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拉瓦锡，全名叫做安都昂·罗朗·拉瓦锡（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于1743年8月26日生在巴黎。我的一生的工作除了到外地参观视察以外，主要成就大都是在巴黎完成的。
从17世纪末至1774年，也就是我提出燃烧的氧化学说之前大约100年间，欧洲流传着的“燃素说”占统治地位。“燃素说”是普鲁士医生施塔尔提出的。照他的理论，可以用下面两个简单的式子来说明燃烧反应：
可燃物=灰烬＋燃素
金属=锻灰＋燃素
“燃素学”说实际上是很不科学的，可是却风行了100多年。许多著名的化学家，如舍勒、普利斯特里、卡文迪许都拥护燃素学说。
我原来是学法律的，因为父亲是一位律师，所以从小就培养我学法律。我在1763年20岁的时候，得到了法律学士的学位，并且获得律师开业证书。当时我家里很富有，所以我不急于去当律师，后来的兴趣转向了自然科学。
我最早感兴趣的是植物学，由于要采集植物标本，所以要经常上山。我在这期间，对于气象学发生了兴趣，同时也学会了使用气压计，这使我一生详细记录气象变化而没有停止。
父亲和亲友感觉到我对自然科学有浓厚的兴趣，也就没有再勉强我做律师工作。我从21岁起就专门跟着一位地质学家葛太德从事地质学研究，我们得到了法国政府资助，从而能从事全国地质图的绘制工作。
由于我的地质老师的建议，我转去学化学，当时在巴黎教化学的老师是一位很有名的教授，他的名字是鲁伊勒，教课是很有名的。在巴黎讲课时室内外挤满了听众，不仅有学化学的学生和药剂师，而且有许多社会名流，例如狄特罗和卢梭等人都来听他的报告，在他的报告里主要讲了当时的矿物学和矿物的化学作用。我很用心地听了他的报告，增加了许多化学知识。尽管我的大量工作是关于化学的贡献，可是我一生没有放弃对于矿物的研究。
我最早的一篇化学论文是关于对石膏的研究，我在论文中分析了石膏的成分，指出这是硫酸和石灰化合成的，我发现如果把石膏加热以后，就可以放出水蒸气。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的老师鲁伊勒就开始使用“结晶水”这个名词了。这个工作使我开始大量使用天平。我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在1765年2月25日向巴黎科学院宣读了，可是我的论文在1768年才在科学院院报上发表。
当时法国警察总署委托科学院研究路灯的改良（当时还没有电灯）。我参加了这项工作，设计了各种灯形，可使路灯格外明亮。虽然竞争的结果，没有选出最好的办法，但是法国皇帝赏给我一枚金质奖章，那是1766年的事。
当我22岁的时候，就有人提出我可以成为科学院的候补院士，当时我得的票最多，另外有一位工程师比我大10岁也参加竞选，我比工程师多两票。巴黎科学院就把我们两个人的名字送请法国的部长决定，结果是那位工程师担任了院士，我被指定为候补院士。尽管这样，我的父亲也感到相当高兴。在1768年3月之前不久，我被任命为征税官，主要是负责烟草和食盐的税收，这使我有机会视察法国很多地方。
1768年，我向巴黎科学院宣读了一篇有关浮沉的报告。因为这个时候，我正在研究矿泉水。当时欧洲纷纷传说，矿泉水可以用来医治多种疾病。在我之前，人们只知道用定性分析来分析水里的主要成分。我用浮沉计可以较快地得出分析结果。根据分析的结果，我写出了两篇论文。
1771年，我结婚了，当时28岁，而我的妻子只有14岁。我们虽没有生孩子，但一生却生活得非常愉快。她不但学会了做我的助手，并且在我的著作里，很多插图都是我的妻子画的。
到1775年，我又担任了皇家火药局局长的职务。我和夫人都到火药局里面去住，而在这个火药局里，我们建成了当时相当好的实验室。后来的大量研究工作，就是在这个实验室里完成的。
自古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水是一种基本元素，可是我却不是这样想的。当时英国的卡文迪许派了一位助手来，他告诉我，水是可以分成氢和氧两种元素的。
我为了证实起见，自己重复了卡文迪许的实验，证明了水的确不是一种元素，是可以分解成氢气和氧气的。从此以后，水的成分就确定了。
我告诉卡文迪许的助手，利用很干燥的氢和氧两种气体，燃烧之后，也得到了水。因此古代传说，水是一种元素的话，被证明是不正确的了。
1783年，法国正有人用氢气使东西升高，成为一件轰动的大事，当时认为人能飞到像云那样高。
法国政府就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指定科学院来研究，这个委员会有三位物理学家和两位化学家，我就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经过实验，我用把水滴在加热的炮筒上的方法来产生氢气，并且得到了大量的氢气。1785年我在兵工厂里做了这个实验，请很多人来参观，从此人们才相信水并不是元素，水被确实证明是由氢气和氧气结合起来的。
在1773年，我在实验本子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所做的实验使物理学和化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从化学史来看，的确是这样的。
1771年，当时我还不知道布拉克的潜热理论。我观察到，冰和水如果混合在一起，温度保持不变，这就是潜热的作用。只是当时我没有把潜热实验结果公布出来。
到1772年，我观测到氧化现象，这个现象使我迈出了化学革命的一大步。这个革命可以总结为一句话，就是“燃素说”是错误的，我的新化学一度命名为“反燃素化学”。尽管在我之前，瑞典的舍勒和英国的普利斯特里，先后发现了氧气，但是他们并没有利用自己的发现来推翻“燃素说”。
1772年的秋天，我燃烧了称过重量的磷和硫，发现所得产物的重量大于单纯的磷和硫，并把实验结果分别寄给巴黎科学院。
在1774年，我写了一本很重要的书，书名是《物理学和化学的重点》。
1774年10月，普利斯特里去巴黎参观。他和我以及其他法国化学家一起座谈，他告诉我们，如果把红色的汞沉淀加热，可以得到一种气体。这种气体很难溶于水，比起普通空气来，它使蜡烛烧得更光亮。这实际上就是氧，普利斯特里还叫它“脱燃素气
（dephlogisticated air）。
我听到普利斯特里的讲话之后，就在1775年也去把红色汞化合物加热，我本来以为可以得到“固定空气”（即CO2）。结果得到一种气体，通过石灰水以后不发生沉淀，而蜡烛在气体里点得更光明，所以我得出结论，这不是普通空气，它比普通空气更纯。
在1775年4月26日，我在巴黎科学院宣读自己的报告。我对于普利斯特里的发现是知道的，所以在自己的实验报告里，也用了“脱燃素气”这个名称。
在1777年3月21日，我在巴黎科学院又宣读一篇所谓“极纯空气”的论文。一直到1779年，我把这些实验放在一起称这为“极纯空气”或为“生气”（vital air）。后来利用希腊文的“酸”和“根”两个字，组成oxigine一名。到1787年，我和三个人合作的《化学命名法》书里，才用了oxygene一名（我们现在翻译成氧气，德文里至今译成Sauerstoff，日文利用原字的本意，翻译成“酸素”，附带说一句，中文氧气的命名也有多次的变化，最早是在英国人合信所写的《博物新编》里使用的。
这本书在1855年出版，用了养气一名。后来到了1920年，郑贞文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的时候，加了气字头。后于1928年，中国化学会讨论决定，用现在这个氧字——编者注）。
1778年，我又把同一篇报告在巴黎科学院去宣读。这一次我没有再用普利斯特里的“脱燃素气”这个名字了，而是用“极纯空气”一名。
我又做了一种实验，把氧气和氢气（当时叫“可燃气”）放在一起燃烧的时候，可以得到很高的温度，可使铂熔化。我在1782年4月10日，在巴黎科学院当众做了实验，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认为这是当时能够得到的最高温度。
当时氢气就是由我开始用hydrogen这个名词的。从此我就更反对“燃素说”了。我曾发表了一篇最出名的文章，题目是《燃烧概论》。这篇文章成为反对“燃素说”的一篇最重要的论文。从此以后，有很多化学家就不再相信“燃素说”了。这也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论文，这篇论文曾经译成英文、德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
