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7年12月，普鲁士宗教教育大臣阿腾斯坦上任，他确信黑格尔哲学对国家的重要作用，并且面对着不断掀起的学生革命高潮，他想借助黑格尔来平定人心，邀请黑格尔到柏林大学当哲学教授。1818年3月鲁士国王签署了任命黑格尔为伯林大学哲学教授的敕令。
黑格尔欣然接受了一任命，于1818年9月离开海德堡，向西北，顺道访问了歌德，然后到柏林大学就任哲学教席。
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年俸一倍于海德堡大学的年俸。当然黑格尔接受这一任命决不仅仅是，并且主要不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黑格尔在伯林大学的同事有：神学教授施莱马赫，圣经评论家德·维特，物理学教授艾尔曼，稍后还有植物学家舒尔茨等。
柏林时期是黑格尔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正是在柏林大学，他完成了他那巍峨壮观的哲学体系，建立了自己的学派，聚集了一大批才智非凡的学生和追随者。黑格尔的哲学在这里达到了顶峰，同时也使西方古典哲学的发展达到了顶峰。
1818年10月22日，黑格尔就职时，发表了演说，演说一开始，他就颂扬说，普鲁士是科学和文化的中心，精神生活是这个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黑格尔公开美化普鲁士专政制度，粉饰现实，号召人们向现实妥协，表明自己的哲学和基督教的协调。因此，黑格尔得到了普鲁士政府的赞助和支持，黑格尔晚年以及他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哲学实际上成为德国全国性的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成为德国的国家哲学。
在这篇开讲辞中，黑格尔还嘲笑了知识肤浅、性格浮薄的人（指弗里斯等激进派），指出哲学的目的就在于掌握理念的普遍性和真形相。黑格尔宣布：他打算将哲学的真实内容“在诸君面前发挥出来”。
在柏林大学的13年期间，黑格尔讲授过的哲学全书、自然法与国家学、逻辑学与形而上学、哲学史、人种学和心理学、美学或艺术哲学、宗教史、宗教哲学、历史哲学、自然哲学或实用物理学等课程。单看这些课程的名称，其种类之繁多，范围之广，你就能明白黑格尔的庞大而复杂的哲学体系了，他简直堪称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黑格尔的讲授能力大大提高了，他成了一名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再者，《精神现象学》、《哲学全书》这两部宏著的出版，黑格尔的声名大振，许多人都慕其名转到柏林大学，听黑格尔讲课。
下面我们来看看黑格尔的一个学生霍托眼里的“黑格尔”吧。霍托认为他在黑格尔的世界观中，找到了他出于一种内心的迫切愿望而经常探寻的东西：生活和艺术的和谐，现实和诗的和谐。
霍托这样描述黑格尔给他的第一个印象：还是在我大学生活开始的时候。一天早晨，我为了向他作自我介绍，第一次腼腆而信赖地走进了他的房间。他正坐在一张宽大的写字台前，焦急地翻阅一堆横七竖八的书刊和纸片。他那过早衰老的体态虽已伛偻，但还保持着原有的刚毅和力量。一件黄灰色的长睡衣从肩头慢慢地顺着他那瘦削的身躯滑落到地上。从外表上看，他既不具有令人肃然起敬的威严，也缺乏吸引人的风雅。老的市民阶层的令人敬重的率直是他在待人接物方面的又一个特点。
我永远忘不了他的脸庞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整个面容表情无精打采。萎靡不振，没有一点生气，在他的这些表情中看不到一丝破坏性的热情，但却反映出他长期默默无闻地进行思考的日日夜夜。怀疑的痛苦，无法抑制的思潮的激荡，似乎都没有使他40年的思考，探索和发现感到苦恼和无所适从，只有那些更丰富、更深刻、更严密和更可靠地揭示出早已被幸运地发现的真理内核的坚韧不拔的追求，使他的额头、双颊和嘴巴布满了皱纹。
“整个头部有一种多么令人尊敬的神态，高高的鼻子显得气度高雅，微微突起的额头，沉静的下颚。大小事情上的忠实和正直，以及把主要精力用于在真理方面求得最终满足的明确意识，所有这些都在他的整个容貌上生动地表现出来。”
黑格尔不仅是一位勤于治学的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位对教学工作认真、负责的好老师。黑格尔每次上课前总要精心准备，他登上讲台时总是带着他认真选择的各种材料，特别是那些写满附录，注释等等的大笔记本。黑格尔讲课只注重课的思想内容，而不在意课的形式是否生动活泼风趣以及是否深入浅出，易于理解。听黑格尔的课，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并且善于抓住他在讲述过程中迸发出来的思维的火花，这样，你才能“渐入佳境”，真正领悟黑格尔深奥的哲学思想。
霍托在他的《生命和艺术的新探》一书的结尾部分对黑格尔的教学方法作了最生动的描写：几天以后，当我在讲台上又看到他时，我最初对他的讲演方式和内在的思想进程都不能理解。他无精打采，闷闷不乐地低头坐着，一边讲述，一边翻阅和查看自己的大笔记本，时而向前，时而向后，时而在下面，时而在上面。经常的咳嗽声干扰了讲演的正常进行。每个句子都是单独出现的，并且由于紧张讲得不很连贯和没有条理。每个单词、每个音节只能勉强地从他的斯瓦本方言的低沉音调中，得到一个非常基本的表达重点，仿佛每一个词都是最重要的。然而，这整个情景引起了一种深深的敬意，那么一种尊重的情感，并且由于一种十分认真的素朴的思想而被吸引住了，以致我尽管感到很不适应，尽管我只能从他所讲的内容里懂得很少的东西，但却感到自己成了一个被心悦诚服的吸引住的人。虽然我在短时间内通过勤奋和坚韧不拔还不能完全习惯于黑格尔讲课的这种外在的方式，但其内在的优点却越来越明显，这些优点和那些缺点融为一个在自身中具有自己完善境界的统一整体。
他从事物最深邃的基础中得出最重要的思想，虽然这些思想是他多年前反复深思熟虑的和深入研究过的。可是要使它们切合实际的发挥作用，还必须由他自己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世界中重新提出来。对于这样一种困难而艰辛的直观的形象思维，除了采用讲课的形式以外，采用任何其它的方式都是难于想象的。如同古代的预言家那样，他们愈是顽强的与语言作斗争，他们愈富有表达力，凡是他们斗争过的东西有些成功了，有些失败了他也以笨拙的认真的态度进行斗争并且获得了胜利。
他完全埋头于对事物的研究，他似乎仅仅根据事物，为了事物本身，而不是为了听讲者从自己的精神中去阐述事物。事物都是从他的精神中产生的。一种近乎慈父般的透彻的讲解缓和了那种使人对这些艰深的思想望而生畏的呆板的严肃气氛。
他开始有点结结巴巴，讲一段重复一遍，再停顿一下，一边讲一边思考，他好像永远也找不到适当的言词，然而一旦当他选择了一个词汇，它似乎又是无比恰当的，不常用的，甚至是唯一正确的。
最重要的东西总以为马上就要讲到，但不知不觉地已经全部讲完了。现在，人们理解了一个命题的明确含义，并且殷切地希望继续深入下去。但这是徒劳的。思想并不总是向前发展的，而经常是以一些相似的言词围绕着同一观点转来转去。如果由于疲劳而分散了注意力，几分钟以后又突然不知所措地回到讲堂上，那他就要受到惩罚，失去思想内在的联系。由于通过对一些看来似乎并不重要的中间环节的小心谨慎的引导，每一种完整的思想还是难免有一定的片面性，出现不同的看法和矛盾，而这些矛盾的彻底解决又能够促使矛盾的事物最终走向统一。
他那强大的精神力量以其安然和宁静的姿态，不断地在那些似乎无法解释的事物的深奥之处发掘和探索。这时，他的嗓门提高了，眼睛在教室里炯炯发光，并在炽热的信念之火中闪耀，他用他那从不贫乏的言词触及到人们的灵魂深处。
只有在那些最简单的问题上，他才显得笨拙和无能为力。他绕来绕去，踌躇不前，常为这些事情而苦恼。
反之，在那些最抽象的概念和最大量的现象之中，他却能巧妙地运用自如。他能在迄今难以达到的高度上，提出任何一种观点，甚至是一种很独特的观点，并能描绘出它的全貌。
“用这种方式，他非常出色的描绘了时代、人民、事物、个人。他那具有深刻洞察力的目光使他能够在多个方面揭示出事物地本质。他的早期的直观能力直到暮年仍没有失去在其青年时代所具有的朝气和活力。”
正当黑格尔在柏林大学宣讲他的哲学的时候，柏林大学还来了另一位哲学家，他生前屡遭挫折，死后才声名远扬，他就是悲观主义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叔本华的一生是孤独的一生，他“无国、无家、无父、无母、无妻、无子又无朋友”。
阿图尔·叔本华于1788年2月22日生于但泽。但泽忽而归于波兰，忽而归于普鲁士。1793年，但泽划归普鲁士管辖，叔本华的父亲宁可损失1/10的财产，举家迁往自由城市汉堡。叔本华的父亲希望他成为一个不囿于一国之狭隘观念的“世界公民”，给他取了一个西方各国文字写法都相同的名字，阿图尔。这确实使叔本华没有形成把自身认同于某一地域的国籍观念。这就是叔本华的“无国”。
“无父”指叔本华背叛了他父亲生前严令指示给他的人生道路。叔本华的父亲是一位继承祖业的商人，知识丰富，天资颇高，他刻意安排要叔本华成为一个商人，他曾带叔本华出国旅行，开阔叔本华的眼界，在叔本华12岁时又将他送到汉堡的龙格私立学校，那是一个培养未来的商业大亨的摇监。然而，叔本华对商业根本不感兴趣，继承父亲遗业的一段商业生意竟成了叔本华一生中最抑郁凄惨的岁月。叔本华的父亲死后，叔本华几次在信中恳求母亲，才得以在19岁解脱。
叔本华的母亲比他的父亲小19岁，聪明美丽而富有才华，曾出版过不少小说和游记，是当时小有名气的女作家。叔本华的父亲死后，她孀居魏玛，办了一个文艺沙龙，与当时云集于此的雅士文人频繁往来。叔本华性格孤僻，看不惯母亲的放浪交际，又怀疑其父的郁闷而死与母亲的寻欢作乐有关。所以母子关系十分不睦，经常争吵。叔本华的母亲也越来越无法忍受叔本华的神经质的性格。她在给叔本华的一封信中说：“我一再告诉你，很难跟你一块生活。我越了解你，越感觉增加痛苦。只要不和你一起生活，我什么都可以牺牲。你的怪脾气，你的怨言，你不高兴时的脸色，你对于愚蠢世界、人类痛苦的悲伤，带给我不快乐的晚上和不舒服的梦境。”
1814年，叔本华搬迁到了德累斯顿，永远离别了他的母亲。
叔本华终身未婚，无妻、无子、无家，也没有朋友。1860年9月21日，当叔本华因肺炎病故时，身边除了那条被他称为“世界灵魂”的褐色的卷毛狗外，再无任何一个亲人。
叔本华在德累斯顿度过了4年平静的日子。父亲给他留下了一大笔遗产，使他不必为衣食奔走，而安心钻研哲学。
1818年，30岁的叔本华写成了洋洋50多万言的唯意志主义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它为西方非理性主义奠定了重要基石。在这本书中，叔本华断言，智力越发达，痛苦也越深重，因此，天才最痛苦。
叔本华曾对这本书寄厚望。他说：“我活着就是为了撰写这部著作，也就是说，我活在世上，所企求和所能奉献的99%都已经完成了，其余的只是一些次要的东西。”
1818年3月18日，叔本华给出版商洛克豪斯的信中说：“我的著作是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并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体系，因为这不是对某种已有的哲学体系的新的阐发；而是将一系列迄今还未有人想到过的思想最高度地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新的哲学体系。这部著作既决不同于新的哲学流派玩弄词藻，空泛无意义的妄琐，同样也根本有别于康德以前时代废话连篇，平淡无奇的饶舌。”
然而，出版商洛克豪斯对此书前途颇为忧虑：“我担心你的书只能是一堆废纸，但愿这一担心不会兑现。”
洛克豪斯的话不幸言中了，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这部书总共销了不到100部。这是一本不合时宜的书，当时受到世人青睐的正是蜚声哲坛的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人的思想，叔本华的书同这些人的思想唱反调，光顾者自然廖廖无几。《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时代不接受它。
叔本华对这书的命运忿忿不平，大骂哲学界是想用“沉默法”窒息天才。不过当时他尚未气馁，要到大学讲坛上一展身手。
1820年，叔本华向柏林大学提出当教师的申请，被接受为编外讲师。3月23日，叔本华在同人面前举行了有关因果性原理的试验性演讲，出席这次讲演的黑格尔在讲演结束后，就关于动物的行为受动机所支配的观点向叔本华提出了讽刺性的问题，但是黑格尔还是在大学议定书上签了字。依照传统，几天以后，新讲师又以拉丁语作了关于哲学的意义和价值的演讲。
在柏林大学，叔本华共担任了24个学期的编外讲师。叔本华有意与当时名声最噪的黑格尔较量一翻，他非常自信，要求在黑格尔开课的同一时间开课，唱一场争夺听众的对台戏。结果，叔本华一败涂地，学生们都被黑格尔吸引去了，黑格尔讲课的教室坐无虚虎，走廓上甚至还挤满了人，听叔本华的课的学生只有三人，未授完全课程，叔本华就草草收场，愤怒离开，在随后的23学期中，叔本华的课因无人听课，而只得撤销。
叔本华彻底失望了。他在柏林大学无法与黑格尔一争高低。他在一封信中说：“我在这里拥有什么呢？甚至没有值得花费力气的一定数量的听众。我无论生活得好坏都不喜欢这个巢。”
叔本华认为：他和他的著作所遭遇的极度轻视表明，或者是他有负于当代生活，或者是相反。而无论是哪一种情形，他都只能沉默。于是，这位天才的哲学家益发郁闷悲观了。
后人对这段轶事非常感兴趣，其实，叔本华所遭遇的一切除了表明他“生不逢时”之外，决无其他意义，更不能丝毫有损于他的伟大的天才，他开创了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先河，在一定程度上，叔本华比黑格尔更加伟大，前者是一位创始人，而后者是一位集大成者，众所周知，在当时理性主义盛行的时代，叔本华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挑起非理性主义的大旗，始终不改其志，这需要何等的勇气，何等的魄力，还有何等的“不凡”。西方非理性主义就由此揭开了第一页。再者，是非自有公论，历史评价一切或许是最公平的，在叔本华的晚年以及在他死后，其思想才开始为世人认同，才开始发生影响，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叔本华的思想丝毫不逊于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人的思想。
天才生不逢时是世上最大的悲剧。叔本华是这些悲剧中的代表作。
尽管黑格尔在柏林大学被推崇为普鲁士的国家哲学家，但在实际上他和普鲁士政府的关系并不是很协调的。
在柏林时期，黑格尔的思想已经非常保守，也越发不赞成革命行动，这在黑格尔1821年6月致尼塔麦的信中可以反映出来：“我一方面是个胆小的人，另一方面，又喜欢平静，每年看到起场暴风雨，真不舒服，尽管我相信一场大雨顶多有几滴打在我身上。”
普鲁士政府聘请黑格尔到柏林大学任教，原本是想利用黑格尔来抑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的激进倾向，可是当普鲁士政府不断加紧镇压学生运动，疯狂逮捕，搜查大学师生时，虽不赞成革命行动的黑格尔却对他周围的思想上比较激进的青年大学生深表同情和支持，甚至不惜承担风险为营救被当局逮捕的青年学生而四处奔走。因此，黑格尔本人后来也成了官方怀疑的对象。普鲁士的王太子甚至当面指责黑格尔，说黑格尔的学生甘斯在课堂上宣扬共和主义。
黑格尔喜爱音乐，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喜欢听音乐会，这一兴趣终生未减。
有趣的是，歌德的学生、语言学家、出版家帕蒂提到，有一次，莫扎特音乐演奏会结束了，黑格尔以钝拙的言词表达自己实在满意，引得乐队指挥史莱因后来对帕蒂说：“这一来，我算喜欢这位口吃的哲学家了。”
1819年，少年音乐家门德尔松，从外地演出载誉归来。小门德尔松是著名启蒙哲学家，犹太人莫泽斯·门德尔松之孙，其父柏林银行家经常为其举办家庭星期日音乐晚会，招待上流社会，文化艺术界人士，黑格尔、大洪堡，梅林姆均为常客。
黑格尔在他适意的地方，他的社交总是很朴素而不单调，又很愉快。在柏林，除了门德尔松家之外，瓦恩哈根·封·恩泽、法伊特这几家都是黑格尔经常出入的，他在那里接触学术文化界人士以及一些政要教会人士。在晚会上，黑格尔始终是一个令人喜悦的、欢畅的、健谈的客人，人们都感到少不了他，对他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愉快的回忆。
1820年10月，黑格尔完成《法哲学原理》手稿，这本著作于呈送检查官一年之后，得以出版于柏林。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认为实行王位继承法的君主立宪制是所谓最好的国家形式。他对贵族作了重大让步，另一方面又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法的观念，为温和的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进行辩护。这本书是资产阶级向贵族阶级妥协的纲领。
《法哲学原理》一书出版时，黑格尔给普鲁士王国总理大臣写了一个附函，说明这本书出版的宗旨。附函中，黑格尔说他的著述的宗旨在于：证明哲学是和国家性质所要求的基本原则相和谐的，是同普鲁士王国有幸在英明政府与阁下的贤能领导之下，已经取得的和继续取得的一切成就相和谐的，而我本人作为这个国家的一员，为此感到无上的光荣。
阿腾斯坦大臣复函黑格尔，赞赏新著，称他为“普鲁士复兴的国家哲学家”。
在《法哲学原理》一书序言中，黑格尔对哲学有两段极为精采的论述：
其一为：
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过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如果它的理论确实超越时代，而建设一个如其所应然的世界，那么这种世界诚然是存在的，但只存在于他的私见之中，私见是一种不结实的要素，在其中人们可以随便想象任何东西。
随后，黑格尔很幽默地说：
这里就是罗陀斯《伊索寓言》上说，有一个人自吹在罗陀斯跳得很远，别人听了不信，叫他当场表演。就在这里跳吧。
这里就有蔷薇，就在这里跳舞吧。
其二为：
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概念所教导的也必然是历史所显示的。这就是说，直到现实成熟了，理想的东西才会对实在的东西显现出来，并在把握了这同一个实在世界的实体之后，才会把它建设成为一个理智王国的形态。当哲学把它的灰色绘成灰色的时候，这一生活形态变老了。把灰色绘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态变得年青，而只能作为认识的对象。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飞起。
在这段话中的最后一句的意思是，哲学家们必须在现实世界已经经历了形成过程并且已经成为“实在的东西”之后，才能构思他们的哲学体系，阐发他们的哲学思想。
这两段话所共同表达的一个思想就是：哲学不能超越它的时代，同样，每一个人也不能超越它的时代。这反映了黑格尔的很强的历史逻辑观，他将个人、思想都放于它们的时代大背景之下，而不是理解为抽象的人及思想。这个思想非常可取。另外，在这两段话中，后一段话其实是对前一段话的进一步阐述和发挥。
1820年6月，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的序言中，指名批评了弗里斯，说他是“自封为哲学家的那批肤浅人物的头目”、“大摆哲学家架子的浅薄大王”。对此，弗里斯也反唇相讥，说黑格尔的哲学毒菌不是长在科学的花园里，而是长在阿谀奉承的粪堆上。到1813年为止，他的哲学先是吹捧法国人，后来为符腾堡王室服务，而今拜倒在坎普茨爵士的皮鞭之下，对于这托庇狱吏的预言家，不值得以科学的严肃性为武器，云云。
1821年，《海德堡年鉴》上刊载了由保卢斯执笔的评论黑格尔法哲学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保卢斯攻击黑格尔是愚昧无知并且故作高深，是“新瓶装旧酒”、“炒冷饭”，重复着别人早已说过的观点，最后特别批驳了黑格尔把合理和现实相等同的观点，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一切经验中现实的东西都要是合理的了。
对弗里斯的讥笑，保卢斯的评论，黑格尔在1821年5月9日致道布的信中这样写道：“刚才我听说，在《海德堡年鉴》上似乎对我的自然法进行了评论，而且是用我现时只在这本杂志上才看得到的那种蛮不讲理。我听到的只有这么多，并且很想，尽管您和亨利希并不鼓动我，更多的知道这篇印出来的东西对序言说了些什么。我从这里就猜到是我的老同乡保卢斯对这样一个既无知又傲慢，用施氏本话来说蠢驴那一样的小宗派，我以我的序言给予迎头痛击。这个小宗派习惯于对一切都指手划脚，现在有点奇怪，为什么学术界有人对它不肯卖帐，甚至竟敢公开说出和它相反的话。而这个领域是这个派别特为习于发号施令的地方。他们自以为对此有一种特权，我已经很看到了一些朝向我的难看面孔。至少是板起的面孔。以前他们不能够把我所说的打成施马兹派施马兹派：柏林的法学家提奥多·安东·海因利希·施马兹曾于1815年写文章攻击时代精神和爱国团体，认为它们具有革命情绪。施马兹受到施来马赫·卡卢斯和大学生联合会的反击，引起了一场大辩论。并且更难于给事情定罪名。”
在柏林时期，黑格尔仍然忠于自己的哲学的根本原则，并竭力借助于迂腐晦涩的言词隐藏着和发挥他的哲学的根本原则。黑格尔终生肯定法国革命及其世界历史意义，并力图从哲学上论证由法国革命所掀起的历史新潮流的势不可挡。1821年出版的《法哲学原理》，可以说是黑格尔哲学著作中最为保守的一部。可是，恰恰就是在这部最为保守的著作中，黑格尔论证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合理性及其实现的必然性，从而“宣布了德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刻即将到来。”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宣称：君主立宪制是最高的、最完善的政体。他还在此书中提出了“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一著名命题，以此来论证普鲁士封建王国存在的合理性和永恒性。
“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一命题，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其含义也不相同。在当时的普鲁士政府看来，这是在为其存在作辩护，宣扬普鲁士政府是一合理存在，因为这一命题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普鲁士政府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因此它是合乎理性的，又因“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故普鲁士政府能够存在，其存在有根据合乎理性。这一命题也引起了黑格尔学派的反对派的猖狂叫嚣，他们误认为黑格尔将合理与现实相等同，如保卢斯。另外这一命题也引起了有激进思想的革命者的不满，认为黑格尔在替普鲁士政府的存在作合理论证。其实在这里，他们都错误地理解了黑格尔在这一命题中所用的“现实的”一词，所谓“现实的”并非指现实社会中的一切的存在，而是指现实社会中那些有必然性的存在。黑格尔其实将现实社会的存在分为两类：一为有必然性的存在，这是“现实的”；另一为无必然性或已丧失必然性的存在，这些都是“不现实的”。根据黑格尔的本意，这个命题的意思是指：凡事物在一定历史阶段上，如有必然性，则可以存在，并且是现实的；超过了这一历史阶段，这一事物就有可能丧失必然性，则不能存在，如若存在，也是“不现实”的存在，并且迟早是要被另一有必然性的新事物所取代的。
恩格斯对此作辩证分析，引伸出它的革命意义：按照辩证法的观点，凡是合理的、现实的东西都会失去它的必然性，变成不合理的、不现实的，因此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凡是现实的，都是要死亡的。”
至于黑格尔本人是否理解这一警句的革命意义，哲学史家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据说，有一次海涅与黑格尔交流思想，当海涅发现对“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句话有点儿困惑不解时，黑格尔颇有点奇怪地笑了起来，并指出：“要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也是指一切合理的东西都应当存在。”说过之后，他惊惶地环顾左右，当发现只有一个人听见了他的话时才平静下来。
普列汉诺夫评价这桩轶事时认为：海涅认为黑格尔本人了解自己哲学的革命意义，但害怕把它表露出来。恩格斯将黑格尔的这种害怕表露其革命思想，并且将革命思想隐藏于晦涩的语言之后的做法称为：黑格尔这位“古典哲学的宙斯”身后拖着一条“庸人的辫子”。
还是古语说得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高过一浪”。
在哲学方面，谢林曾是黑格尔的引路人，黑格尔也曾是谢林哲学的追随者，然而，正是从谢林哲学出发，黑格尔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并使自己的哲学远远超过了谢林哲学。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曾是黑格尔的学生，然而，多年以后，也正是他，坚决地抛弃了黑格尔哲学，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出身于书香门弟，他的父亲先后在几所大学任讲师和教授，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刑法学家，在德国和欧洲学术界颇负盛名，后来曾在班堡和安斯巴哈担任上诉法院院长。费尔巴哈的三个哥哥和一个弟弟也都是大学教授和知名学者。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费尔巴哈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他曾在慕尼黑和班堡上教会小学，13岁时进入安斯巴哈文科中学。据有关文献记载，他当时“具有诚实坦率的品质，爱整齐，守秩序，沉默寡言，性情平和，还以品行优良，勤勉用功而为人称道。”
1823年秋，19岁的费尔巴哈进入海德堡大学神学系学习神学，并在那里接识了道布，费尔巴哈在1823年的一封信中对道布给予了高度评价：“如果有人把道布称为一个神秘主义者，我认为，这是出于一种浅薄无知，出于思想偏狭。道布极其勤奋地、踏实地研究了所有的哲学家，他不仅阅读和背诵他们的著作，而且自己加以发挥，加以再创造。他本人就是个最具有思辩能力，最善于思索的人。他不是随意罗列，而是把一切都置于深刻、严格的科学基础之上。对这一切都按其内在的规律的必然性加以最确切、最严格的证明，让一切都在理性的阳光下把身身展示出来。所以，一切都能清楚地呈现于眼前。他仅仅在活生生的概念和意识的光明王国中生活着、工作着，而对那些神秘主义者的含混观念，模糊情感恨得要死。例如，在教义学导言里，在认识上帝可能性这个必然产生的问题上，他和整个批判哲学及其全部雄辩的论证针锋相对，并加以无坚不摧的攻击和无可辩驳的反驳。一个神秘主义者用他那软弱的稻草棍长矛，是不能这样轻而易举地，就把康德拉下马来。稻草棍只要碰到一点结实的东西，就会寸寸而断。缺乏思想的武器也不是真正有效的武器，用这样的长矛，最多不过从外表形式上，来守护他自己情感体系的王宫。”
后来，费尔巴哈又在1825年1月29日的信中称道布为“实现了神学和哲学真正统一令人肃然起敬的典范”。
就是在道布这个黑格尔哲学的忠诚的传播者那里接触了黑格尔哲学，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824年4月，费尔巴哈转学到柏林大学，改从黑格尔学习哲学。
1824年4朋21日，费尔巴哈在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中谈到：“亲爱的父亲，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我打算在这个学期主要学习哲学，这样，我就在这学期把规定的哲学课程扎扎实实地学完，我在听黑格尔的逻辑学、形而上学和宗教哲学。由于我听过道布令人难忘的讲课，特别是他对黑格尔哲学那种重点突出、而又清楚周详的讲授，使我再听黑格尔就容易得多了。他（指道布）那种研究神学的方式和方法，必然地要导致黑格尔哲学。”
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费尔巴哈听完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形而上学和宗教哲学，逻辑学甚至听了两遍。他感到黑格尔哲学使他意识到自己，意识到世界，他把黑格尔看作是自己思想上的“第二个父亲”。
根据费尔巴哈的亲身经历，认为黑格尔学派的创始人黑格尔确实有着他的追随者不可企及的优越之处。1824年5月，费尔巴哈在听了黑格尔几周课之后，写信对他父亲说：我上课虽然不过4周，然而已经深深感到，在这为数不多的几周里，使我受益非浅，甚至可以这样说，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所学到的东西，比在埃尔兰根和其它大学4个月学到的东西还要多。在道布的讲课中感到模糊难懂，或者只是偶然地、孤立地提到的那些地方，现在通过黑格尔的几次讲课，我就豁然贯通了，我相信，至少已经认识到其中的必然性和内在联系，道布在我心里播下的种子，已经变成一片青葱的幼苗。
您不要以为，我是自我吹嘘，我决不做给自己涂脂抹粉的事，而且我无必要给自己涂抹。如果一个人，在到黑格尔那里之前，就通过像道布那样的人，受到准备教育，思想上得到锻炼，内心深处对一切事的原则，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那他在短短的几小时里，就受到黑格尔思想的强大感染是不足为奇的。就是同样一块石头，檐头上的细弱水滴，几百年都无法把它打穿，而怒潮般的洪流却能很快磨光它，凿出洞穴，把它那僵直的体态化作美丽的杯盂。亲爱的父亲，我毕竟还不是块顽石，是吗？
“黑格尔的讲课，远不像他的著作那般晦涩。我甚至可以说，他的讲课是清楚易懂的。因为他很注意大多数听讲人的意见和不同程度的理解力。此外，在他的讲演中占主导地位的东西，即使他还没就事、概念、观念的本身来发挥，或者说还没有纯粹和单纯地就它们的固有因素来发挥，他也总是紧紧地围绕着事情的核心，而不去俯拾不相干的补充和比喻，却是在思想的其它形态和方式的显现中指出思想，在人和日常生活的最初、最直接的意识中揭示思想，令人憧憬，思想在这里也是作为本质部分而存在着，只不过是形式有所不同罢了。因此，听黑格尔的课，可以在概念中得到直观，从直观中得到概念。”
费尔巴哈喜欢听黑格尔的课，但他不想成为黑格尔哲学的忠实信徒，更不想成一名“黑格尔主义者”，在1824年4月21日费尔巴哈写给父亲的信中表达了这一想法：“我喜欢听黑格尔的讲课，但不想成为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一位对总监督佩服得五体投地的神学学生，听到我对他说，我想听黑格尔的课，就自以为是地推论说：‘那么您想成为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了。’人们可以听黑格尔的课，并且是认真勤恳地听，但并就加入他的学派，正如那关税侵吞者也颇足智多谋，但人们并不因此称他为黑格主义者。而且在这个学派中，还有相当多的人，像那个独眼巨人息克罗普一样，也不是用温柔的情话去赢得海的女神葛拉提亚，去赢得智慧，而是失去了她。”
费尔巴哈立志要成为一名哲学家，希望自己能够在哲学的以太中永保青春，找到自己最高的幸福，为此，费尔巴哈甘愿做个从旁边促进哲学的布道者，但是费尔巴哈认为一个哲学家除了哲学之外，还应谙知自然科学，这样他的哲学体系才能完整。
“哲学给予我永生的金苹果，向我提供现世永恒福祉的享用，给予我以自身的相等，哲学是取之不尽的，用之不竭的泉源……我就像一个贪婪者那样，想把一切据为已有，而且不是当作经验的积累，而是当作系统的整体，去据为已有。我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没有边界的。我要把大自然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怯懦的神学家在大自然的奥秘之前惊慌失措，物理学家对大自然则误解其意义，只有哲学家才能完满地解决大自然的问题。我要把人，把整个的人，深深的铭刻在心中，它不是医生病床上和解剖刀下的人，不是律师在法庭上和审讯室里的人，不是面包匠，也不是酿酒师那样的人。这是个贯穿一切，穷究根底的思想。有了它我就有了一切，并能自己延伸到生命的尽头。把上帝和自然这对美丽的双生姊妹，从他们的墓穴中挖出来，哲学这就有了绕之而转动的太阳轴心，才能看到自己的光明前程，才能长成为一株繁花满枝，硕果累累的生命之树。”
费尔巴哈在柏林大学学习了两年哲学。1826年，他告别了黑格尔，说：“我听了您两年课，我两年来完全投身于研究您的哲学。但是，现在，我感觉到需要就教于与思辩哲学直接相对立的其他科学，即自然科学。”
就此，费尔巴哈结束了其在柏林大学的哲学学习，转到埃尔兰根大学学习，并在那里获得了博士学位。
1841年，费尔巴哈在寂静的乡村布鲁克堡完成了《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此书一出版，就在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受到广泛的注意和热烈欢迎。恩格斯曾经指出，这本书一下子消除了黑格尔哲学的矛盾，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魔法被解除了；‘体系’被炸开了，而且被抛在一旁……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像得到。”
不过，甚为遗憾的是，费尔巴哈坚决地抛弃了黑格尔哲学，他不但丢掉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而且也丢掉黑格尔哲学的最大成果辩证法，即他是完全否定了黑格尔哲学，而不是批判地继承它。对此，恩格斯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费尔巴哈在倒洗澡水时，连同水里的婴儿一同倒掉了。后来，黑格尔的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挥，其革命性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
正如黑格尔后来批评谢林的“同一哲学”，嘲笑“绝对同一”，认为“黑夜观牛，凡牛皆黑”一样，费尔巴哈后来也从唯物主义的立场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指出它是“神学最后的避难所和最后的理性支柱”。惊人的类似总在历史上重演。
黑格尔虽然受邀离开了海德堡大学，但是他与道布的友情并没有间断，两人不断书信往来，交流思想，传递信息，仍是很好的朋友。
在理论问题上，道布是黑格尔哲学的忠实追随者。为了传播黑格尔的哲学思想，研究黑格尔的著作真称得上是孜孜不倦。
1821年道布已经是一个往60上数的人了，还是以极大的毅力钻研黑格尔的逻辑学，他为《精神现象学》开设专门课程，认为：研究神学的学生如果不先去研究这门有关意识的科学，将徒有其名，一无所获。道布在1820年9月30日致黑格尔的信中写道：“自您离开我们之后，我每日，几乎是每时，都专心埋头于对您的研究，并且几乎是一直和您在一起，只是在现在我才开始真正充分认识到您的离去对我们的损失是多么巨大。我已经以最大的努力研究了您的逻辑学，只有这样，现在精神现象学的内容对我才终于是了如指掌了。在我看来，它就是教义和道德研究所围绕的中心……我在欢欣鼓舞地等待您的，据我所闻，不久即将出版的自然法（指《法哲学原理》一书）。”
黑格尔对老朋友的著述出版也非常关心。他在1821年5月9日写给道布的信中写道：您可别让您的教义和道德著作的出版落空啊！我更迫切要求的是教义学，我今年夏季想开宗教哲学，据我所知施来马赫的一本教义学正在印刷之中。我忽然想起席勒在《克塞尼》中的诗句：
尽管人们长期使用着伪币，
但最后他总要把钱包掏出来！
“不过，我们必须看到，从这个钱包里倒出来的还只是些伪币。在他的神学杂志上有关前定论的文章，在我看来是极其空洞无物的东西。”
1821年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一书出版以后，黑格尔立即邮寄一本给道布，道布认为他收到了一份比一切都珍贵的礼物，并且称赞道：“您的《法哲学》已在神学道德的研究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而它的影响要盖过教义神学。假如某些职业法学家能像我这样认真地学习它，那么事情很快就会有所改变，而法的实施就要比现在更好些，出现从所未有的良好的情况……在您的《法哲学》中，您对第140节的那一条注释，比我名为《犹大·依沙里奥》的有关善与恶关系著作的全部篇章所完成的还要多。最亲爱的朋友，您最好不要读那些篇章了，因为不论在材料上和观点上对您还有什么不同的东西呢？您不是远远地超过了它吗？”
道布是那么推崇黑格尔哲学，以至于他认为，《法哲学原理》第140节的那一条注释，就使他的全部著作都不必再读了，读了黑格尔的关于伪善、诡辩等所谓道德主观性的主要形式的剖析，实在是犀利、隽永、洞穿肺腑，烛照灵魂。
第一是伪善。
伪善颠倒善恶，混淆是非，把坏事说成是好事，把罪行说成是美德，但正如能说谎，能把存在说成不存在，是智力发展的表现一样，伪善是道德达到高度水平的标志，不过是主观性的标志。在这里，主观性是唯一的根据、准则，不论多么坏的事情，只要找到一条理由为根据，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去做。
其次是诡辨。
诡辩是道德主观性的进一步发展和更高的形式。在伪善中尚残存的善恶界限在这里完全泯灭了。总之一切事情都可以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认为是出自善良意志，因为，这里所谓的“善”，完全是空洞的范畴，其内容完全是个别主体的主观意愿所给予的；一个行为主体想要做的事情，自然是自己认为最好的事情。这样任何的外在理由和根据都不需要了，“伦理学被归结为个别人对人生理论所持的信念”。在这样主观信念的支配下，人们可以无视一切客观事实，践踏一切客观规律，“有多少人被对信念的这种情绪所支配，而导致各种失误中的最大失误啊”！
黑格尔指出，道德主观性的最高形式是否认真、善、美一切内容规定的Ironie。正如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那样，认为一切对真、善、美的规定都不过是些矛盾百出的，应受到嘲弄的，个人所私有的信念而已。因此，主观性是终审法庭，最高裁判。一切事实和规律都一文不值，任我玩耍，随我嘲弄，只有我才是最高的主宰。
“我凌空飘荡，俯瞰广阔无垠的空间，呼唤各种形影，而又把它们消灭。”
在这里，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相一致的辩证法原则仍然贯串着，黑格尔指出行为须以某种外在权威为依据，是基督教道德，主观信念和善良意志和一种“经常提到的自出心裁的哲学”有直接联系；对内容和规定的嘲弄态度是“费希特哲学的产物”，它宣称自我是绝对的，是普遍的本已性。主观性的这种最高形式只有在高度文化时期才能出现，这时，信仰已丧失了它的严肃性，它的本质仅仅是“一切皆空”。
道布作为黑格尔哲学的信奉者，不仅自己研究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在课堂上向学生宣传黑格尔哲学，而且他还做到了许多人做不到的一点：主动担负起了《哲学全书》烦琐而劳累的校对工作，这是何等无私！
道布在1826年3月29日致黑格尔的信中说：“……最令人高兴的是听到您《全书》第二版的稿子送到了出版人奥斯瓦尔德这里，如果您愿信托我的话，我将愉快地把出版的校对工作担负起来。”
对于老朋友的这番好意，黑格尔接受了。1826年12月19日黑格尔写信给道布：“印就的《全书》第13印张已于今日收到，我几乎每天一有机会就要来叙说，对您所承担的麻烦工作的感激。我但愿在这修订本中我所设法增加的趣味，能得您一些鼓舞和支持。”
1827年5月，《哲学全书》第2版的校对工作基本完成，道布又把清样从头至尾检查了一遍，尽管他以前倍加小心，但仍然发现多处印刷错误未及改正。他细心地把已经发现的地方作了记号，并且建议黑格尔在书的结尾加印一勘误表，把全部错误订正列在一页上。道布在13日的信中写道：“这种校对工作，可以说是我近来所做的那些最喜欢的事情之一，这部分由于在这里面有许多新的教益，部分由于我有这样一种想法，尽管它在将来还在大学里为进行真正科学的教学之用，然而您的《全书》将是一本，没有它哲学就要降低水平，而唯有按它才能有内容充实的教学的书。”
道布像维护自己的尊严一样维护着《哲学全书》的声誉，为了狠狠打击那些黑格尔哲学上的“只会狂吠的敌手们”，道布写了一篇关于《哲学全书》的摘要和评议，并且建议黑格尔待那些“只会狂吠的敌手们”说人话之后，再行出版《哲学全书》（第二版）。
《哲学全书》第二版和第一版相比，内容有所变动。在第二版的序和结尾部分里，黑格尔反对那种把宗教信仰归之于心和情绪，排斥思辩思维，排斥哲学观点。黑格尔主张思辩和信仰，哲学和宗教的联合一致，这不但是黑格尔的神学主张，也表现了他的政治态度，他的《精神哲学》的最后部分也正是依照这样的意图而安排的科学结构。
黑格尔并不认为，自己这种把思想和信仰、哲学和宗教相联合的神学观点是什么发明创造，它是古代希腊观点，特别是亚里士多德观点的复活。在《哲学全书》的结尾，从第二版起，他从《形而上学》第12卷第7章，直接摘录了一段话：
“作为思想的思想是对至善自身的思想，也就是对最最至善的最最的思想。理性通过把握被思想的东西而思想自身；被思想的东西由于触动着和思想着而成为被思想的东西，所以思想和被思想是同一的。因为思想、理性就是被思想东西，对本质的感受。能具有，才具有现实能力、积极性，人皆尽知具有现实能力者比不具有现实能力者更具有神圣的理性，而静观（Theoria）是至福，是至善。假如我们暂时具有的福分和神的永恒具有同等，是奇怪的；假如更大些，那就更加奇怪了。事情就正是这样。神赋有了生命，因为理性的现实就是生命，神就是现实性；神作为现实性的现实性是至善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我们曾说过，神是永恒的，至善的生物，所以生命，无限同在和永恒都赋之与神，神就是如此。”
这段话，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总结，也是黑格尔神学观点的注脚。
黑格尔晚年对宗教仍持批判态度。据说，黑格尔晚年讲授宗教哲学时，他多次引用歌利利布·封·希伟尔的《上天的生命进程》这一“最幽默的著作”来嘲笑那些信神的庸人：“神父布里斯昨天向我谈了敬爱的上帝的伟大！我忽发奇想，敬爱的上帝可能管每只麻雀、每只金翅雀、每只红雀、每只虱螨、每只蠓虫，都叫得出它们的名字……想想吧！每个蠓虫彼此是如此相似，以致人们可以发誓说，它们都是兄弟姊妹，而敬爱的上帝竟然叫得出它们每一个的名字！”
这一段精彩的文字对“上帝”的嘲讽是多么辛辣和无情。可见，老年黑格尔的心目中也是没有传统神学“上帝”的位置的。这正如苏联宗教米·费·奥甫相尼科夫和阿·古留加所说：“黑格尔的学者观同教会的正统宗教观不同，”“关于神性的传统观念，黑格尔不论在青年还是在老年时期，都是加以拒绝的。”
《法哲学原理》、《哲学全书》（第二版）的出版，使黑格尔哲这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德国，并形成了一个以黑格尔为中心的黑格尔学派，黑格尔的辉煌在柏林达到了顶峰。
黑格尔哲学在各地都有拥护者，如海德堡大学的道布；埃尔兰根大学的卡普；尼斯堡的阿贝格，后来阿贝格文到了布雷斯劳；柯尼斯堡的西茨，他是黑格尔的学生；布雷斯劳和哈勒的欣里希斯；拜罗伊特的加布勒等。黑格尔经常同他们通信，保持联络。
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已经极为广泛，但是，黑格尔不同意将他黑格尔的哲学用“黑格尔哲学”一词来表示，这一点在1819年黑格尔写给欣里希斯的信里，黑格尔作了明确表示。
心灵之约可以跨越时空。
歌德年长黑格尔21岁，他们两人开始结交时，黑格尔才是个刚踏上耶拿大学讲台的讲师，还是一位编外讲师，没有什么名气，而歌德早已载誉全欧，在魏玛公国历任要职，可以说是一位“显赫人物”。黑格尔对他这位老前辈一直都是毕恭毕敬，恭维备至，在信里一直以“大人阁下”相称。黑格尔走上学术道路，歌德对他关怀备至，从精神以至物质待遇上都是鼓励提拔，无不尽力。黑格尔和歌德的这段忘年交持续了30年，直至黑格尔去世，他们两人的关系从他们的通信之中反映出来是情愫满怀，真挚动人。
黑格尔本人富于文学艺术的修养，直到花甲之年还自己亲自动笔写诗，而歌德自己不但在诗里充满哲理，很理解哲学对时代的作用，也注意哲学的进展，晚年，他还写信给黑格尔，希望看到他新出版的哲学著作，他写道：“希望您不久用自己的著作让我高兴一下；我以最大的可能经常保持着对哲学家赠品的兴致，并且每当我能够得到一种自然不曾赋予我的方式研究出的东西，就高兴不已。”
黑格尔初到柏林时，歌德对光学最感兴趣。歌德把牛顿的理论，斥之为“最愚蠢”的理论，“最坏的形而上学”。和牛顿相反，歌德认为阳光不是由诸种不同的颜色组成的，而是“最纯净的上天的赠品”；颜色不是不同的物体对太阳光反射的结果，而是光和影、明和暗这两种相反因素的统一，是两者结合的产物。歌德把他的光学派的这一基本思想用诗的形式，作了概括：
谁把光的同一性分劈了，
如果你们称之为错误，
我们则必须称它做愚蠢；
这样的人将成为色彩
王国的主人，若是他聪明地
让光和影、明和暗结成婚姻。
黑格尔无保留地站在歌德一边，猛烈地抨击牛顿学说，认为歌德“明中有暗”的理论是既明白清楚有充分根据，而又富于教益的理论。在《哲学全书》（第二版）的第二部分《自然哲学》第221节里把牛顿的颜色理论称做“最坏的反思形式”。黑格尔还开展实验来证实歌德的理论，组织力量扩大歌德理论的影响。
1825年，黑格尔这时也已同歌德一样，站上了德国文化的奥林匹斯山的顶峰，他在信里依旧满怀深情地向歌德说：
您……向我们提供了难于忘怀的鼓舞和享受，您向我们提供的这种享受促成了我们对您一种单方面的联系，在这里全部讲话都由您独力承担；可以这样说，我们连气也不敢出，为了不致干扰吮吸您的精神芬芳，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在我纵观自己精神发展的全部历程时，无处不看到您的遗迹，我可以把自己称作是您的一个儿子。我的内在精神从您那里获得了恢复力量，获得了抵制抽象的营养品，并把您的形象看作是照耀自己道路的灯塔。”
1826年8月，黑格尔接受了学生们为他和歌德举办的联合生日庆祝会。黑格尔和歌德的生日正好前后相接，一为二七日，一为二八日。这时的黑格尔已无可争辩地统治了哲学界，犹如歌德主宰文学界，贝多芬主宰音乐界。自此，自豪的德国便产生了每年两天的假日，以示庆贺。
1827年10月18日，黑格尔应年迈的歌德邀情，暑期游历巴黎归途经魏玛探望歌德，漫谈双方都感兴趣的辩证法问题，歌德很赞赏黑格尔的自然和历史观点。歌德的秘书爱克曼记下了当时的会见。1829年，黑格尔作了秋季旅行后，于9月11日绕道魏玛，最后一次拜访歌德，这一年歌德已经80岁了。黑格尔也已经59岁了，两年以后，黑格尔先于歌德离开了人间。
1807年11朋，黑格尔和谢林的友谊由谢林一方结束。20多年后的1829年秋天，年届花甲的黑格尔来到游览胜地地温泉浴场卡尔斯巴德，在这里与谢林不期而遇。两位年轻时的同窗好友都不胜惊喜，他们共进午餐，同游附近的山岭，畅谈政治，在“充满旧日热诚友谊中”同住了5天。黑格尔立刻把这一消息向他的夫人和友人作了报道。但是，黑格尔和谢林谈这谈那，无所不谈，唯独不触及哲学问题。
1825年10月巴伐利亚君主约瑟夫逝世，路德维希即位。这位新国王竭力提倡科学与艺术，想把慕尼黑建设成为文化中心。1827年5月谢林被伐利亚政府任命为科学中心总监和慕尼黑大学教授，同时被科学院推举为院长，谢林此时是何等的荣耀显赫！作为负责科学事务的国家官员，谢林几乎每年都发表纪念国王诞辰的演说，赞扬路德维希是科学与艺术的保护人。从1835年开始，谢林还被安排给王储马克西米里安讲解哲学，谢林成了官方哲学家，成了钦命的“青年导师”。
谢林随着仕途的顺达，其哲学的保守方面日益突出出来，并占了上风。他背弃了早年的进步思想，转向研究“神话哲学”和“天启哲学”，主张哲学要为神学服务。晚年谢林的哲学抬高信仰而贬低理性，与科学和一切进步思想相对立，描绘出一幅从上帝中来到上帝中去的宗教漫画。
1831年黑格尔逝世以后，柏林大学的哲学讲座一直空缺。代表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要求的青年黑格尔派，向普鲁士制度的思想基础进行着日益尖锐的批判。1841年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邀情谢林来到柏林，主持柏林大学的讲座，以抵制黑格尔哲学特别是青年黑格尔派中的激进资产阶级思想。但是，谢林并没有完成普鲁士政府的委托，他在受过黑格尔哲学熏陶的广大听众中遭到了反对。黑格尔右派不赞同谢林，因为他们不同意他的神秘的天启哲学；黑格尔左派则公开批判谢林，因为他们认为他在为基督教辩护。大多数学生和听众对谢林那些晦涩的玄学生论不感兴趣，听讲的人寥寥无几，有人把他说成是“假充内行的人、骗子和蒙昧主义者”。有的学生甚至抢下谢林讲稿，在上面写下尖刻的评语。就这样，谢林结束了他在大学讲坛上的教学生涯，而只在科学院里进行工作。
对晚年的谢林，海涅作出了这样一个评价：“现在这个人背叛了自己的学说，离开了他亲自奉献的祭坛，溜回过去信仰的厩舍，现在他成了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并且宣传一个世外的，人格的上帝。”
恩格斯称谢林晚期哲学为“在哲学幌子下的普鲁士的政治”，并且评论说：“……谁都不能在陈旧的、无用的破烂堆里认出从前的那只船，那只船曾经插着飘扬的旗帜以全帆在大海中航行，帆早已腐烂，桅杆已经折断，浪潮向张开口的裂缝猛袭，并且船的龙骨日益被砂石掩埋起来。”
别林斯基则把晚年的谢林说成是一个“可怜的、虽生犹死的浪漫主义者”。
谢林就这样不光彩的结束了他的哲学生涯。
1829年10月，黑格尔被普鲁士国王任命为柏林大学的校长。1830年6月25日，黑格尔以校长身份，在柏林大学的大礼堂，向教授、学生、政要、教区领导发表拉丁语《纪念奥格斯堡信条呈递三百周年》讲话。在讲话中，黑格尔重申当代新教和普鲁士国家、哲学、伦理是一致的。普鲁士政府首脑承认新教的上帝观念这自觉理性之人活动的本质，历史的发展就这样通过和平注进而无需“暴乱”。鉴于黑格尔对普鲁士政府的恭顺态度，普鲁士国王于1831年1月授予黑格尔三级红鹰勋章。
1830年夏，普鲁士科学院院士选举会上，黑格尔未能入选。科学院院士这个学术荣誉地位，阿腾斯坦邀情黑格尔来柏林教时，就主动提出要设法给予。可惜，十几年来，首先是柏林大学校内反对黑格尔的施莱马赫在科学院颇有影响，极力反对他入院。近年，黑格尔哲学，黑格尔学派势力壮大，施莱马赫稍有退让，却又遇上自然科学界、物理学家、数学家们不卖帐，黑格尔虽得政要的保驾也难以遂愿。这是黑格尔在柏林唯一不如人愿的事情。真可谓，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世上没有真正的圆满。
1830年8月27日，黑格尔在荣誉的顶点度过了他60岁的诞辰。为了庆祝黑格尔的60大寿，他的学生们定制了一种纪念章。纪念章的正面铸有哲学家的侧面像；背面则是一幅象征画：画的正中是守护神，右边是一个女性，手执体现宗教信仰的十字架；左边是一个埋头读书的老学究，他头顶还有一只象征智慧的猫头鹰。据解释，信仰和智慧的结合便是这幅画的真谛。
1831年夏季，柏林霍乱流行，黑格尔与家人避居乡间。好多人被霍乱吓坏了，都远远地离开了首都。黑格尔61岁生日那天，前来道贺的友人寥寥无几。黑格尔的学生和热烈的崇拜者，一位不太知名的诗人，海因利希·威廉·奥古斯特·斯提哥利茨却在黑格尔的61岁生日那天给他的老师写了一首祝寿诗，题为《呈黑格尔》，内容如下：
在诸神下界的午夜来临，
请接受我的祝福吧，
您精神王国的君主，
我不断地从内心，欢愉地
对您赞颂，愿师尊万福。
您并非形成王国的匠师，
也不是精神王国的霸主，
您是那些绝对准则的王公，
在时间里，万物都徬惶失措。
将来总会有一天，众人们，
把不渝的忠诚向您足前奉献，
那些无耻之徒，花样新翻，
和您相形对比之下，原形毕现。
各种公式已经及时制定，
诸般精神作出庄重保证，
现在它们已播散向四方，
仿佛在化装歌舞队里进行。
可悲啊，人们却是自行其素，
可悲啊，您的同时代人，
竟忘记了您的真言，
去把放出来的魔鬼制服。
它们肆无忌惮地到处生长，
全无限制的遍地蔓延，
从那五色班澜的海滩，
到俄罗斯中部的荒原。
敬礼，您精神的王公！
看吧，这样的时刻定会到来，
人们用奉献给上帝的双唇，
礼赞您师尊本人。
这是唯一四方传诵的真言，
天地的正气，威灵赫显。
它把空虚的假象从本质驱散，
把本质的宝座让精神永占。（1831年8月27日）
次日，黑格尔作诗酬答：
友谊的祝贺呀，打动我的深衷，
这岂只是贺辞，而是庄严号令去行动，用道理来促使大众，
至爱亲朋，齐备把胡作非为扫净！
什么是人们过错，你这样申申指责？
每个人都耳闻目睹，又何须惊怪；
这真言果然能把罪恶防止吗？
这是种工具，把更多的坏事招来。
我何曾不痛心疾首，但却劳而无功。
你的召唤，督促我把使命完成。
但愿哪，精神仍如旧日向我泉涌，
切莫空耗在无益的哀怨之中，
把希望带给人民，带给劳动！
人说，“月满则云，水满则溢”，“乐极生悲”，这个生辰及以前，黑格尔的威名显赫达到了顶峰，也正是这一年，黑格尔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1831年11月14日，黑格尔因感染霍乱病逝于柏林。这位天分虽不高却一直都很勤奋的哲学家就此与世长辞了。德意志民族又陨落了一颗文化巨星。
黑格尔的学生遵照黑格尔生前的遗嘱，将他安葬在柏林市中心的墓地，他的近旁安息着费希特和布莱希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