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看了尹壮图的奏折后，着实吃了一惊，急忙召来和珅询问。巧言令色的和珅早就准备好了敷衍的词句，他说：“现在是圣天子临朝，天下太平，海内富足。内外臣工无不忠心耿耿地事奉皇上，哪里会有库藏亏空之事。尹壮图所奏不过是小题大做，为了沽名钓誉而已。皇上若是不信，臣保荐侍郎庆成与尹壮图一起，到各省盘查一下库藏，不就知道实际情况了吗？”乾隆帝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好点头同意。其实庆成一贯黩武成性，正是和珅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
每到一个省会，庆成秉承和珅的旨意，先不忙于盘查，而是大摆酒宴，招待当地的达官显贵，尽量推迟盘查的日期。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宴会显示和珅的势力，笼络当地的官员；二是有意拖延时间，给主管库藏的官员提供掩饰弥缝的机会。等到盘查时，所有的亏空全部被补齐了，最后只能得出“出入相抵，库无亏空”的结论。这时，庆成把脸一翻，指责尹壮图“妄言欺上”，“诬告命官”，并上书严参。蒙在鼓里的乾隆帝信以为真，也认为尹壮图是无事生非，于是降旨严责，给尹降职的处分。和珅阻碍人们言事的企图终于得了逞。在这个故事中，和珅所耍的花招是“欲擒故纵”之计。这个计谋的意思是为了达到“擒”的目的，先让一步，创造制胜的机会，而后乘机图之。在这里，“擒”是目的，“纵”是手段，“纵”为“擒”服务，为“擒”创造条件。尹壮图上奏后，和坤并没有立即反击，而是先让一步，安排自己的亲信陪同他去各省盘查，然后借机大作手脚，使盘查毫无结果，反而给正直的尹壮图制造了一个“妄言欺上”的罪名，达到了“擒”的目的。
龚自珍未雨绸缎
龚自珍是中国近代的著名思想家，他虽很有学问，中过进士，但却一直在清政府冷衙门中担任下级官吏，潦倒终生。他对当时的社会进行过尖锐的批评，多次呼吁要“变革”，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建议，例如禁绝鸦片的走私吸食，废除八股文，用人不论资历，在新疆设置行省等。新疆建省的建议，不愧为颇具战略眼光的政治主张。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古称西域。清王朝人主中原以后，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等节制军务，乌鲁木齐以东地区设立府、州、县等管理地方民政，隶属于邻近的甘肃省布政使。其他广阔地区大多由当地的阿奇木伯克治理，因此清政府对新疆地区的控制较为薄弱，新疆的封建贵族经常借故叛乱，如乾隆间发生的大小和卓叛乱，道光年间的张格尔叛乱等。这些叛乱虽被清廷镇压下去，但叛乱头子的子孙们大多逃往中亚的浩罕国（现在“独联体”境内），时刻伺机卷土重来，继续进行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19世纪初期，英国和沙俄加紧了在中亚地区的争夺，皆妄图染指侵略新疆，中国的许多有识之士开始特别关注新疆的安危，致力于西龙地区地理、历史等方面的研究，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龚自珍于1820年撰写了《西域置行省议》，1829年又在清廷的朝考中写了《御试安边绥远流》，明确要求清廷在新疆设署行省。他认为：清廷以往对新疆实行统治的最大缺陷就是地方上的治民理财大权，皆掌握于地方封建主手中，当地人民信从地方封建主更过于信从清军将帅，中央对新疆控制薄弱，鞭长莫及，这不利于保边卫民，不利于祖国的统一。为此，他提出两项建议。第一，根据新疆北可制南而南不能制北的地理形势，要求将清军驻守重点放在北疆，在南、北疆全力垦荒，这样不但可使民食自给，尚可足军粮之用，只有足食足兵，才能巩固边防。第二，仿照中国内地之制，在新疆建立行省，设置总督或巡抚，下设府、州、县各级官员总揽地方民政事务，各级官员由清中央政府随时任命选调，以加强中央对新疆的政治控制。
这一建议虽未马上得到因循额预的清政府的重视，但龚自珍却对此十分自负，充满信心。
1839年龚自珍赋诗一首“文章合有老波澜，莫作激阳夹漂看。五十年中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龚自珍所料，在其赋诗的20余年以后（1865年），浩罕国将领阿古柏挟持着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率军侵占新疆，非法建立了“哲德沙尔汗国”。沙俄乘机侵占了新疆的伊犁地区。清陕甘总督左宗棠十分欣赏龚自珍的真知灼见，在督兵进军新疆，驱逐了阿古柏侵略者之后，多次奏请清廷赶快在新疆建省。1884年，即龚自珍赋诗的46年后，清政府在新疆正式开置行省，大大加强了清政府对新疆的政治控制，有力地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龚自珍“五十年中言定验”的预言，终于变成了现实。
善筹国者，当高瞻远瞩，未雨绸缪。龚自珍能于数十年前就提出在新疆设置行省的主张，充分显示出他的洞见机先的政治智谋与眼光，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看来，皆无愧为安邦定国，维护国家统一的良策。
林则徐大摆黄蜂阵
清朝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在检阅部队时，发现中国武器实在落后，无法与英国舰队的炮火抗衡。林则徐就命令制造新式大炮，但在新式大炮未造好之前，英国军队仗恃武器先进，常来侵扰。中国军民感到十分气愤，但也无可奈何。
一天早晨，英国几艘军舰又来挑衅。英舰上的水兵趾高气扬，得意忘形地驶近虎门附近。他们突然发现海面上大量的清军水军红缨笠在游动，并逐渐靠近了军舰。英舰指挥官一看，急忙命令开火。命令一下，英舰枪炮齐发。他们以为，一阵枪炮过后，那些戴红缨帽的中国军队全完了。他们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谁知他们笑声未停，却从浓烟中，飞来了无数个黄蜂，嗡嗡地一齐冲向英舰，见人就咬，直螫得英国鬼子“哇哇”直叫，脸红眼肿，抱头乱窜。指挥官一见不妙，急命掉转船头逃跑。但是黄蜂紧追不舍。岸上的军民见了大快人心。
原来是林则徐布下的黄蜂阵。他命令将黄蜂装在尿壶里，封住壶口，再罩上红缨帽伪装成中国水军，退潮时放出海面，漂浮在海面。英舰的枪炮把尿壶打破，黄蜂就飞了出来。直飞到英舰上。叮呀，螫呀，追呀。一时间南海上出现了黄蜂追击军舰的奇观。
曾国藩的用人术
曾国藩是清末咸丰年间的“中兴”名臣，十分讲求用人之道。他不仅提出了一整套较为系统的人才思想理论，而且还从自己的政治、军事实践活动中总结出发现、培养、使用人才的方法。
曾国藩很重视对人才的招揽，提出过不少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其中有一点就是强调人才的互相吸引。他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曾经这样说：“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又如读之有母，难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遮九得一而可得其余。”（《曾文正公书札》卷六）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访求人才不仅要像战国时代的白圭经营商业，雄鹰捕捉猎物那样全力以赴，不遗余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而且还要像青娘之母子相依不离，家雉招致野雉那样，注重人才的相互吸引，使其能够结伴而来。青蚨是古时传说中的一种能飞的小虫，繁殖在草叶之上，其子大小类似蚕卵。青蚨的一个重要习性就是母子相依为生。如果得到其子，其母无论远近都会飞来。据说古时有人根据青蚨的这种特性，分别把青蚨母子的血涂在钱上，购物时，或先花带青蚨母血的钱，或先花带青蚨子血的钱，最后都可以使花出去的钱再飞回来，从而产生了“青蚨还钱”的说法。曾国藩的这一比喻是十分恰当的。俗话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人才中间也是如此。他们之间往往由于兴趣、爱好、专长的相同而建立起各种不同的联系，形成相应的人才群体。利用这种联系招揽人才，通常会取得呼一进百，接踵而至的最佳效果。注重人才的相互吸引的确是广收智士贤人的一条重要的策略。
曾国藩不仅提出了注重人才相互吸引的招揽人才的策略，而且在他的实际活动中实行了这些原则，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如湖南名士罗泽南不仅学术精深，而且很有经世才干，曾经长期为师授徒，弟子门生数以千百计。曾国藩接纳他之后，通过师生关系，招来了罗的大批弟子，如王鑫、李续宾、李续宜、蒋益礼、钟近衡、易良干、王开仍。刘腾鸿等。他们都投笔从戎，成为湘军的骨干人物。徐寿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家，投奔曾国藩之后，又将华蘅芳介绍过来。徐、华不仅在学术上齐名，而且还是同乡。曾国藩在结识了李鸿章之后，又把他的兄弟李瀚章、李鹤章吸收到自己的门下。他利用乡籍关系对湖南人才的罗织更是不遗余力，除了接纳了罗泽南师弟之外，还招揽了郭嵩烹、刘蓉、李元度、彭玉麟、左宗棠、王凯运等人，这些人在后来有的成为统兵将帅，有的成为封疆大吏，有的成为驻外公使，有的成为学界名流，都是清末政界的知名人物。以上所举，仅反映了曾氏广收人才的部分内容。由于曾国藩讲究广收人才的策略，他的幕府在当时清政府高级官员中是最庞大的，集中了各个方面的能吏干员，堪称当时中国人才的大本营。据客闽回忆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八。……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西学东渐记》）这种说法不免带有溢美之辞，但大体与实际相符合。
曾国藩办练湘军虽初只有不到两万人伪兵力，后来规模越来越大。竟然取代了清朝正规军八旗、绿营的地位，成为清王朝所依赖的主要支柱，究其原因。善于招揽人才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曾国藩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主要刽子手，这是他一生最大的污点。但是如果剔除其中的封建主义糟粕成分的话，他提出的人才思想和策略难道没有值得肯定和借鉴的地方吗？
“糊涂”知县断纠纷
清朝同治年间，浙江省鄞县的徐知县乘轿外出，行至县城某米店前时，只见米店门前围着许多人，大家你言我语，似乎在争辩着什么。徐知县见状十分奇怪，命差人前去查看。不一会，差人带了两个人来到轿前，一人身穿粗布衣，一脸憨气，一看就知是乡间农民，另一人衣着讲究，自称是米店店主。徐知县问道：“你们为何在此喧嚷？”农民说：“小人父亲有病，前来县城延请医生，途经米店门前时不慎踩死一只小鸡。店主定要小人赔他九百钱，无奈小人囊中仅有三百钱，不够其数，因而与他争论。”知县问道：“一只小鸡怎能值九百钱？”农民答道：“小人也是这样说，但店主说这只鸡虽小，却是优良品种，只需饲养数月，即可重达九斤，一斤鸡价值一百钱，所以要九百钱。小人实在无法赔偿，请青天大老爷明断，为我做主。”知县转身问店主：“果有此事？”店主答道：“一点不假。”知县听后，对农民大声喝道：“你这乡人，行路踩死他人之鸡，理当赔偿，赔偿之数，并不为多。”责农民立即赔偿。农民忙说：“非是小人不赔，实是小人的钱不够。”知县说：“钱不够，可把上衣卖掉，如再不够，本官替你补足。”当时围观众人虽皆愤愤不平，心中暗骂知县糊涂昏庸，但谁也不敢与知县辩理。农民卖掉上衣后，共凑得六百钱，知县又补给三百，立时付给店主，并连连夸奖店主善于经营，不久必将大富。店主喜出望外，叩头称谢，携钱欲去。知县说道：“且慢，本案刚断一半，你如何能走，站立一旁听本官继续断裁。”徐知县清一清嗓子声宣判说：“谚语云‘斗米斤鸡’，鸡长一斤，向例需米一斗，现店主小鸡已死，无需饲养。死鸡既已得偿，店主所省九斗之米，亦应给予乡人，如此方为公允。”九斗米之价值，远远高出，店主如梦初醒，恍然大悟，连连称赞徐知县真乃神算。乡间农民连忙叩谢。店主听后目瞪口呆，无言以对，只得将九斗米付给那位农民。
俗话说：“十个能说的，说不过一个胡说的。”对于一些喜欢胡搅蛮缠讲歪理的人讲正理，讲道理，如同对牛弹琴，很难以三言两语使其心服口服。徐知县若硬断店主索价过高，必给人以官压人之感，于是他便佯装糊涂，顺着店主的歪理说，当其歪理发挥到极点时，突然话锋一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使其败于自己的歪理之下，正所谓“以毒攻毒。”
刘永福智设“尸体”阵
在清朝同治年间，在中越边境驻扎着一支农民军，因打着黑底白字七星三角旗，叫“黑旗军”，其首领名叫刘永福，是广西上思人。黑旗军纪律严明，深得百姓爱戴和拥护。同治十年（公元1873年），法国国王派驸马、上尉安邺领远征军乘军舰侵占了越南河内。然后溯红河向我国云南、广西侵扰。
越南国王派人请刘永福帮他们驱逐法国侵略军。刘永福率领黑旗军英勇战斗，在河内西城外大败法军，击毙了安邺，收复了河内。
可是法国不甘失败，10年后又派海军舰队司令李威利再度攻击了河内。越南国王又请求刘永福带兵救援。1883年春，黑旗军与法国侵略军于河内西城纸桥大战，使法军连连失利。
这天晚上，刘永福带领部队悄悄来到白天鏖战过的阵地，将双方战死的尸体统统拉走，然后派部队回到一个个尸体原地，持枪拿刀躺下装着死尸。天亮后，刘永福带十几名士兵到前沿阵地假装视察法军阵地。法军哨兵发现了，连忙报告李威利。李威利大声命令道：“抓住刘永福！不让他跑了！”
一百多名法军叽里呱啦地追了过来。刘永福回头就走，一直跑出昨天作战过的阵地。法军见躺在地上的横七竖八的“尸体”，以为是昨天战死者，跨过“尸体”拼命追刘永福。这时，一听刘永福一声枪响，地上的“尸体”全都活了起来，他们个个挥舞大刀，砍下法国鬼子。法国侵略军猝不及防，腹背受敌。一百多人被杀得所剩无几。黑旗军大获全胜。
林则徐密查鸦片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丧心病狂地向中国输入毒品鸦片，19世纪30年代末，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多达30000余箱。鸦片的大量输入，不但使我国大量”白银外流，瓦解了清王朝的统治力量，而且使许多人吸食鸦片成瘾，消耗了资财，搞坏了身体，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面对这一严重的社会财政危机，清统治集团内部有许多爱国人士纷纷吁请清廷严禁鸦片。清道光帝为维护其封建统治，任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主要的鸦片走私地广东查禁鸦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