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十月到十二月，是诺贝尔奖公布和颁奖的季节。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奖项，代表着世界科学研究的最高荣誉，历来争议较少，一个多世纪以来却与中国大陆科学家无缘，不免让国人感到失落。
我因为从事口述历史，与高锴先生有过一席谈。高先生曾经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多年，后来到全国人大从事立法工作，直到离休。他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思想活跃，十分健谈。他曾结合自己的家世和经历，和我漫谈这个话题。
高先生老家是上海金山县。祖父曾在光绪年间中举，不愿做官，办了两所学堂，除了讲授“四书五经”外，还教数学和外语，在当时中国相当先进。叔祖父高吹万是诗人，藏书十多万卷，其中孤本一千余种，非常珍贵，一九四九年后都捐献给了国家。一九五八年去世时，胡厥文挽曰：“南社早蜚声，金山一代英。笔摇清帝鼎，梦断岳王坟。革命心肠热，攘夷思想新。遗诗千百首，一读一酸辛。”高吹万一九〇三年还和高锴的堂伯父高旭创办《觉民》月刊，鼓吹民主革命，反对腐朽清廷，不惜冒杀头之罪，点名批判慈禧太后，在刊物上真名真姓，注出版社地址，真是英勇无畏！高旭因反清被通缉，逃亡日本，结识孙中山，参加同盟会，后秘密回国，任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一九〇九年发起“南社”。南社第一任主任是柳亚子，第二任主任是他舅舅姚光。高家老一辈人几乎全是南社社员。南社是当时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进步知识分子组织。伯父高平子是中国现代天文学的开拓者，一九八六年，国际天文学会把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命名“高平子”。高锴父辈兄弟七人，个个精于儒学，也都通晓西方文化。父亲是老二，诗词好，在上海大同大学学英语。三叔在震旦大学攻读西方文学，早年留学美国，学法律。堂哥和大哥上世纪三十年代留学法国，学建筑，后来都从事教育，成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行者。
今天高家影响最大者是三叔的儿子高锟。他一九四八年随父移居台湾，一九四九年又移民香港，进入圣若瑟书院就读。中学毕业后考入香港大学，再赴英国留学，一九六五年在伦敦大学所属的帝国理工学院获得电机工程博士学位。从一九五七年起，他就研究光导纤维在通讯领域的运用，一九六四年，提出在电话网络中以光代替电流，以玻璃纤维代替导线。一九六五年，在实验基础上提出以石英基玻璃纤维作长程信息传递，将带来通讯的革命，并提出当玻璃纤维损耗率下降到二十分贝/公里时，光纤维通讯就会成功。一九六六年与何克汉共同提出光纤可以用作通信媒介。他在电磁波导、陶瓷科学方面有多项专利。一九八一年，第一个光纤系统成功问世。如今，超过十亿公里的光缆以闪电般的速度通过宽带互联网，为全球提供数据。高锟也因此获得了“光纤之父”的美誉，于二〇〇九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高锟得奖后，一些报刊记者得知高锴是他的堂兄，兄弟之间感情很好，于是跑来采访。有记者天真地说：如果他不去国外，我国就可以有诺贝尔奖得主了。高锴对记者说：如果高锟留在国内，由于家庭出身，很可能连大学都上不了；有幸上了大学，在一九五八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很可能被“拔白旗”；如果有幸做科研工作，到了“****”肯定会被当作“修正主义苗子”批斗，总之，在极“左”路线下，如果他在国内将一事无成。
高锴的说法是实情。这可以从他的经历中得到旁证。他自己毕业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该校当年校风很好，毕业生里，两院院士出了几十个。一九四六年，高锴读高中时参加学生运动，成为****地下党员。一九四九年，党组织决定让一批党员考大学，那时大学是各自招生，高锴报考四所大学都考上了。他原想上北京大学，组织上让他去教会大学，他便入读燕京新闻系。一九五一年初，组织决定抽调他去北京市工作。组织一声召唤，他根本不考虑学业从此中断，第二天就背上铺盖卷到北京市委报到，给市委******副部长崔月犁当了机要秘书。
一九五五年肃反，高锴的父亲被捕，罪名有三：恶霸地主，豢养地主武装，反对土改。高锴因此成为机关肃反的重点对象。批斗会上逼问：你家有几个黑牢，搞过几个丫头，有多少枪？高锴无奈地回答，我家最多的是书。初中三年级时和黄炎培通过信，也被说成是向中间势力靠拢，认定他思想复杂，支部要把他“劝退出党”。崔月犁支持他申诉，他才得到平反。但档案中还是留下了大量虚假材料。他觉得在机关待不住，于是要求做新闻工作，去了《北京日报》。一九五七年三月，中南海召开“鸣放”座谈会，报社派他采访。《人民日报》报道章乃器恶狠狠地提出二十年定息问题。高锴在场，认为报道不实，写了一封信说：“章乃器发言时我参加了，那天《人民日报》记者没有来，写的不是那么回事。”这使他大难临头，只好找崔月犁求助。崔月犁给周游总编辑、范瑾社长各打了一个电话，说：“高锴同志在我这儿工作很多年了，人是很热情的，工作积极努力，但是政治水平低，思想糊涂。”把性质说成“人民内部”问题。周游对高锴说：“你怎么那么糊涂！”没有戴****帽子，但定为严重****，说：你来这儿不到四个月，赶紧下放，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群众运动领导也做不了主。一旦被贴大字报，就难以挽回。社长范瑾说：“你还是好同志，但是思想太右了，必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啊。”高锴以“戴罪之身”下放石景山区鲁谷村劳动，崔月犁到石景山区搞调查研究，特意到他的小屋里住了两天。村干部对他的态度才温和起来了，算是躲过了一劫。所以他试想：如果堂弟高锟不走，能更幸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