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藏书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范钦足迹所到之处留心收集。他曾在湖北、江西、广西、福建、云南、陕西、河南等省做过二十多年的地方官，足迹几乎遍及当时半个中国，因此，有机会收集各地的乡试录、地方志、诗文集等文献资料。二是向藏书之家借抄。他曾向丰氏万卷楼抄书，又与王弇州有藏书互抄之约。王弇州答范钦书云：“所谕欲彼此各出书目，互补其阙失，甚盛心也。……长夏小闲，当如命也。”范钦《吹剑录外集跋》云：“是书，余借之扬州守芝山，冗病相缠，委致几阁，亦且数月，夏五下旬，乃抽闲录之，四日而就。念予善忘，掷笔固不能一一忆也。辛亥岁、甬东范钦识。”可见当时借抄之广，不限于一时一地。三是购入丰坊万卷楼、袁忠彻静思斋等故家散出之书。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说：“是阁肇始于明嘉靖间，而阁中之书不自嘉靖始，固城西丰氏万卷楼故物也。”万卷楼遭火灾，藏书所存无几，幸存之余即归天一阁。后来丰坊穷困潦倒，其碧沚园和万卷楼刻石均归范氏，他曾写道：“碧沚园、丰氏宅，售与范侍郎为业。南禺笔。”四是得自友朋所赠，如钱大昕在编《天一阁碑目》时曾见《赵圉令碑》背面有范钦手书“凤洲送”三字。
现在尚须进一步考证的是范钦天一阁与范大澈卧云山房之间的关系。
《文献》第一辑载《在周总理关怀下北京图书馆入藏的一批善本书》一文，在介绍《佛遗教经》宋拓本的流传经过时，说此本“曾是明代永乐宣德间官吏袁忠彻的家藏，后归范氏天一阁。范大澈在其所著《碑帖纪证》一书中曾有著录”。但是此本不见于《天一阁碑目》，范大澈《碑帖纪证》是这样记的：“……遗教经唐释道常书也。余得宋拓一帙，有剥蚀处，并有宋元及国初人题跋，真奇物也。又得完好一帙，似赵子昂临，俱袁尚宝忠彻家物。近见吴人刻之以射利者，竟不知何人书，要之，不曾见此二种也。”观此可知，《佛遗教经》从袁忠彻家散出后归于范大澈，并非归天一阁。又如《西泠艺丛》第四期，在介绍《集古印谱》一书时，一方面引录乾隆间蒋学镛的跋文，说大澈“性喜收藏古人公私名印，遂编有《集古印谱》”。而另一方面却说大澈“晚年遂将天一阁藏印编集成《集古印谱》”。（蒋学镛《鄞志稿》说得更明白：“大澈集得秦汉以来铜玉印章数千，著为印谱。”）显然《文献》和《西泠艺丛》的作者不了解范钦与范大澈的关系，因而误以为范大澈的收藏即天一阁的收藏。
溯其源，最初混淆二者关系的是清乾隆四十年编印的《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九《初学记》提要谓：“有范大澈印，按后《艺文类聚》中亦有其收藏印记，称‘四明范生’，当属范钦后人，亦天一阁所藏也。”后来，一九三七年《文澜学报》第三卷第一期《两浙藏书家印章考》，便误断为“范大澈字子宣，钦子”。近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浙江文献丛考》一书，亦未加细考，称：“范钦殁，其子大冲、大澈克承先志，续有增藏。”都把范大澈说成是范钦的儿子。至今二个多世纪来一误再误，未曾得到纠正。
范钦和范大澈都是明代的藏书家，他们是叔侄，并非父子。大澈字子宣，又字子静，号讷庵，“从仲父钦游京师，官鸿胪寺序班，使琉球、辽东、朝鲜等处，玺书七下，进秩二品。月俸所入辄以聚书，闻人有抄本，多方借之。长安旅中，尝雇善书者誊写，多至二三十人。年六十七致仕。筑室郡城西郊，翻经阅史，品画评书者垂二十年。万历庚戌（三十八年）九月八日卒，春秋八十有七。所著有《灌园丛谈》、《卧云山房遗集》”。
范大澈与范钦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但有时也因书籍的事闹别扭，生闷气，“初司马公归里，于宅中起天一阁，藏书极浙东之盛。子宣数从借观，司马不时应。子宣拂然，益遍搜海内异书秘本，不惜重值购之，充其家。凡得一种，知为天一阁所未有，辄具酒茗佳设，迎司马至其家，以所得书置几上，司马取阅之，默然而去。其嗜奇相尚若此”。大澈藏书处称卧云山房，“得秦汉以来图书至四五千有奇”，又收藏许多名碑古帖和公私名印。因藏书早散，故后人多知有天一阁，而不知有卧云山房。
那么，卧云山房藏书后来是否归入天一阁了呢？杭州大学历史系编印的《中国目录学史》认为：“范大澈收藏之盛，签题装辑之美，也不减于范钦。后并于天一阁。”此说源出一九三二年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印行的《天一阁藏书考》，谓“阮元《天一阁书目》已并合大澈之藏，故阮氏《天一阁书目》所列收藏印记，即有大澈之印”。这也是一种误传。考大澈藏书印有：“范大澈印”、“子宣父”、“西园”、“生平乐事”、“沧瀛外史”、“范氏子宣”、“明州范生”、“卧云”、“范大澈图书记”、“范伯子”、“四明真逸”、“南海钓者”、“典属国印”、“典客侍从之臣”、“句章灌园叟”、“金峨玉几”、“丹山赤水”、“宝墨斋”等。细检阮元《天一阁书目》及现存天一阁藏书，均不见范大澈的上述印记。合并之说，文献无征。
其实，当万历十三年范钦去世时，范大澈尚健在，卧云山房藏书正当兴盛之时，万历三十八年大澈去世，此时范钦之子大冲也已去世八年。在这期间，不可能把卧云山房藏书并入天一阁。明末清初时期，天一阁藏书增减变动不大，更无购入卧云山房藏书的记载。康熙初年，李邺嗣曾去卧云山房看书，他说：“余家与鸿胪世有姻。余少时曾见其印谱一二册。及选《耆旧集》，往其家借书，虽残失过甚，尚有存者。”又说：“今日追慕其风流，不可复见矣。”可知，卧云山房藏书自大澈殁后便陆续散出，仅仅过了半个多世纪，便已“残失过甚”。至乾隆时“已不可问矣”。如《初学记》和《艺文类聚》皆流入清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