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是九年一梦，一梦醒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生产力迅速提高，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就是原来一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获得了让人刮目相看的进步。我们身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起我们来，已经遥遥领先。看到这些，怎能让人平静，怎能让人泰然处之？有人说，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是对的，但是进行得太急了。是的，邓小平急啊，他怎么能不急呢？在苦苦等待了六年后，才获得了复出。在经过艰难险恶的斗争后，才获得进行整顿的权力和机会。他自己已是七十一岁高龄，而且，政治斗争仍然艰险如斯，政治前景中仍然充满了太多令人不安的变数。时间、机会，对于他来说，都太珍贵了。他要挽狂澜于既倒，他要报效国家和人民，只有抓住这一难得的、也许是最后的机会。他必须做到坚决、果断、彻底，而且义无反顾。他完全知道，这样做会触怒“文革”势力，而且也极有可能令毛泽东产生不满。但是，这是他经过多年的思考下定决心所选择的道路。他既然走上这条道路，就已别无选择，早已将个人的政治前途甚至生命置之度外。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信奉的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全面整顿，就必须对军队进行整顿。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军事院校负责人共七十余人。会议重点讨论改正不正之风和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安排超编干部等等问题。叶剑英、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等在会上讲了话。叶剑英在讲话中，痛责“四人帮”煽动派性，把全国搞得乌烟瘴气。他气愤地揭露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把军队搞乱的阴谋，对与会者大声疾呼：“你们要抵制！”7月14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军队整顿的任务》的讲话。在讲话中，他尖锐指出，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军队存在“肿、散、骄、奢、惰”等严重问题。他说：“军队整顿什么？就是整上面讲的那五个字。”他讲到军队要坚决反对派性，要恢复优良传统。军委的工作是两件，第一件是“军队要整顿”，第二件是“要准备打仗”。军队要抓编制，抓装备，还要抓战略。要自上而下地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领导班子要有威信，要敢字当头。他说：“现在确实有些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们都担忧啊！”他说：“现在军队一些不好的现象能不能克服，几十年的优良传统能不能继承和发扬，主要靠我们这些老同志的传帮带。只要大家带头努力，做到毛泽东同志说的八个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看，军队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可以贯彻好的。”会议后期，叶帅亲自与军队的高级干部一一谈话，一一打招呼，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叶帅对他们说，毛主席说现在有个“上海帮”，你们要注意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7月15日，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情况。1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转发了这次会议的有关文件和叶剑英、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这次会议的精神，受到全军指战员的热烈拥护。这次会后，由叶剑英亲自拟定，调整了全军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有效地阻止了“四人帮”夺取军权的阴谋。
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在林彪倒台后，一直觊觎军队大权，却一直未能攫取到手，心中十分不满。对于军队正在进行的整顿，对于此次会议的召开，他们更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会议刚刚开过不久，王洪文、张春桥就诬蔑和攻击军委扩大会议“问题多着呢”。对叶剑英和邓小平的讲话，他们阴险地说：“要批判的不只是这两个讲话。”的确是这样的，他们虽然一时不能阻止邓小平进行的全面整顿，但决不会善罢甘休，“好戏”还在后头呢。
在对经济领域和军队进行整顿的同时，邓小平在教育和文化两个领域，也着手进行整顿。
自5月起，教育部长周荣鑫在周恩来、邓小平支持下，按照周恩来和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积极着手整顿教育工作。他多次召开部内外干部、讲师会议，听取意见和了解情况，针对林彪、江青一伙对教育事业的破坏，重新提出教育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要重新为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恢复名誉，要重新恢复被严重破坏了的教育系统的各项工作。他多次在教育系统召开的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贯彻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批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并严厉地驳斥“四人帮”一伙破坏教育事业的谬论。周荣鑫的这些讲话和整顿措施，受到深受“文革”其害的教育界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教育系统按照这些讲话精神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评论，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整顿教育工作，像一股暖人的春风，吹遍了在“文革”中最先受到冲击的教育界。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全面整顿的工作任务是艰巨而庞大的，需要建立一个具有战斗力的理论写作班子。经过深思熟虑，6月中旬，邓小平向中央提出，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不久，国务院政研室正式成立，负责人为胡乔木，成员有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邓力群等。从成员名单即可知道，这是一支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很强的战斗力的“笔杆子”队伍。国务院政研室一经成立，就在邓小平亲自领导下，为全面整顿工作起草文件，并与“四人帮”那伙造反派刀笔吏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
文化领域，自“文革”以来，一直被“四人帮”视为他们的“势力范围”，被他们控制得最严。要在文化领域进行整顿，难度是相当大的。7月9日，邓小平指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收集整理文化教育领域的有关情况。邓小平说，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要防止僵化，现在的文章是千篇一律，是新八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没有贯彻执行，文学、艺术不是更活泼、更繁荣。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指示，国务院政研室开始整理文艺领域的问题，并将有关情况整理材料上报邓小平参阅。
对于文艺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毛泽东也有所醒悟和察觉。7月初，他在同邓小平谈话时曾指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7月14日，毛泽东就调整文艺政策作出了书面谈话。毛泽东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他还说：“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毛泽东如此明确的表态，对整顿文艺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文艺整顿，与其他部门整顿的方式大不相同。别的部门，是通过制定政策、召开会议、发动群众、调整干部、恢复和建立规章制度等措施进行整顿。而文艺部门的整顿，却是在与“四人帮”进行的一次次坚决而又艰难的斗争中进行的。
7月18日，江青肆意诬蔑一部反映大庆石油工人艰苦创业的电影《创业》有严重问题，下令停演，并叫嚣要抓“黑后台”。该片导演、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张天民致信毛泽东、邓小平，直言不讳地对江青和文化部核心小组批判《创业》提出不同看法，建议重新上映该片。邓小平将张天民的信转呈毛泽东。7月25日，毛泽东即在张天民的信上作了批示。批示说：“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毛泽东的批示下发后，江青竭力抵赖，推脱责任，否认给该片强加的十条罪名是他们搞的，并恶狠狠地说：“张天民告了我的刁状。”她诬蔑说：“张天民这个年轻人给主席写信，后面总有人支持，可能有坏人。”还说：“有人逼着主席批。”意指邓小平就是“黑后台”。针对已经开始进行的文艺整顿，江青凶相毕露地说：“目前有人攻击文化部，给文化部施加压力，说文化部是大行帮，我替他们顶着，老子不怕。”
不管江青怎样地撒泼耍赖，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精神，中央开始调整一些文艺方面的政策。由中央批准，《人民文学》、《诗刊》等杂志恢复出版，举行了聂耳、冼星海纪念演出，并将一小批被江青等诬为“毒草”的影片解禁放映。
关于电影《创业》的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但是，文艺整顿的斗争还在继续，而且更加尖锐。
下面一场斗争，是围绕着电影《海霞》展开的。
电影《海霞》于1975年初拍摄完成后，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人先后审看，肯定了该片，并建议上演。而在“四人帮”的授意下，文化部查封了该片的全部底片和样片，还给该片妄加罪名，称该片是“黑线回潮的代表作”。该片编导谢铁骊、钱江就此事上书毛泽东进行抗争。谢、钱二人的信，经国务院政研室的胡乔木和邓力群送交邓小平，邓小平将此信转呈毛泽东。7月29日，毛泽东在谢、钱的来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全体同志。”毛泽东批示的次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与在京政治局委员，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审看《海霞》。电影放映时，编导谢铁骊坐在邓小平与李先念之间，与他们边看边讲。“四人帮”的干将、文化部长于会泳坐在一旁，监视着场内的一举一动，之后，马上去向江青作了报告。邓小平、李先念和其他政治局委员认为《海霞》一片没有问题，中央旋即作出决定，此片可以在全国上映。《海霞》上映后，江青对此怀恨在心，等到再次批判邓小平时，她翻出此“案”进行反攻倒算，说《海霞》是邓小平支持的片子，叫嚷着“要算账”，还企图逮捕该影片的创作人员。
许多著述在评述这段历史时都说，1975年，好戏连台。指的是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和同志们一起，以惊人的胆略和魄力，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使在“文革”中遭受严重破坏的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军队等等各个领域，得到了一个整顿和恢复的机会，并取得了巨大成果。这次整顿的成果，使经历了九年“文化大革命”的全国人民，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生产的恢复、政治稳定的恢复和安定生活的恢复。从整顿的实践中，人们看到了意志，看到了信心，看到了正义，看到了希望。
1975年的这一段全面整顿，的确是好戏连台。但是，在这戏文之中，从始至终，一直充满了尖锐的斗争，充满了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充满了诸多变幻不定的因素。好戏连台，戏是好戏，唱得精彩，唱出了声色，但却唱得并不容易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