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抉择。在德维死前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已不能上下楼梯，全靠我们抱着，在外面大小便也常常跌倒，同时伴有显著的精神压抑和痛苦。我开始考虑为他进行安乐死的问题，但一直下不了决心。在这其间，尤金·奥尼尔的《一只狗的遗嘱》是我们经常阅读和令我们感动的文章。我们觉得德维就是那个叫伯莱明的狗。德维死时正好十七周岁，算是终其天年了。
祖述宪：安徽医科大学流行病学与社会医学荣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传染病流行病学、疾病的诊断与治疗评价以及医疗卫生政策。中国动物保护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与推动者。近年有《动物解放》（翻译），以及《余云岫中医研究与批判》、《思想的果实——医疗文化反思录》和《中国近现代学者论中医》出版。
注：本文收入曹保印编《精神历程——36位中国当代学人自述》，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注1.阿尔贝特·施韦泽《敬畏生命》陈泽环译，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5。彼得·辛格《动物解放》祖述宪译，青岛出版社，2004。辛格的另外两本书的中译本《实践伦理学》（刘莘译）和《一个世界全球化伦理》（杨立峰译）也已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注2.《人类的由来》潘光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人与动物的情感》余人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它们讨得你的欢心，迫使你面对它们的各种需要、了解它们，最重要的是去想象它们的感受和希望。不经过这种努力，人要怎样摆脱自私与成见累积而成的冷酷与麻木呢？所谓设身处地、同情共感的能力，要从何而来呢？没有这种能力、不培养这种道德敏感度，我们又怎么会有动机去跨出自己、关怀他者呢？
——钱永祥（台湾学者）
猫与我
——一段道德启蒙的经验
（台湾）钱永祥
从理论上谈人应该如何对待动物，乃是一个严肃而复杂的道德哲学问题。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对待方式，应该受到道德规则的节制，大概算是不争之论。可是人类的活动所波及的范围极广；人以外的各种形式的生命，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呢？从各种动物、植物，乃至于河流溪谷山峰海洋，乃至于层层相套的生态系统，似乎各自都有某种存在的“价值”。有些人认为，“价值”这个概念只有相对于人类的需求才有意义，因此只要人类有需要，尽可以恣意使用这些资源。宰杀动物吃它的肉、砍伐树木夺取木材（君不见台湾大学新建的图书馆，庋藏虽然无足以耀眼，却仍不忘以拥有“原木”书桌为傲？）、推平山丘开发社区、流放污水荼毒海洋，似乎都是人类理直气壮的作为。可是这些做法，是否违反了什么道德规范呢？灾难发生后，“大自然反扑”等等警告，仍只是从人类的利害计算的角度来谈。究竟有没有其他的角度，让我们检讨“人类支配一切”的观点的错误呢？毕竟，让我们承认道德哲学的第一原理：只从第一人称的角度出发的思考，当然不能算是道德性的思考。
把范围缩小一点，动物与人类的关系比其他生物更为密切，因此动物在人类手下的牺牲也最可观。为了人类的口腹之欲，数以亿计的动物日日遭屠杀；为了人类的健康和美容，数以千万计的动物在实验室里累月遭折磨；为了人类的情绪排遣，数以千万计的动物被迫在扭曲的环境里经年扮演“宠物”的角色。这些庞大的数字直逼到你的眼前，如果你对自己行为的道德涵义还有所关心，你不能不在某个时刻自忖：我对待动物的方式，究竟有没有出问题？我使用动物（例如优雅地咀嚼其尸体残骸）的时候，究竟应该遵循什么道德规范？
我是一个还算勤奋的学术工作者，因此我也利用机会，格外努力阅读了不少有关动物伦理学（或者说“人应该如何对待动物”的伦理学）的文献（我还在孟祥森先生的带领之下，翻译了彼得·辛格的《动物解放》一书）。我学到了不少理论、事实材料、还有分析的角度。
坦白说，任何以人类为价值中心的意识形态，大概都经不起这些新观点的挑战和驳斥了。人类对待动物——至少就有感知痛苦能力的动物来说——的方式，不仅应该受到道德原则的规范，并且人类对待动物的原则，与人类彼此对待的原则，其实不应该有太大的差异。只谈道德理论的话，一切以动物为工具（为餍足食欲、学术求知心、商业野心，或者情感需求）而损害动物利益的做法，都是在道德上错误的。这个原则不是没有例外，不过这种例外的情况要成立，需要道德上极为有力的理由。
我的朋友们，绝少有人听得进这样的道德理论。他们可以反驳说，一套这样的理论，即使逻辑上无懈可击，可是由于其结论与我们的道德直觉和道德常识相去太远，太缺乏真实感，这样的道德理论一定有问题。这种反驳，我觉得很有道理。一种道德分析，如果无法与我们的道德感觉有某种接榫、某种契合，当然是不可能成为一种真实的道德理论的。
可是反过来说，我们也得问，人的道德直觉如果扭曲得过头，还有资格构成对道德理论的反驳吗？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某个人的道德常识，完全笼罩在男尊女卑的观念之下、或者黑人劣于白人的观念之下，那么任何要求人类平等或者性别平等的道德主张，在他看起来岂不都是背离常识而不真实的吗？这种情况下，应该修正的是道德理论，还是这种人的封闭心灵和贫乏经验？
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动物却正好已经不是一个真实的经验对象了。它们的存在大体不脱食物（在市场、餐桌、麦当劳）、观赏物（动物园、马戏团）或者宠物这三种身份。可是这三种身份，正好使得我们关于动物的观念极度扭曲。我们没有动机、也没有能力把动物看做正在活、并且想要活的主体；我们无意去理解动物的心理情绪和身体感觉是怎么一回事；它们的孤独、恐惧、疼痛、绝望，我们也不会设法去想象和体会。换言之，我们与动物是隔绝的，至少在情绪感觉的层面上是隔绝了（试想，若不经过这样的隔绝，我们每餐的食欲如何振作得起来？）。可是既然有了这层隔绝，道德理论如果要求人类“尊重”动物的权利与利益，我们怎么不会觉得莫名其妙？
与三只猫生活在一起，帮我冲破了这层隔绝。它们讨得你的欢心，然后迫使你面对它们的各种需要、迫使你去了解它们，最重要的是去想象它们的感受和希望。当然，理解会失败，想象往往是错误的。可是话说回来，不经过这种努力，人要怎样摆脱自私与成见累积而成的冷酷与麻木呢？所谓设身处地、同情共感的能力，要从何而来呢？没有这种能力、不培养这种道德敏感度，我们又怎么会有动机去跨出自己、关怀他者呢？而若是缺乏道德敏感度，拒绝承认你的对方有它（或者他、她）的利益和感受需要你列入考量，一切道德规范与道德理论，岂不都注定是空洞的公式，缺乏“真实感”吗？
钱永祥：台湾著名学者，“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1949年生于兰州，台湾大学哲学系毕业。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黑格尔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旁及动物伦理学。著有《在纵欲与虚无之上》等书，译有《学术与政治》、《动物解放》等书。
这是救命的、传播爱的工作。通过救助动物来改变人的态度和行为，动物得到了再生，人的灵魂也可能得以挽救。
——葛芮（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亚洲总代表）
黑熊改变了我的生命历程
（美）葛芮
我们每个人可能都能很清楚地记得对自己成长和事业中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当我回忆起改变了我事业历程的那几只黑熊，当时的一情一景，连非常微小的细节都历历在目。
那是1996年的冬天，在美国电视台制作新闻节目的我接受了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的一个任务——赴中国拍摄基金会在广东番禺建立的黑熊养护中心开幕式。自1994年开始揭露活熊取胆的野蛮残酷，到说服广东省政府关闭条件恶劣无比的两家熊场，基金会救助下了九只亚洲黑熊。基金会的工作得到了香港的政协委员，著名华侨朱幼麟先生的支持。中国第一个能让在熊场上受尽折磨的黑熊安全、快乐地养老送终的黑熊养护中心就建在了朱先生家乡所在的岳溪村。
熊胆是中医药里的一味辅助药。八十年代中期，中国从韩国引进了活熊取胆的技术，在国家提倡驯养繁殖的政策下，大批的熊场出现了。从表面上看，活熊取胆代替了杀熊取胆，似乎能使黑熊免遭杀害。可是，活熊取胆对熊来说是无比痛苦，可以说是生不如死。取胆的熊被开膛破腹地从胸口插入导管常年取胆。伤口感染，化脓的血水和着胆汁长流不停。为了方便取胆，黑熊被囚禁在无法转身的小铁笼里。为了防止导管脱落，有的黑熊还被戴上了铁背心。到九十年代末，全国有五百多个熊场，上万头黑熊在受着生不如死的折磨。同时，有人仍在捕捉野生黑熊，卖给熊场。更有甚者，为了兜售熊场上生产的既不卫生又不安全的“胆汁”，许多熊场竟开始制作“熊胆茶”“熊胆酒”和“熊胆饮料”。
“要开笼门了！”我和摄像师杰米·可文站在横跨养护中心两公顷土地的天桥上，听到对面笼舍区房顶上传来的既兴奋又含有担心的发颤的喊声。养护中心分三个区：有房顶的笼舍区里面有喂食的槽子和睡觉的大铁筐，里面垫着干燥柔软的稻草，是黑熊休息的地方。笼门吊起来，就通向外面的半开放区。半开放区里种着各种熊喜欢的植物，树和草，甚至还有个浅浅的水池供黑熊嬉戏。半开放区再深入进去，以铁栏之隔就是全开放区，里面的树更大，草更密，是将来给黑熊提供玩耍、藏身的地方。
基金会救助下来九只黑熊中的八只头天就进了笼舍区，已在那里住了一晚，便于他们对笼舍区内的环境有所熟悉。今天要想办法把他们吸引到半开放区内，这里有许多专门设计、建设的模仿熊野生栖息地的植被和食物，以供他们探索，满足他们的好奇心。
杰米早早架好的摄像机静静地开动了，在场的工作人员、嘉宾和媒体不下五十人，除了从不远处村里的猪圈不时传来猪安然自得拱食的声音之外，黑熊养护场上鸦雀无声。所有的眼睛都盯着笼舍区刚刚吊起的铁门。等呀等呀，半天才有一只黑熊探头出来，查视情况。熊的视力不好，可嗅觉极其灵敏。他将头抬起来，伸在笼门的外面，从左到右慢慢摇晃，似乎在品尝着自由的气味。
又过了半天，他的全身终于都露在了阳光下。站在笼门口的水泥地上，他乌黑的身体显得很疲惫、瘦小。除了胸前淡褐色的月牙形（由此亚洲黑熊又名“月熊”）之外，背上从耳后到尾部有一条深深的伤痕，是铁笼子上粗糙的铁丝常年刺磨而造成的。“是朱朱！”有人通过他背上的伤痕，认出是以朱幼麟先生命名的十岁不到的雄性的月熊朱朱。朱朱嗅到了眼前不远处草丛中的芭蕉树和树上的果实，熊最喜爱的食物。他终于要去自己采食果子了，一个被剥夺多年的自然习性。
朱朱向泥土地迈出了第一步。突然，像触了电一样，他把前爪缩了回来。可草丛中果子的诱惑力太大了，他又伸出爪子，又一次缩了回来。就这样，来来回回，犹犹豫豫，朱朱在坚硬的水泥地上跺着步，不知过了多久，不敢越雷池一步。而“雷池”则是绿茵茵、香喷喷、充满泥土和花草芬芳的自然土壤。
在场的许多人都湿了眼眶，而我的泪水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这个本该与自然中的树木花草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动物，被人多年囚禁在水泥地和小铁笼的环境里，竟然被剥夺了他对泥土和草丛、对自然的最根本的认识。他犯了什么错呀，就是因为他是只熊吗？错在人的身上！人的道德堕落到什么程度了？就为了用他的胆汁买卖，就能如此残酷地虐待一个无辜的生命？
朱朱和他的另外七个同伴算是幸运的，虽然他们永远不可能再回归野外，可它们有机会在基金会的黑熊养护中心里安全、自由、舒适地生活到老。对比之下，它们还有数千个同伴在遍布全国的养熊场上受尽肉体和精神上的煎熬，没有出头之日。甚至一起从熊场上得救的熊都有更不幸的。其中一只母熊根本没有机会尝试到自由的滋味儿。它被囚禁到小铁笼里的时候仍是只小熊，它的身体长大了，可铁笼并没有扩大。在这个小铁笼里它被整整禁锢了十三年，锁骨、腿骨都未能得到发育。等放出来的时候，它不能走路，连头都抬不起来，无法自己进食，更不能觅食、玩耍、享受生活了。出于人道的考虑，兽医师们会诊后决定将它做安乐死。
看着朱朱和它的同伴们兴奋地视察养护区的每一个角落，在水池中玩耍嬉戏，抱着大柚子美滋滋地啃食，我钦佩基金会的工作。这是救命的、传播爱的工作。通过救助动物，来改变人的态度和行为。动物得到了再生，人的灵魂也可能得以挽救。
就在那一时刻，我决定辞去我在美国电视台的职务，回归祖国加入基金会的工作，使更多的国人摈弃野蛮暴力，提倡文明和谐，爱护动物，尊重生命。
可以说朱朱改变了我的生命历程。朱朱向代表自由的泥土迈出的那一步也使我迈出了从观察者转向行动者的第一步。
葛芮：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FAW）亚洲总代表。1984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后赴美深造，毕业后担任电视新闻节目编导。1996年受IFAW之邀参加报道广东省林业厅和IFAW共同解救8头遭受残酷的活体取胆的亚洲黑熊的行动，此后辞去电视台的工作，回国担任IFAW中国代表。在其领导下，IFAW中国办公室积极与国内各级政府部门和民间机构合作，开展了一系列保护野生动物和伴侣动物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