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外国记者别有用心地问王蒙:“请问,50年代的你与80年代的你有何相同与不同?”这里,这位记者的用意是路人皆知的。王蒙当时也十分清楚。他不慌不忙地抬起头,从容不迫地回答道:“50年代的我叫王蒙,80年代的我也叫王蒙,这是相同之处;不同的是,那时我20来岁,而现在我则有50多岁了。”
记者的提问只给出了年代限定的范围,王蒙虽然知道对方是想借机让他谈一谈对中国国内形势改变的感受,但是却故意曲解其本意,只是从自己年龄变化的角度作答。这个回答虽然也算是“合格”,但实际上没有真正给对方任何有用信息,令其大失所望。
1974年周恩来在医院会见泰国总理克立先生,当他们道别时,克立总理说:
“可以问最后一个问题吗?”
“请。”
克立含笑注视着周总理,确切地说,是注视着周总理的前胸。
“这次访问贵国。”克立说,“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变化:人们几乎都不戴毛主席像章了。1971年我来北京时,每个人都戴着像章。”
“这是你的问题?”
“不。”克立笑容有些神秘,“问题是关于阁下您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人们都戴着毛主席的像章,而您只戴‘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即使是1971年革命最热烈的时候,您也如此,而在人们不戴像章的时候,你为什么还戴?您又为什么把‘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换成了毛主席像章?”
总理说:“克立先生对中国的像章很有兴趣。我知道您想要我这枚像章,送您了。”
克立总理想要知道周恩来总理对中国政局变化的明确反应,这是一个敏感性的政治问题。他以周总理胸前佩戴的像章发生变化为理由,从侧面向周诱导询问。周总理弄清了他的意图后,避开问题的实质,故意把克立的意思理解为他想得到自己的这枚像章,并慷慨相送。在这种情况下,哭笑不得的克立除了接受这份意外的礼物之外不能再说什么。周恩来以自己的智慧取得了外交上的又一次胜利。
(七)反守为攻:把对方的皮球踢回去
反守为攻的战略就是在回答提问之前,针对问题本身先向对方发问,把压力转移到提问者本人身上,反被动为主动。这常使毫无心理准备的对方措手不及,自己因此而顺利地扭转形势。我们在回避自己不愿作答的问题时可运用这一技巧。
1987年5月,我国足球教练高丰文,率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南下看港。在与香港队大战前夕,香港有位记者想探听“军情”,便问高丰文:“你将怎样对待香港队惯用的打法?”高丰文反问道:“你说香港队的惯用打法是什么呢?”这位记者冷不防被问住了,只得改口退守:“大概是防守反击吧。”高丰文立刻补上一句:“我不是郭家明(香港教练),我不知道他如何布阵。但是不管香港队怎样变化,我们都一样准备。”
记者想打探中国足球队如何应付香港队的惯用打法,高丰文抓住对方提问的“惯用打法”这一不严密的说法,让记者自己作出解释,记者没想到问题反而会落在自己身上,气势立刻减了几分,高丰文因此也能够非常从容地按着自己的意愿作答。
(八)留有余地:进攻时别忘留退路
在某些特定场合的提问中,常有令回答者在应答上左右为难的情况,尤其是某些选择性的问题,由于各选择项所代表意义的特殊性,不管我们倾向于哪一边,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那么,遇到这种“两难”的情况时,该如何应对呢?我们不妨跳出“非此即彼”的框框,分别肯定双方的优点,在一个动态性较大的前提下,将答案说得灵活可变,为自己留下收缩自如的退路。
顾维钧是我国外交界的耆宿。他在担任驻美大使时,有一次参加各国使节团的国际舞会,与他共舞的美国小姐突然问他:“请问您喜欢中国小姐,还是美国小姐呢?”坦白地说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若说喜欢中国小姐,会立刻得罪美国小姐;若说喜欢美国小姐,实乃违心之论。顾维钧不慌不忙地答道:“不论是中国小姐,还是美国小姐,只要喜欢我的,我都喜欢她。”
本例中,“中国小姐”和“美国小姐”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身为驻美公使的顾维钧如果草率地予以回答的话,很有可能有辱使命或者得罪对方。因此,他没有按照固有的模式从这二者中选择一个,而是跳出提问的框框,一概而论,表明,只要她“喜欢我”,“我都喜欢她”,从而轻松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九)模糊回答:不要硬充太明白
说话过程中,尤其是在一些质询性的论辩中,经常可以碰到一些不能直接回答但又不能不回答、一时无法回答但又必须回答的问题,这时候,论辩者可以巧妙地使用模糊论辩进行答对。
模糊应答,往往体现了说话者的机智,情急生智,应变自如,令人回味。
阿根廷著名韵足球运动员迪戈·马拉多纳在与英格兰球队相遇时,踢进的第一球,是“颇有争议”的“问题球”。据说墨西哥一位记者曾拍下了“用手拍人”的镜头。
当记者问马拉多纳,那个球是手球还是头球时,马拉多纳机敏地回答说:“手球一半是迪戈的,头球有一半是马拉多纳的。”马拉多纳的回答颇具心计,倘若他直言不讳地承认“确系如此”,那么对裁判的有效判决无疑是“恩将仇报”。但如果不承认,又有失“世界最佳球员”的风度。而这妙不可言的“一半”与“一半”等于既承认了球是手臂撞入的,颇有“明人不做暗事”的大将气概,又在规则上肯定了裁判的权威,亦具有了君子风度。
模糊应答能以收缩性大、变通性强、语义不明确的词语,回答一些不能直接回答又必须回答的问题,从而化解矛盾,摆脱被动的局面。
(十)避而不答:顾左右而言他
谈话过程中,当对方有意无意地提出触到我们心中的隐痛、忌讳或者自己不愿回答的问题时,如果一时没有好办法应答,那么,就干脆避而不答。或者沉默不语,表示无声的抗议;或者转移话题使在场者的注意力从自己身上挪开。问话者见我方对其问题不予理睬,在尴尬的同时会很快意识到自己的鲁莽和无礼,从而不再追问。
某单位一女工结婚,在单位散发喜糖,刚巧该单位有一位尚未找到对象的33岁的大龄女青年。大家吃着糖,突然一位中年科员笑着对那位女青年说:“喂,什么时候吃你的喜糖?”大家都望着那位女青年。那位女青年脸微微一红,把脸转向邻近的一位女同事,然后指着那位女同事身上的一件款式新颖的上衣问:“咦?这件上衣什么时候买的?在哪个商店买的?”两个人便兴致勃勃地谈起了那件衣服。在大庭广众之下问大龄女子何时结婚确实是件很不礼貌的事情。女青年碰到这个尖锐的问题时,处境十分尴尬,回答不好可能会引起大家的闲话,再说这事也没必要让大家来参与。于是她立刻把话题转移到同事的衣服上,借以回避对方的无聊问题。问者受到毫不掩饰的冷落,自然也认识到自己的失礼,没有理由责怪女青年对自己的置之不理。
(十一)借题夸张:顺着杆子往上爬
那些毫无根据,又极具挑衅性的提问总是会激起人们的反感,但是直接指责反而会显得自己涵养不够。所以,我们不如根据对方的诘问,为自己编造一个更严重的罪责,嘲讽对方无中生有、不讲礼貌,表达我方对这种无凭无据的问题的极大愤怒和拒绝回答的态度。
一位记者向扎伊尔总统蒙博托说:“你很富有。据说你的财产达30亿美元!”显然,这一提问是针对蒙博托本人政治上是否廉洁而来的,对于蒙博托来说,这是一个极其严肃而易动感情的敏感问题。蒙博托听了发出长时间的哈哈大笑之后反问说:“一位比利时议员说我有60亿美元!你听到了吧!”
记者用一句没有根据的传言来质问蒙博托是否廉洁,蒙博托没有被对方刺激得暴跳如雷,反而编出一个更大的、显然是虚构的数字来“加重”自己的“罪行”,以讽刺记者所提问题的荒谬与别有用心,间接表明了自己的清白,维护了自己的名誉。采用这一方法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切忌被激怒。
(十二)闪避回旋:闪烁其辞巧规避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进行言辞交往时,经常会碰到一些自己不能回答、不便回答的问题。对此,又不好不予理睬,拒而不答。这时,只有想方设法地闪避,才是上策。一般说来,当你对别人的问题采取闪避回旋的策略后,别人都不会不知趣地穷追不舍(真要有那种人,那就得采用另外的策略了)。闪避是言语交际中从礼貌的角度出发的答问技巧,它的要求是:对别人所问,应当回答,但答要答得巧妙,迂回地达到躲闪、回避别人所问的目的。既要让别人不致难堪下不了台阶,又要维护自己不能答、不便答的原则。
1962年中国在自己的领空击落美国高空侦察机后,在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突然问外交部长陈毅:“请问中国是用什么武器打下U—2型高空侦察机的?”这个问题涉及国家机密,当然不能说,更不能乱说。但对记者的提问,又不能不答。于是陈毅来了个闪避:“嗨,我们是用竹竿把它捅下来的呀!”用竹竿当然不可能捅下来,大家都心照不宣,哈哈大笑一阵便罢了。
话不投机时多用闪避回旋的方法说话可以规避许多隐密的事。面临下列各种情况时,可采用闪避回旋法。
1.肯定答复会带来灾祸时
在某些特殊场合,如果直接并且肯定答复某个问题,就会出现可怕的后果。楚汉相争中,项羽灭秦自尊西楚霸王后,封刘邦为汉王,拟让其赴南郑就国。项羽的谋士范增反对说,南郑内有重山之固,外有峻岭之险,刘邦去那里岂不似老虎归山?项羽说,我已经封了,怎么办?范增说,明日早朝你可问刘邦愿不愿去。如他说愿,那你就斥责他不听命令,将其杀掉;如他说不愿,那你也斥责他不听命令,将其杀掉。第二天,刘邦上朝,项羽便依计问刘邦。刘邦回答说:“臣为陛下坐骑,鞭之则行,收辔则止。臣惟命是听。”刘邦的闪避,使项羽想杀他的两个借口都落了空,从而避免了一场灾祸。
2.明确表态会造成恶果时
需要明确表态时要看具体情形。否则,乱表态,就会出现问题。一次子贡问孔子:“死人有知觉还是没有知觉?”孔子想:如果自己说有,那么孝子贤孙就要跟着去殉葬;如果自己说没有,那么不肖子孙就会抛弃死者的遗体不埋葬。于是说道:“你要知道人死了有知觉还是没有知觉的话,等你死后自然就知道了。”
3.正面回答会公开隐情时
有些时候,面对别人的提问,如果正面回答,就会暴露某些秘密和隐私。日本影星中野良子已经35岁而未婚,许多人都很关注她。一次她来中国上海参加艺术活动,有人便问她何时结婚。她说:“如果我结婚,就到中国来度蜜月。”
(十三)以理拒之:用机智堵住对方的嘴巴
对于那些有意刁难、别有用心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必要掩饰心中的反感和左右为难,也不必绞尽脑汁地思考应对之计,而可以直接指出对方的问话不合时宜或者没有礼貌,暗示这种不合理的提问会给别人带来难处,从而正面拒绝回答该问题。
曾被刘少奇誉为“红色资本家”的名人王光英,在“文革”中也历尽劫难。复出后,他受命赴香港创办光大实业公司。谁知一下飞机,香港记者就向他提出了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这次来香港办公司您带来多少钱?”
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肯定的或否定的答复都不妥,钱的数目说多了或说少了都会给人钻空子。好在王光英见对方是个女记者,急中生智答道:“对女士不能问岁数,对男士不能问钱数。小姐你说对吗?”
记者开口探问王光英办公司用了多少钱,让他感觉很窘迫。于是,他避开了这个话锋,用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俗语间接地批评记者的提问违反了常规,表明自己不会回答这种不符合“游戏规则”的问题,从而使对方有口难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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