珏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对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没有他们的资助和支持，本书的出版恐怕要“难产”了！谢天谢地，世上总是热心人多！
徐杰舜
2004年11月21日
于南宁相思湖畔寓中
注释：
［1］我的另一个切入点是汉民族史。详见《汉民族发展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
［2］《浙江风俗简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出版。
［3］钟敬文：《粤风考释·序》，载商璧：《粤风考释》，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4］参阅《辞海（编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16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