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年中，周恩来的病情加重。6月5日晚八时，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的同志们听取了医疗组关于周总理病情及治疗问题汇报。
1975年6月上旬，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访华，与之会谈的是邓小平。6月7日，周恩来会见了马科斯。周恩来对客人说，现在会谈、宴会，都由邓小平副总理负责了，给我提供了休息的机会。请你们原谅，我是在病中。周恩来是在进一步向世界上的朋友们介绍邓小平，他要为邓小平创造更加良好的工作环境。
6月9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贺龙元帅的骨灰安放仪式。贺龙元帅在“文革”中被林彪、江青迫害，受尽身心摧残，1969年6月愤怒而孤独地惨死于羁押之中。1973年12月，在一次会上，当讲到贺龙时，已经有所醒悟的毛泽东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要翻案呢。”1974年，毛泽东在与邓小平的谈话中说，要给贺龙平反。邓小平立即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为贺龙元帅恢复名誉。在含冤惨死五年之后，贺龙元帅的冤案终于得以昭雪。去世六年之后，这位开国元勋的骨灰终于得到安葬。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这些贺龙元帅的老战友们都来了，他们为他们冤死的战友，献上了悼念的花圈。周恩来带病来了，他一进来，就凄声高叫着贺龙夫人薛明的名字，热泪长流。周恩来声音颤抖地说：“薛明啊，我没有保住他啊！”薛明在贺龙死后被林彪集团秘密解送到贵州一个山区关押，还是周恩来千方百计地把她找了回来。薛明流着眼泪，哽咽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感谢你对我们全家的关怀。”贺龙的女儿晓明也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呀！”周恩来缓缓地对他们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顿时，早已弥漫在场内的悲痛再也抑制不住，所有的人都失声痛哭了起来。这哭声，是“文革”九年以来积压在人们心中悲痛的发泄，是对林彪、江青这帮“文革”恶人滔天罪行的愤怒控诉，是对极左错误的最强烈的抗议。追悼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央，郑重地致了悼词。
翻案，翻案，必须翻案，必须彻底翻案。如不翻案，九泉之下的英灵怎得安宁！如不翻案，神州大地的苍生怎能释怀！
参加完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的心情更不平静。他要以生命的最后一搏，支持邓小平进行的艰苦而果敢的整顿。6月15日，周恩来同邓小平谈话。在此前后，他多次与李先念、华国锋、纪登奎等谈话，了解情况。6月27日、7月4日和16日，周恩来几次同邓小平进行长谈。周恩来知道，斗争是残酷的，是充满了暗礁险滩的。7月1日，他与部分身边工作人员合影后说，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叉叉。周恩来知道，“四人帮”对他恨之入骨，只要他活着，他们就会不停地整他。即使在他身后，“四人帮”也不会善罢甘休，还会继续将各种诬陷和“罪名”强加给他。对于世事，周恩来已看得很透。对于“四人帮”，他绝不会抱任何幻想。对于未来的斗争，他的心中充满了忧虑。
不出周恩来所料，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言犹在耳，江青一伙就又发起了对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攻势。7月12日，在“四人帮”的布置下，上海《文汇报》一次发表两篇文章，以远在二千多年前的秦朝宰相赵高企图篡位和批判儒家为题，影射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诬蔑周恩来和邓小平代表“复辟”势力，叫嚣要展开对于儒家“复辟”势力的斗争。13日，《光明日报》刊载文章，大讲反对“经验主义”，矛头明确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14日，上海《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了一批影射批判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文章。一时之间，掀起了一个影射批周批邓的高潮，火药味道十分浓烈。8月份，王洪文在上海还多次召开会议，散布：“要警惕修正主义上台”，“要准备打游击”、“打巷战”，并亲自视察民兵装备，带领民兵训练。在“四人帮”心中，这场斗争，不是鱼死，即是网破。“文斗”如若不成，就要进行“武斗”。王洪文这样一个造反起家的人物，不过指挥过几场派性武斗，居然妄想率领民兵“打仗”，也真是忒忒地狂妄了。
对于这场敌我双方阵线分明、险象环生且前途未卜的斗争，邓小平心中镇定自若。他既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更不会做任何妥协。你骂你的，我干我的，丝毫不为所动。他心里雪亮，只有一条，就是要快啊，要尽可能地抓紧时间。这样的机会，很可能转瞬即逝。
6月20日到8月4日，中共浙江省委开会讨论整顿浙江问题。其间邓小平多次听取浙江形势和整顿工作的汇报，还派人调查研究和协助处理浙江问题。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支持下，浙江省委首先对派性头目进行了组织处理，在此基础上抓紧恢复生产，促进了全省的安定团结。
7月4日，邓小平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作了题为《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在讲话中，邓小平指出：“现在，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了。各级都有这个问题。”他说，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建立省级党的领导，要加强党的领导。邓小平尖锐严厉地批判了派性，他说：“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两派是自然形成的话，那么，现在还搞两派，性质就不同了。毛泽东同志讲，要安定团结。让少数人继续在那里闹，能安定团结吗？”他再次强调要以毛主席的“三项指示”为纲，他说：“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把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坚持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对铁路、钢铁工业、军工、教育、文化、党风党建等领域继续进行整顿的同时，7月中旬，邓小平派胡耀邦、李昌去科学院，展开了对科技领域的整顿工作。在接见派驻科学院工作组成员时，邓小平指出：“整顿的关键是领导班子，经过整顿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在搞好安定团结的前提下，坚决向派性做斗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各部门的业务。”他指示工作组，到科学院，一是要了解情况，向国务院进行汇报。二是要搞一个科学院发展规划。三是要向中央提出一个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名单。他自己则提出，要当科技界的后勤部长。与此同时，邓小平还特别关注一些著名科学家落实政策和用非所学的问题，并亲自过问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在他的关心下，黄昆、汪德昭、吴仲华、谈镐行、杨乐、唐孝威等著名科学家得以落实了政策，并在各自的工作和专业岗位上做出贡献。
在全面整顿进行到一定深度的时候，邓小平决定草拟一些文件，以把整顿的成果固定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