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娱乐是最政治化的事物……很难领会美国对“政治的”是如何理解的，因为它的含义更经常地存在于它的否定形式中，就仿佛政治缺席了似的。
——维恩·文德斯
如果我们仅仅把好莱坞当成娱乐主义、拜金主义的典型代表，我们自然就会把好莱坞定位于暴力、色情和廉价的娱乐消费生产商，源源不断的垃圾影像从它的娱乐工厂运往世界各地；而当我们试图把好莱坞放到美国社会、全球文化这样一个整体结构中去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好莱坞正在严肃地传输意识形态文化，正在有效地使这种好莱坞主义行销全球，无数的观影者通过好莱坞影像建构着个人及其社会的意识形态，使之成为自身环境中的文化标准模式。
好莱坞的意识形态表达，一直弥漫在一切好莱坞的影像中，成为好莱坞电影支配性的内在结构法则。比如《拯救大兵雷恩》具有极强的娱乐诉求，揭示战争的残酷，探讨军人的勇气、牺牲精神也并不具备更多的娱乐原创性。但当“八个换一个”的意识形态主题出现时，比较单纯的战争娱乐画面立即成为人性和人道主题的多侧面意识形态文化探索，从而使得一次特殊的战场任务演变为特殊地指向个人的价值和意义系统质询，因此为任务牺牲的士兵，不仅是壮烈的勇士，也成为伟大的意识形态卫士——人性和人道的维护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拯救大兵雷恩》，很多人认为这是好莱坞战争爱国主义传统的再次流露（《野战排》中有这样的场景：刚刚屠戮过越南村庄的美国大兵，抱着、拥着越南妇女儿童安全离开。通过这种处理，斯通的美国大兵数秒钟之前的残忍行为便变成人失去理智的疯狂行为，一种在战争支配下的合理的疯狂行为，斯通达到为美国大兵或美国行为辩护的目标，战争的揭露和战争的爱国叙事有机地融为一体。），也许我们更应该超越这种简单的民族主义视野，关心的不是该不该流露，流露得是否合理，而是好莱坞是怎样运用人道主义文化背景，将美国历史或文化叙事娱乐化为世界史叙事的，好莱坞通过这种娱乐叙事建立了一个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视野的世界史景观？通过这种追问，我们可以发现，好莱坞意识形态不管是在正义还是非正义的环境中出现，都通过其意识形态建构获得一种影像的穿透力，正是这种穿透力，击中大众观影者心中基本的情感反应触角，使大众将好莱坞叙事转变成自己的叙事，将消费影像转变成人性对象，最终转化成对于好莱坞的欣赏、消费之情，变成好莱坞自身意识形态的忠实消费群体。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简单把好莱坞娱乐艺术中体现的意识形态等同于美国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我们也不能简单认为好莱坞意识形态就是大众意识形态的完全等同。在我们看来，好莱坞意识形态是一种二者之间的折中，是二者的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商业化的娱乐化的意识形态，是为自己的娱乐艺术服务的意识形态。为了充分说明好莱坞这种意识形态的地位、功能和作用，我们对此议题分别作出三个层次的阐述和分析。
意识形态视野中的好莱坞
“意识形态”语词的创立者为法国哲学家特拉西，他在《意识形态要素论》中，把意识形态解释为考察观念的普遍原则和发生规律的学说。法国哲学家孔德、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都曾对意识形态做过一定程度的研究，不过影响最大者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辞海》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对意识形态含义作出这样的归纳：“意识形态亦称社会意识形态，观念形态。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状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思想上层建筑的部分，表现在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形式中。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一定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并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对社会的发展起巨大的能动作用；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具有历史继承性；它的发展同经济发展并不总是平衡的，有时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在思想领域会超过当时经济上发达的国家。自从阶级产生以后，社会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辞海》（缩印本），中国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杰姆逊把源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应用模式归纳为七种。让我们以此为据做个简单勾勒，以认识其间的复杂文化阐释情境。
（1）“错误意识”。这种理论源自马克思对宗教、迷信为代表的各种唯心主义教条、谬误、欺骗等意识形态的批判，矫正错误意识的工具是启蒙哲学家确立的理性主义态度。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已经迫使人们反思理性的文化功能问题。因此，错误意识的意识形态概念反映的只是理性至上主义的内在逻辑思路。现今还是有很多批评家运用“错误意识”概念批评好莱坞电影，把好莱坞描述为一个虚假的意识形态。比如鲍玉珩在其专著《当代好莱坞——艺术、金钱与梦》中专辟一章“肮脏的好莱坞”对好莱坞进行批判，他说：“我们可以用浮华、势利、骄奢淫逸、耽于享乐、浪费、酒肉、毒品、犯罪窝等词汇来形容当代好莱坞。道德严谨的父母甚至不允许自己的子女到好莱坞去玩，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美国最肮脏的地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位教授的原话）当我的一些教授电影的朋友们知道我要写这本小书时，他们建议一定要把好莱坞肮脏的一面介绍给中国读者。”鲍玉珩：《当代好莱坞——艺术、金钱与梦》，第17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阶级斗争与领导权。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产生以后，社会意识形态就具有阶级性，任何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都是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阶级意识、观念、理论及其领导权的斗争。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是从阶级斗争理论中演化而出的，尽管也许带有议会民主的倾向，但其霸权的意识形态理论揭示了一种发生在思想意识中的霸权斗争，并表明一种无产阶级夺取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潜在可能性。积极斗争理论模式在一定时期内占据分析好莱坞电影的主流，如今虽已不再风行，但也往往借助后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新理论而具有或多或少的潜在应用。
（3）异化。尽管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已经出现了物化和商品拜物教等概念，指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化成为物与物之间的现金交易关系，但只有到卢卡契这一概念才得到真正的重视，他把异化和韦伯的合理化概念联系起来，使异化成为一个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合理化、商品化、工具化全面批判的哲学体系。法兰克福学派是另一个使用异化批评对资本主义进行尖锐批判的著名学派。马尔库塞说，“一切矛盾似乎都是不合理的，一切反抗似乎都是不可能的，毫不奇怪，在工业文明的最发达地区，社会控制已经被潜化到这样的地步，甚至连个人的抗议在根本上也受到影响，拒绝‘随大流’的思想情绪显得是神经过敏和软弱无力的”。使用异化这一非常哲学化的分析工具阐释好莱坞的批评实践比较少见，但一般性的解释好莱坞娱乐中包含对于资本主义异化文化反映的批评文字还是时常可以发现的。
（4）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乡村的日常生活研究与民俗学者有关，尽管他们的制度、符号等研究成果对后世有很多启发，不过那并不经常被指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研究，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19世纪城市所作的高度纪实性写作具有相当的意识形态价值，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研究表明，那的确是一种具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现代写作。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研究主题中包含着大量的日常生活异化研究内容，比如他们对于大众文化的批判、对消费社会的独特认知都是一种对于潜存在日常生活中资本支配因素的研究和批评。商品化、欲望和大众传媒批判是该派的意识形态批评主体内容之一。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批评方法在好莱坞电影研究中主要体现在后殖民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运用中，大多通过好莱坞产品消费习惯、趣味、模式、途径和内容分析好莱坞的文化影响等。
（5）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阿尔都塞理论中最有特色的内容是对意识形态机构的研究，他的意识形态机构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与国家不同，是一系列非政治性的制约单元，如家庭、教育制度、宗教等等。杰姆逊认为，此前的所有意识形态模式都存在精神状态与社会制度之间的脱节、人的主观世界中意识形态作用与意识形态外部的起源及其在社会现实中各种历史性制度中所发挥功用之间的脱节，阿尔都塞地理论填补了这种脱节，从而使得意识形态理论可以更具操作性地分析意识形态对于个体的影响。阿尔都塞的理论促进了文化领域内极有影响的研究，特别是电影领域。法国“银幕”小组成员集中对人们习惯的表现方法中含有的压抑性进行批判，指出这种表现方法“俘虏”了主体并且使它听命于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阿尔都塞和结构主义有着密切关系，这使得他的理论成为一个需要十分强的分析性手段掌握，因而国内的好莱坞电影研究中此类批评运用是较为少见的。
显而易见，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是一种全面分析社会意识、精神、心理、政治、宗教诸形式的宏观阐释框架，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文化哲学工程。对于好莱坞电影的娱乐艺术而言，可能每一种意识形态的分析模式都拥有别的视角所不可能具备的阐释优势，好莱坞也的确在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了它的意识形态本性，并作为这种意识形态的代言者而有形或无形的影响着、塑造着、潜在支配着大众的思想意识，成为他们思想意识中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来源。在当今这样一个媒介触角已经遍布社会和个体每一个神经细胞的时代，好莱坞娱乐艺术也会自然构成这个传媒触角中的一个有力部分。娱乐因其无国界而很可能悄然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无形的文化使者，变成意识形态的侵入者。大卫·普特南指出：“好莱坞视电影为能感染人和地方的观众的大众文化之精髓，而自己则是这一娱乐工业的核心，它的职责已被提高到道德使命的高度了，没有一种艺术的规则、义务和标准能代替这一娱乐观众、打动观众并赢得观众的中心职责。电影明星的神化、无休止的情感激发和宣传的无所不用其极，所有这些已成为了这正流行的全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文化已成为好莱坞的同义词，在进一步扩展后，甚至已成为美国的同义词了。尽管卢米埃尔兄弟首先发明了电影，夏尔·百代使其工业化，但最终还是莱默尔、楚柯尔和梅耶这样的美国大亨使电影成为可以出口到世界的产品，并最终成为该国最大的海外赢家之一，年出口额达五十亿美元。这样他们就创造了一种革命性的文化形式，这种文化形式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下层移民的拥护，而且宣扬了‘远见、进取、雄心、发展’的价值观，成功地合成了美国梦，并成为一种世界性语言”。
因此，不管是否是出于意识形态警觉，人们面对好莱坞影像浪潮，日渐深入地认识到了一个“文化国土”守护的责任与使命意识，法国人如此，韩国人如此，印度人如此，非洲人如此，中国人也不例外——闭关锁国时代，我们对西方娱乐文化的政策是毫不犹豫地拒绝、封锁，选择性地断章取义，意识形态立场上的有意扭曲。这种狭隘文化观念在改革开放后自然遭到应有的否定。但如何选择新路，仍然是一波三折。“十部大片”的决定曾引起一些人的强烈反对，一些业内人士担心此举会彻底打垮民族电影工业，某位著名导演更是愤然指出这是“助长美帝对我国的文化侵略”刘峥：《从10到20——我国引进外国影片回顾和展望》，《环球银幕画刊》2002年第2期。因为“十部大片”先天就是一个市场主导概念，所以事实上当初的多国引进意愿，很快变成了好莱坞电影的“独家经营”。不过显而易见，“十部大片”只是一个开放的标志，而不是拯救本土电影市场的手段，它标志着我们已经能够从民族主义的激进转向到市场主义的温和观念。但是虽然我们已经毋须那么“意识形态”地看待好莱坞电影消费，却并不意味着我们从此就可以不意识形态地认识问题。意识形态表现形式可能不同，意识形态问题始终存在，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追问——我们要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策略来护卫我们的文化？放眼望去，除却电影院的好莱坞大餐一天天丰盛，市场上巨量DVD消费所构成的民间地下文化通道，似乎也在悄悄地构建一个有关好莱坞式的文化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主流的文化观念就是“美国梦”。如果说偷渡、非法移民是将自己的身体迁移到某个国家，那么，这种巨量DVD好莱坞消费则是在实施一种“精神偷渡”行为，让消费者的精神移居他国文化土壤，成为文化上的他国公民。因为他的娱乐正如他所深信的那样，是一个深植在好莱坞现实中的自由理想，实现抑或不实现，都取决于现实中人的努力奋斗。“文化偷渡客”的“文化偷渡”，在其“文化移民”的过程中将使偷渡者日渐远离本土生活事实，成为一个真正的梦、一个身体和头脑相脱离的梦。这个梦，正在大量发生，并成为很多人的个体实践——无论在商品消费中，还是在人际交往中，抑或在看不见的心灵中。也许这正是很多人所忧郁的“文化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现实场景吧。
帝国与大众：好莱坞的双重身份
好莱坞意识形态文化始终存在着内、外两种不同的形象。作为内部的意识形态体现，这是好莱坞娱乐艺术和大众消费之间的文化关系反映，是好莱坞如何通过起意识形态策略赢得大众的意识形态认同，从而占领大众消费市场。作为外部的意识形态形象，它固然和其内在意识形态内容、形式密切相关，但更与好莱坞娱乐艺术跟其他民族、国家文化遭遇时所产生的文化碰撞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一个复杂的多元文化时代的意识形态境遇问题。我们先考察好莱坞的帝国主义身份，再分析其民族主义的大众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