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的9月到来了。酷暑刚刚过去，冷冬还未到来。这是一年之中江西最好的季节。特别是我们这个步校，桐荫覆盖，满目苍翠，天气晴朗的时候，无风无雨，着实地令人神清气爽。这样的大好时光，如能够出去走走，该有多好。
父亲向江西省里提出，请示一下中央，能不能在江西省内，到井冈山、赣州老区走一走。9月底，中央批准了这一要求。江西省革委会在这一基础上，作出了去井冈山地区的具体安排：出去时按省级干部对待，车是伏尔加轿车，凡是要去的地方，均可由省里先行打招呼，以便接待。
父母亲做着走前的准备，把家务事详详细细地交待给我们。二老特别不放心邓楠，生怕他们不在家时有事儿不方便。要知道，这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孙儿出生啊。妈妈交待邓楠各种注意事项，交待邓林和我到时候一定要回来陪邓楠到医院去。看着二老这么不放心，我们姐儿仨反反复复一个劲儿地说：“没事儿，你们放心走吧。省里把医院都联系好了，到时候我们会找省里要车的，不用担心。瞧，邓楠给你们喂得这么胖，到时候肯定有劲儿，肯定好生，放心吧！”其实，我们知道，怎么说也是没用的。做父母的，怎么着都不会放心的。也不想想，我们都是二十多岁的人了，什么大风大浪都经历过了，生个孩子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唉，也真是没办法。
1972年11月12日清晨，趁着和煦的秋日晨光，父母亲二人在省警卫处一位同志和黄干事的陪同下，离开步校，乘车一路南下，奔赴井冈山地区。
这是他们到江西两年多以来第一次外出，也是自“文革”爆发六年以来的第一次外出。这次外出，标志着长达六年禁锢生活的结束。
在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后，父亲的“问题”已基本上算是解决了，虽然他还没有被正式宣布“解放”，但身份，已由“走资派”变成了“同志”。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政治意义的重要改变。
能够外出，父亲十分高兴。正像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所说的，他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六年，他真想出去走走，真想亲眼看看世界。
车子一路向南，快速而颠簸地行进着。前面坐着司机和警卫，后排坐着父母亲和黄干事三人。虽然有些拥挤，但天气很好，心情也是愉快的。中午，到清江县樟树镇吃了午饭。饭后也不休息，马上就走。下午四时到达吉安。
在吉安，父亲一行受到当地负责人的热情欢迎，被安排住在地区交际处毛主席1965年曾经住过的一号房。当晚与吉安地委的同志交谈，他询问当地的人口及其他乡情。他回忆起已经牺牲了的革命先烈，回忆起建国后第一任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及二野时的老部下张国华。听着情况介绍，他说：“好多年没有出来了，这次出来什么都新鲜。”当听到林彪企图篡改井冈山历史时，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历史还是历史，历史不能篡改，那是‘左’的路线。”
休息一夜后，13日，父亲一行到达永新县，参观了“三湾改编”旧地。1927年，就在这里，毛泽东对军队实行改编，把党的支部建立到连队上，实行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父亲感慨地说：“三湾改编很重要，秋收起义部队受挫，甩掉了追赶的敌军来到三湾，在这个清静的地方采取果断措施，对这支面临崩溃的部队进行改编，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创举。三湾改编与古田会议一样重要。”
参观后，父母亲当日乘车到宁冈县砻市。这里的茅坪坝，是红军时期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和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的会师之地，是当年湘赣边界党政军的大本营。在这里，父亲一行参观了毛泽东居住过的八角楼。当讲解员讲到林彪篡改“朱毛会师”的历史为“毛林会师”时，父亲插话道：“假的就是假的，真的就是真的。”身在井冈山的崇山峻岭之中，面对红军革命遗迹，父亲深有感触地对陪同他的人说：“井冈山精神是宝贵的，应当发挥，传统丢不得。”他肯定地说：“我们的党是好的，是有希望的。我们的人民是好的，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国家是好的，是有希望的。”
上述这一番话，父亲不只是对他人讲的，更是对他自己讲的。在他的心里，此时想到的，已不只是个人的政治命运和前途，甚至已不仅仅是对往事的追忆。他的思绪所及，已更多地涉及反思和展望。六年来，社会混乱，经济破坏，人民生活困顿，“文革”这场运动，肯定是错误的。但是，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样一个错误的运动，因为毛泽东决策的极大失误，因为一些坏人的横行当道，我们的党就无可救药、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就没有希望了呢？当时的人看当时的时局，可能会感到错综复杂，很难理出一个头绪。但是，父亲这个人，是一个永远的乐观主义者。对于事物，他从来不会只看一时一事一种趋势，而总是从长远的、历史的和发展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党、国家和人民受到“文革”重创，他自身也受到伤害，但这一切，都不会让他失去信念，不会使他丧失对前途的信心。毕竟，我们的党，是一个走过了五十多年的风雨历程，有着光辉历史和宏伟业绩的政党。毕竟，我们有着几千万信仰坚定、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毕竟，我们有着这么好的、这么坚强的、这么信任我们党和爱我们国家的人民大众。没有理由为了一个历史的曲折而丧失了对前途的信心。父亲说过，在他的一生中，“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最艰难的岁月。但是，即使在这个最为艰难的岁月，他也从来没有意气消沉和彷徨无措，更没有丧失信念和信心。其实，坚持这种信念的和抱有这样希望的，不只是父亲一个人。那么多的共产党人，在“文革”中受尽磨难后，仍然能够忠贞地坚持着信念，仍然能够坚定地保持着信心。这说明，尽管有分歧，尽管有坎坷，但是，经过五十多年曲折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党。组成这个党的，是一批有理想、有信念、有经验、有品格、有战斗力的革命同志。这些优秀的共产党员，这样真诚的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党和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证。父亲在井冈山说的这一番话，不是信口所说，更不是虚妄之词，而是久经考虑之后，掷地有声的金石之言。
离开茅坪时，父亲语重心长地对井冈山地区的同志说：“你们在这里很辛苦，过去毛主席在这里干革命时很穷，现在还是穷，以后会好的。”
14日，父亲一行到达海拔一千五百五十八米的黄洋界，凭吊了当年红军在险山峻岭上战胜敌军的战场遗址。虽然一路辛苦，但父母亲的精神甚好。特别是父亲，年近七十，上山下坡，却步态轻松，毫无倦意。要说，这还要归功于两年多的劳动生活，使他练就了一副好的身体。他拿着一根别人给他当拐棍的小竹竿，风趣地说：“我这一身零件除了这条腿，其他都是好的。”看见路边的野菜桔梗，父亲回忆说：“红军长征的时候，也是吃这个。有些麻口，但可以充饥，又可以解渴。”当晚，井冈山地方和军队的负责人招待吃饭。主人十分热情，客人也很高兴。饭后，招待看电影。当时文艺贫乏，除了八个样板戏外什么也没有。看电影也就是看样板戏《红灯记》。看到李玉和出场时，父亲笑道：“这个浩亮姓钱。‘文化大革命’了，连钱也不要了，就叫浩亮。”
父亲一行在井冈山上一共住了五天，参观了许多革命旧址。在井冈山期间，他们还参观了一个竹器厂。父亲对竹器生产很感兴趣，详细询问了生产和销售的情况。
第六天，父母亲一行告别了井冈山，驱车下山。刚到山下，他们接到消息，说邓楠在南昌的医院里生了一个女孩儿。本来一路参观，受到热情欢迎，已经十分高兴。听说得了一个小外孙女，父母亲真是高兴极了。有第三代啦，当爷爷奶奶啦，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这次出来，真是喜上加喜呀。
父母亲想尽快回南昌看他们的小外孙女，17日，便驱车从茨坪出发，到达泰和。在泰和，地方领导热情地用当地著名的乌骨鸡招待他们。父亲等参观了农业机械厂。父亲对农机厂生产的插秧机颇感兴趣，仔细地观看询问。他说：“插秧机这个问题，世界都没有解决，连日本都没有解决好，关键问题是分秧不均。”父亲还对当地干部说：“我也当过县委书记，当县委书记难。”他还说：“农业机械化是个方向，你们还要研究农业机械化。”
18日，在泰和，一位原红一方面军的老红军池龙也住在这个招待所，听说邓小平在这里，便要求见一见。池龙是原空军的干部，“文革”中被打倒，刚刚获得解放。父亲和他在红一方面军时期是战友，风雨沧桑几十年，两人一谈就谈了两个钟头。池龙指着身上被打的斑斑伤痕悲愤地控诉林彪集团的暴行。父亲说：“这帮人整人是不择手段的。‘文化大革命’是‘左’了，被坏人钻了空子。”谈到主席和总理时，父亲说：“毛主席是个伟人。总理吃了很多苦。很多老干部，包括军队的老同志，都是总理保护的。”对于林彪，父亲说：“林彪这个人不能说没本事，但是个伪君子。利用毛主席的威望发布一号命令，贬低毛主席，抬高自己。”接着，他又说：“林彪垮台了，我们党的日子会好点。就是有那么几个书生在胡闹。”
这是六年以来，父亲第一次对“文革”事物发表这样多的谈论。他谈了毛泽东，谈了周恩来，谈了林彪，谈了中央文革的“书生”们，对“文革”中中国政坛上的政治人物进行了评论。其实，这些想法在他心中早已形成定论，只是他为人严谨，从来不轻易议论。这次，政治环境已经改变，又在革命圣地与革命同志相遇，便将心中蕴藏了多年的想法说出，一吐为快。
19日清晨，父亲一行离开泰和，到达吉安参观一个公社。人们问他想看什么，父亲回答：“主要看看农业。”父亲注意地听当地干部介绍情况，很高兴地赞赏这里的副业搞得不错，农业也不错。他还十分有兴趣地看了大队的养猪场，并仔细地询问养猪的情况。
当日离开吉安后，父母亲没再停留，直赴南昌。晚上六点半到南昌后，他们没有回家，先去解放军九四医院，要看女儿和小外孙女。风尘仆仆，赶了一路，到医院一问，邓楠已带着孩子出院回家啦。医院的人说母女两人都很好，父母亲非常高兴。闲话少说，赶快回家吧！你想想，快七十岁了，才当上爷爷，能不急吗？
晚上八点左右，父亲母亲回到了家。一进家门，饭也不吃，赶紧上楼，要看外孙女。
邓楠把怀中的女儿交给爷爷奶奶。爷爷和奶奶，你抱一下，我抱一下，喜欢极了。可那个在襁褓中的小家伙，闭着个眼睛，皱着个鼻子，脸蛋儿挣得通红，好像挺不满意似的，在那儿直吭吭。不过，这个吭吭声细细的、嫩嫩的，让人觉得还怪好听的。爷爷说：“我们家里不分内外，都叫孙女，都叫爷爷。”
家里添了一个小家伙，着实地让生活增色不少。到底是个女孩儿，真是挺乖的。平时吃饱了肚子就睡觉，睡醒了就躺在那里自己看着自己的小手玩儿，不哭也不闹。家里就这么一个小家伙啊，让人怪心疼的。不过呀，也是太宝贝了，但凡有一点儿风吹草动，就会让大家手忙脚乱一番。小孩子嘛，总有个大小“方便”的时候吧。每逢此时，全家人立刻进入“紧急状态”。你看吧，拿纸的拿纸，拿盆的拿盆，拿粉的拿粉，众人围着忙成一团。妈妈喊着：“谁去拿点热水来！”那个当爷爷的，就会一边赶忙去提热水瓶，一边用四川话说：“我来，我来！”一个不大丁点儿的小家伙，把大伙儿给折腾得这通乱。
起名字也是个大事儿，也得全家人一起商量。我们郑郑重重坐在一起，又是找书又是翻字典，找了一大堆的字。人一多，主意也就多。有人想出一个名，就必会有人反对说不好。妈妈说：“当初给你们起名字的时候，我一个人起了就行了，爸爸从来不反对。你们现在主意太多，真麻烦。”最后，我说：“这么爱睡觉，叫眠眠吧。”这回大家居然没有异议，就叫小眠眠了。其实，大家都明白这其中的意义，小孙女诞生在爷爷的政治“冬眠”期。
妈妈对小孙女倍加疼爱，对女儿，可就没那么慈善了。为了给邓楠“坐月子”补充营养，妈妈本来专门养了十四只大肥鸡。不过事到临头，妈妈看见邓楠已经长得够胖的了，于是便坚决地改变了政策，只准她吃三只半。鸡蛋也只让每天吃一个。邓楠嘟嘟囔囔地发牢骚：“奶奶走的时候说，坐月子要吃十只鸡，每天要吃五个鸡蛋。可我呢，只让吃三只半鸡，还光喝汤，肉都让你们给吃了。真不公平！”妈妈才不管公平不公平的，馋也不让吃，还说要破除旧的不良习俗，营养够了就行了，并大讲要按科学办事。在我们家里，常常引起争论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性问题，就是科学与馋嘴之间的观点分歧。
上次从井冈山回来后，中办给江西省来电，批准邓小平夫妇可以外出参观访问，去哪里不受限制，待遇和接待规格可以提高。能外出参观访问，对父母亲来说太重要了。井冈山一行，看到了许多东西，有许多新的感受，也有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父亲决定再下赣南，到原中央苏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