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98年5月，葡萄牙航海家瓦斯克·达·伽马率船队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卡里库里，开通了欧洲直接前往印度的海路，他从这里带回去的丝绸、香料、宝石、象牙等，使他盈利达到航海费用的60倍。以后葡萄牙、荷兰和法国商人的冒险家蜂拥而至。公元1600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拿着女皇伊丽沙白的特许状，夺得了好望角以东的贸易垄断权，印度自然成了他们独吞的一块肥肉。他们靠经济强势挤走了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又通过三次战争打跑了法国，欺负莫卧儿王朝的衰弱，建立了自己对印度再无掣肘的殖民统治。通过野蛮的掠夺，英国获得巨大的财富。为使印度成为自己永远的原料基地和最大的倾销市场，他们在印度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机构，统治中心就选在了德里。1911年动工，1929年一座全新的德里出现在恒河岸边。它吸收了西方城市的理念，展示了西方城市的文明，又融进了东方文化，闪放着印度历史文化的光彩。为了保持城市的风格，政府有严格的规定，新建筑不能超过四层，绿地要占相当的面积。从飞机上看，整个新德里都掩映在树林里。
不管这个新城的设计者和建设者是谁，都应该被历史肯定。他没在老城里东拆西挪，而是走出老城，重打鼓另开张，在靠近老城处建一座新城。这样的结果是保护了老城中的莫卧儿王朝的所有古建筑，保护了印度人原来的生活形态，保护了这个古老民族的文化传统。这也许因为经过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英国资产阶级明白如何尊重历史文化传统，如何在继承中创新，如何建设适合人生存的生态环境。而靠暴力革命起家，从战争中走来的中国的领导者，更喜欢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世界。所以我们的执政者没有尊重通晓世界建设史、当然也知道新德里建设经验的专家，如梁思成的意见，在对旧北京的摧枯拉朽的过程中建设了新北京，尽管由于一些开明的领导者尽力保护了一些文化古迹，但比老德里还悠久的老北京还是在焕然一新的建设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在解放北平之前，据说毛主席曾给傅作义将军捎话，一定要千方百计保护好城里的古建筑，傅将军做到了，而后来我们进了城在建设过程中没有做到！这教训至今还常让许多中国人痛心疾首。其实在中国的许多城市目前还在为建设新城而破坏老城，他们以为只有改天换地，才能让老百姓满意，才能显示自己的政绩。他们到底是在立功，还是在造孽，还是让后人评说吧！
最近在印度的《印度教徒报》上看到一篇题为《双城记》的文章，作者说：“30年来，北京一直就像一个精心打扮准备参加婚礼的新娘。5条宽阔的四边形公路环绕全城，沿途见不到一座贫民窟。新盖的摩天大楼流光溢彩，一幢接一幢地拔地而起，富丽堂皇的购物商场、豪华的公司总部甚至政府办公室纷纷驻扎其间。……我们不禁好奇，这座城市是如何‘呼吸’的，它的‘肺’在哪里。我不由想到了德里，那里拥有更多开放的空间和公园。说来奇怪，我竟开始萌生某种感谢之情，多亏了我们较慢的经济增长、糟糕的规划以及缺乏想象力的建筑，德里不像北京，它的生活空间尚未惨遭吞噬。”
走在新德里的大街上，我们看到了比北京少得多的高楼大厦，比北京要少得多的高速路和高架桥，比北京要少得多的高级轿车；但我们也看到了比北京要多得多的公园和绿地，呼吸到了比北京要新鲜的空气，也望到了比北京要蓝得多的天空。
那天听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说到北京和新德里城市建设的比较，他说：“我们以日新月异为骄傲，他们以百年不变为自豪。”这话真值得很好地思考，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城市规模的扩大也是必然的，但并不是城市越大越好，城市越新越好，楼房越多越好，以牺牲城市的文化传统和自然生态的“日新月异”并不足取。所谓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切中时弊，非认真贯彻不可！新德里的生态环境、文化保护，确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但几百万人居住的贫民区得不到改造，一个国际大都市没有标准的国际机场和通达的高速公路，老城区交通和卫生的脏乱差，大概不值得“自豪”吧！其实他们也不是不想“日新月异”，只是经济的发达还没到这个程度，社会体制中还有诸多掣肘之处。
印度老百姓每天都在批评政府的无能，别说建设机场高速公路，连“猴子问题”都解决不了。原因是新德里最著名的猴子聚集区，位于印度总统府与国防部前面的达尔豪斯路，因为这里的猴子太猖狂，导致国防部班车只能改站。其实新德里政府也采取了许多驱猴的办法，如“以猴赶猴”，用恒河的天敌长尾叶猴“吓跑”流浪在街头的恒河猴。但恒河猴在德里太多，长尾猴还是寡不敌众，猴患的问题还是未能解决。最近，德里最高法院就社区居民的起诉，申斥新德里市政局：“如果你们不能解决猴子扰民问题，还能做什么？”
对印度政府的能力我们不能妄加评论，但他们的简朴我们却感受到了。印度的公务员只是中国的八分之一，因软件业世界第一、被称为“印度硅谷”的班加罗尔，政府中负责软件业的官员只有七八个人。在印度从总理以下，所有的官员乘坐的车都是同一牌子、同一款式、同一颜色的国产车。夏天高温摄氏45度，但省长和部长的办公室都没有空调。我们采访的财政部，在红砂石的老建筑里办公，一切都保持当年的粗粝和原始，墙上还装饰着传统的砖雕，办公用品也很老旧。但官员们的专业水准，还是让中国一流财经记者大为赞赏。
新德里有许多新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走过印度门
印度门耸立在新德里的“国家大道”，它是大道的起点，那一头是总统府，当年是英国的总督府。它有一个很美丽的名字——维多利亚宫，那是以英国女王的名字命名的。那是一座宏伟的用赭红色砂石建造的宫殿，院内的公园是古印度莫卧儿王朝风格的园林，由奇花异草装扮的方园、长园和圆园，十分清静幽雅。英国殖民者总是在清雅的环境中，制订最血腥奴役和掠夺殖民地的计划。
不过，英国人也有与印度人并肩战斗的历史，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把数十万勇敢的印度人拉到欧洲战场，与德奥军队决战，英国人胜利了，却把9万印度人埋藏在了异国他乡。印度人死而无憾，他们是为自己的祖国而战的。因为英国人答应他们，战争胜利了，就让印度独立。结果他们牺牲了，战争胜利了，而英国人并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他们能做的事就是和印度人一起建造了这座凯旋门式的“印度战士纪念碑”。这门是仿造巴黎的凯旋门而建的，但具有印度的风格。门高48.7米，全部用红砂石砌造，拱门高42米，宽21.3米，顶部有屋檐，循台阶可登顶端。门的最高处有一个直径3.5米的圆石盆，每逢重大节日将点燃盆中的火把，那光焰照亮城市上空。
我在拱门的两侧看到了那刻在墙上的名字，那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年轻的生命，他们是否死得其所，只有天知道。不过印度人民，在每年的1月26日的国庆日，都要在印度门前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那时这些死去的战士才得到些许的安慰吧！我们每个人都在印度门前照了相，不仅是到此一游的纪念。
可惜印度门有持枪的士兵把守，我们不能从门中通过。我们只好远远地绕门一周，然后去朱木那河畔的甘地公园拜谒圣雄甘地墓。那是一个占地宽阔的园林，绿草茵茵，古树参天。这可能是新德里最大的绿地了，也是最幽静的公园了。那公园没有围墙，谁都可以自由进入，顺着红砂石的甬道，默默地向墓地走去。为了表示敬重，每个人都脱下鞋，光着脚走进墓地。甘地受到印度各族各教人民的爱戴，是因为他最先率领自己的人民向殖民主义挑战，要从英国统治者手中夺回人民自由的权利，为此他奋斗终生，百折不回。甘地同样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敬，是因为他采取了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的方式来对抗英国殖民统治，尽管不被人民理解，又一次次地被英国人关进监狱，他用绝食抗争，用真诚打动人民，终于用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争得了民族的独立。更值得敬重的是，他没有权欲，没有私利，一生为人民操劳，自己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然而他却死在了印度教极端教派分子的手里。那是1948年1月30日，而在一年前的8月15日，印度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宣布了民族的独立，甘地没有出席庆祝活动，也不出任政府的任何领导职务，还坐在自己家里，静静地纺纱线。
我们顺着甬道走上了一个高坡，高坡下凹处一块方地，周围砌着白色的墙，那方地的中间，是一块16平方米的黑色大理石的墓体，墓体的四角上摆着由黄色和白色的小花组成的花环，中间立着一个灯架，淡淡的火苗忽闪在玻璃罩里，那墓体的正面刻着印地文的“甘地”，在墓前横卧的石碑上刻着甘地在被暗杀者击中后的呼喊：“嗨！罗摩！”罗摩是印度教的大神。那呼喊，相当于中国的“我的天啊！”
甘地死后是按照印度人的习俗进行火葬的。这里是当年的火葬地，甘地的遗体被架在檀香木上，当木堆被点燃时，大约有200万人站在朱木那河两岸，朝向火焰升腾处肃立默哀，向他们敬爱的圣雄告别。
当时，有一个41岁的印度人满脸悲戚地站在火堆旁，他说：“我们生活中的光芒已逝去，世界一片黑暗……我说光芒已逝去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照耀祖国的光芒不是普通的光芒，多年来照耀印度的光芒将照耀印度更多年。千年以后这光芒仍然在印度看到，世界也能看到。”他就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甘地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位出身婆罗门贵族，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律师，1912年投身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运动，1921年成为甘地推进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的战友，1929年担任印度国大党主席，在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斗争中屡遭逮捕，但斗志弥坚。1947年8月15日，他出任印度的第一任政府总理。他在对全国的就职演说中说：“在今天，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自由的缔造者，我们的国父。他弘扬了印度立国的传统精神，高擎着自由的火炬，驱散四周的黑暗。但不只我们，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将铭记国父的指示，铭记这个伟人，铭记他的信心、勇敢与仁爱精神。我们将决不让自由之火熄灭！”
尼赫鲁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在任时，中印两国建立了友好关系。1950年4月1日两国正式建交，印度成了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1954年6月，尼赫鲁邀请周恩来总理成功访问了印度，当年10月他又访问了中国，陪同他访问的还有他37岁的女儿，这就是1966年接替他成为印度总理的英迪拉·甘地夫人。当年毛主席接见尼赫鲁父女时，他已发现了这个贤淑的女子的不凡气度。她的父亲担任了17年总理，她从1966年到1977年连任三届总理，1980年她第四次提任总理。尼赫鲁家族为国家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1984年10月31日，甘地夫人在自己的官邸被自己最可信的保镖刺杀，这两个锡克教徒是为了报复甘地夫人下令镇压旁遮普邦盘踞在金庙里的锡克教武装暴徒。在那次战斗中1200人被打死，逮捕了3000多人。
甘地夫人的大儿子拉吉夫·甘地只好接下了她母亲国大党主席和总理的职务。这个剑桥大学毕业的工程师，热衷于航空事业，已考取了国家航空公司的领航员。她的母亲精心培养了活跃于政坛的弟弟桑贾伊·甘地，可是他于1980年6月因飞机失事身亡。拉吉夫只好遵母命出山从政。然而这个善良儒雅缺少政治经验的工程师执政五年后败北。1991年5月21日，准备东山再起的拉吉夫参加一次群众集会，正要讲演时，突然的爆炸让他当场身亡。制造这一事件的是斯里兰克的“泰米尔猛虎组织”成员的人体炸弹。
接替拉吉夫·甘地成为国大党主席的是他的夫人索尼娅·甘地。1965年，18岁的意大利姑娘索尼娅只身赴英国剑桥学习。有一天，她的一位德国朋友把高大英俊的拉吉夫领到她面前，两人一见钟情。21岁时，她嫁到了印度，成了显赫的尼赫鲁—甘地家族的一员。为了家国，为了丈夫的遗志，她只能挺身而出了。可能是血腥的政治，给了她许多教训，她只担任了国大党的主席，而谢绝了全党对她担任总理的提名。她深居简出，鲜于露面，但左右着印度政治的国大党，仍在她的掌控之中。她的接班人是她的儿子拉胡尔·甘地，现在是议会下院的议员，他被称为“印度政治新星”“国大党的救世主”；还有她的女儿普里娅卡·甘地，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像父亲一样聪明，像母亲一样美丽。印度政界对她也很看好。谁知道，复杂残酷的印度政治会给这两个尼赫鲁—甘地家族的年轻人安排怎样的命运！在20世纪的政治历史中，美国的肯尼迪家族和印度的尼赫鲁—甘地家族的命运，是最具有戏剧性了！
这次到印度，我才搞清楚，甘地夫人是尼赫鲁的女儿，因为她的丈夫叫费罗兹·甘地（1960年亡），他才被称为甘地夫人，她和圣雄甘地没有亲缘关系。但政治上的继承关系肯定是有的。
这就是我在走过印度门，看到的和听到的关于甘地、尼赫鲁、甘地夫人和她的后代的故事。这也许是我们了解这个谜一样的国家的一个背景。
大使馆里见老乡
无论到哪个国家访问，都要去拜访中国大使馆，那里是我们自己的家。到了印度就更想到使馆了，因为特命全权大使孙玉玺同志，是哈尔滨的老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