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是传统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传统经济政策确立的时期。重农抑商政策的实行，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工商业的发展虽因之受制，但由于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也出现了繁荣。经济重心，逐渐由“山东”向“山西”移动；江南的开发，是推动经济重心转移的重要条件。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的日渐兴盛，对东汉中后期的历史产生深远影响。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百姓生活的相对安定，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民俗生活的丰富兴盛。
汉朝各地的经济发展不是齐头并进的。西汉时期关中是最为发达的地区，到了东汉，关东稳步发展，有超越关中之势。而江南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成为物产丰饶之地。
■生态环境的改变
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的载体之一。气候变化与人为因素，对生态环境的变化影响最为巨大。两汉时代，气候是比较温和的，并发生了由暖向寒的转变。气候变化，对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中国而言影响重大。关中地区，西汉时曾种植适宜“暑湿”气候条件的稻米，后来种植不择地力、易于生长，足以防备灾荒的大豆；黄河流域的主要食粮，起先是大豆和粟并重，后来大豆则有逐步成为主要粮食的趋势；移民方向发生由西北向东南的转变，出现中原人向江南地区移民热潮—这些转变，恰恰是以气候由温湿向干冷的转化为背景的。王景治理黄河后，黄河长期安流，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气候转为干燥寒冷，河水流量相对减少，水患减轻。人为因素对北方环境的变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黄河最初并不以“黄”相称，至西汉初年才有“黄河”名称，这是与森林砍伐、过量开荒等密切相关的。泥沙流量增多，不仅造成严重水患，而且使北方诸多的湖泊淤积堙涸、消失。移民实边，屯田耕种，使得原先植被遭到破坏，与蒙古地区沙漠的形成是有直接关联的。
■关中与关东
东汉时期，农耕生产的水平与西汉相比有所提高。铁器的普遍使用，牛耕和铁铧犁在原先经济比较落后的淮河地区的推广，蚕桑在南方的普及和农耕水利设施的修建，无疑是东汉经济进步的标志之一。东汉一代经济形势最为突出的历史特征是，在各个经济区普遍发展的背景下，全国经济重心开始东移。秦及西汉时期，关中地区是最为发达的经济区，“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当时曾屡屡迁徙关东贵族、富豪和高级官僚于关中，以强化关中的经济优势。大规模的用兵西北，开拓边土，实行就地屯田，也使得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得以充实。两汉之际的战乱，使得关中地区遭受沉重打击，人口衰减，城市破落，损失极为惨重。西汉政府的“强本弱末”，即使关东地区承担主要财政耗用的政策，并不能阻止关东地区的稳步发展。东汉王朝定都洛阳，则或多或少地体现了这一点。
■江南开发
江南地区的开发，是出现经济重心东移的重要前提。西汉时期，江南经济还停留于较为原始的粗耕阶段，即“火耕水耨，饭稻羹鱼”时期，是“卑湿贫国”。而东汉一代，江南地区发展很快。江南气候条件的变迁，使得中原士民不再视之为“暑湿”、“瘅热”之地；而中原战乱不断，又大大加剧中原百姓南下迁移的热潮。移民的南下开发，不仅为江南地区带来众多的劳动力，也使得中原地区较为先进的农耕技术迅速在江南地区传播推广。江南地区水利事业的陆续开展，对江南农业的开发也至关重要。例如史籍记载，顺帝时会稽太守马臻凿治“镜湖”，在会稽、山阴两县交界筑塘蓄水，根据水旱情况调节水量，使周边地区少有水旱灾害。实际上，自东汉中期起，江南就凭藉富足的粮食生产，救济赈援江北饥民。到东汉中后期，江南已经扭转落后面貌，成为开垦荒地众多，物产丰盈的地方，被称为“沃野千里，民富兵强”的乐土。
■庄园经济
东汉之时，豪强地主、官宦贵族凭借其政治特权和经济势力，大肆侵夺百姓土地。特别是在东汉中后期，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盛。南阳豪族樊宏开垦田地300多顷，新野阴氏家族有田700余顷。至于秉权的官宦，其所占土地更多。宦官张让专权时，其家族党羽竟然占有“京畿诸郡数百万膏腴美田”。
大地主对土地的经营，则多采用田庄形式。生产者主要是豪强地主所荫庇的宗族、宾客等，他们直接服务于豪强地主，逃避朝廷的赋税和徭役负担。典型的田庄，内部“闭门成市”，甚至可以“有求必给”，即农、林、牧、副、渔诸业齐全，又有“巧不可言”的手工业，其基本生活消费品可以不必依赖田庄以外的市场。田庄内往往拥有私人武装。在一定条件下，这种以田庄为依托，内聚力相当强的社会群体，常常会演变成为军事集团。东汉末年军事割据势力，很多就是由拥有强悍的宾客、部曲武装的地方豪强发展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